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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太平洋岛屿社会文化的发展
  • 作者:汪诗明
  • 来源:太平洋英联邦国家
  • 时间:2005-03-01
  • 关键词:西南太平洋岛屿;民族语言;城市化;传统观念

在欧洲殖民主义者到来之前,太平洋岛屿地区居民的社会发展水平很不一致。每个岛屿的社会生活都有其自己的特点。就一些小岛屿而言,那里的居民还没有分成部落,而是一个有共同语言和文化的整体。较大的岛屿通常都划分成几个地区,各个地区的居民都有其不同的习俗和方言。这是一个典型部族社会的特征。20世纪是太平洋岛屿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尤其是从60年代开始,太平洋岛屿兴起了政治独立运动。自那时起,整个地区的社会变化进程加快,小、孤立和自给自足的封闭社会逐步纳入复杂的国际体制的边缘。作为社会变化的标志之一——语言,在这一时期也得到很大发展。一些地方不仅出现了方言上互通的现象,而且官方语言的确定与推广,对消除岛屿之间彼此孤立的状态起到了促进作用。移民成为这一时期社会发展的新现象,岛屿之间以及向岛屿以外地方的移民不仅让一部分岛民摆脱了贫困,而且也成为城镇发展的动力之一。移民所带来的一些积极因素对传统社会观念提出的挑战是毋庸置疑的。这一时期各国政府都为发展本国经济倾注心力,希望通过经济发展来推动教育、医疗以及其他社会公用事业的发展,提高居民的社会福利水平。但同时应该看到,由于受到传统的族长制、殖民遗产以及地理上的孤立等因素的制约,这一地区的社会发展尚处在起步阶段,居民的社会福利还没有纳入制度化轨道。


一 丰富多彩的民族语言

语言是一种文化的载体,是一个时代变迁的标志,它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

太平洋地区语言的多样性与这一区域持续居住的不同岛屿群体有着直接关系。

美拉尼西亚的土著居民在人种上是十分单纯的。他们的语言却明显地分为两大类——巴布亚语和美拉尼西亚语。巴布亚语是从东南亚迁来的原尼革利陀人和澳洲型人的后代所使用的语言。据估计,在这种语言最为流行的地方,如巴布亚、新几内亚、新不列颠及所罗门群岛各地,它有700种之多,而且互不相通。如塞皮克(Sepik)下游地区的伊尔特莫尔语(Iatmol)被认为是最大的语种,讲这种语言的人约有15000人。而在盖泽勒(Gazelle)半岛上的马考尔考尔语(Makolkol),也许是最小的语种,说此语言的不足百人[]。由于这些地方的内陆地区与外界隔绝,交通阻塞,许多巴布亚语往往只有5000多人使用。又由于它们之间差别极大,所以有时山南山北仅数英里之隔,彼此的语言便不能互通。缺乏一种共同语言的现像在美拉尼西亚西部特别严重,长期以来一直成为行政当局深感忧虑的一件事。他们曾多次努力,企图创造一种共通的语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澳大利亚立即指定莫图语——巴布亚语的一支——作为新几内亚的正式语言,并且在推广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断了这项工作。20世纪70年代后,政府又加大推广力度,但成效并非十分理想[]

在美拉尼西亚的其余地区则通行美拉尼西亚诸语言。在新几内亚也有操这种语言的部落。美拉尼西亚语是巴布亚语文字及语形渗入基本的澳大尼西亚语而形成的一种混合语言,而澳大尼西亚语是由较后迁来的非巴布亚人带进太平洋西南地区的。整个美拉尼西亚各孤立岛屿群所特有的许多方言中都包含着美拉尼西亚语的特色。这些方言经过多年的演变,已大不相同,以致有的成为一种单独的或本岛的语言了,如斐济语即属此类。一般而言,美拉尼西亚语形或语言,通行于从新几内亚到斐济的沿岸地区。在内陆通行的则不是美拉尼西亚语,而是更早更原始的巴布亚语。相比较而言,美拉尼西亚语是最为复杂的一种语言,语言种类繁多,据保守估计,不下1200种。很多语言最多只有几百人使用,每个大的群岛都有几十种语言。像新几内亚岛屿就有至少900种语言[]

巴布亚诸语言和美拉尼西亚诸语言之间的差别很大。美拉尼西亚诸语言与印度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诸语言,都属于马来——波利尼西亚(南洋)大语系。属于这一语系的还有马达加斯加岛上土著居民的语言。而巴布亚诸语言则与任何其他语系没有亲属关系;而且,巴布亚诸语言之间的差别,也比美拉尼西亚诸语言之间的差别更为显著[]

密克罗尼西亚地区的语言也较为复杂,包含10种可以相互理解的语言,它们与其衍生的各种方言都来自同一澳大尼西亚语族,在词汇、语音和语法上彼此都有许多类似的地方,所以有“核密克罗尼西亚语”之称。密克罗尼西亚语通行于加罗林群岛东部,马绍尔群岛和吉尔伯特群岛北半部。

波利尼西亚是最晚居住人类的岛屿群。波利尼西亚语是大洋洲最为纯净的土著语言。因为使用这一语言的人居住在太平洋中心,没有受到迁移来的其他种族语言的影响。通行这一语言的群岛,有的相隔数千英里,这就造成了许多地域性的变化,使它分化为60多种语言。但是,所有这些语言都有密切关系,它们只是同一种澳大尼西亚语族语言的不同方言和次方言。所以,一个从夏威夷来的波利尼西亚人,同一个来自汤加或萨摩亚的波利尼西亚人,可以交谈而不感到太大的困难。值得注意的是,“古波利尼西亚语言中包含了诸如船帆、船桨、货船和航行等字眼,自然不叫人讶异,因为这些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子无疑协助了波利尼西亚文化横跨南太平洋,并持续壮大”。“另外,还有什么元素帮助推动与维持波利尼西亚文化?研究发现,古波利尼西亚语还包含了代表‘玛纳’与‘塔布’的字眼,这两种概念的细节当然已经改变了,而且每个岛屿的诠释都不尽相同,但其基本概念在长达两千年明显的丰饶文化中屹立不摇,表示能在战事不断的波利尼西亚生存的社会,就是对‘玛纳’与‘塔布’认真对待的社会。”[]

在谈到美拉尼西亚地区的民族语言或方言时,就不能不谈从德属新几内亚流传下来的一种叫做美拉尼西亚皮金语即“洋泾浜语”的语言。它诞生于拉包尔所在的盖泽勒半岛,是当地的口语经过多次演化而成。皮金语通常是基于一种世界性语言,如英语、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出于商业活动的需要,它包含一些非常简略的语法和词汇,这就使它比母语易学很多。美拉尼西亚的皮金语大约有1500个词汇。其中很多语言是一个奇妙的组合,如hauskuk(“house cook”),意为“厨房”(kitchen)?haussik(“house sick”),意为“医院”(hospital);hauspepa(“house paper”),意为“办公室”(office)。常见的词汇bilong(来自于“belong”),简单的意思是“……的”(of),如glas bilong lukluk(“glass belong look_look”),意为“镜子”(mirror),smok bilong graun(“smoke belong ground”),意为“灰尘”(dust);lait bilong klaut(“light belong cloud”),意为“闪电”(lightning)[]。在那里,体力劳动者通常用这种语言来记载他们的私事,而不用这种语言交流。他们选择的本质上是一种混合英语,辅之以商业用语。这种语言由于在社会的下层广泛流行,到后来,社会的上层也比较习惯这种语言,这样,皮金语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一种通用的混合语言。但这种语言也存在某些局限,如比较粗糙,甚至佶屈聱牙。有人就曾坚决反对将这种语言引入巴布亚。1964年巴布亚新几内亚联合立法议会成立后,一种经过加工提炼过的“洋泾浜语”已成为那里法定的辩论用语。它在许多公私立学校中讲授,全地区许多无线电台也用它来播送节目,许多定期的报章杂志也用“洋泾浜语”出版。不过,这种语言本身常有的粗糙表达法使它不能被普遍接受,政府的最终目标还是要使全体土著居民都讲英语。

欧洲人和亚洲人定居在大洋洲后,通常讲他们的母语。英语是一种流行较广的外来语。斐济的印度人数量自1944年后就超过斐济土人,所以各种印度语成了印度族人之间主要的思想交流媒介。有些地方情况稍稍复杂一些,由于在不同的时期被不同的国家占领过,如一战前被德国人占领的地方,而在二战期间又沦为日本人的势力范围,所以,在这样的地区,说德语或日语的人都有。

英国在西南太平洋岛屿拥有最广泛的殖民地,所以,殖民统治的另一个遗产——英语,在这一地区的英联邦国家中被视为官方或通用语言。通用语言的存在,成为这一地区不同民族或种族之间交流的工具。如瑙鲁把瑙鲁语定为官方语言,英语为通用语言。瓦努阿图官方语言为英语、法语和比斯拉马语,通用比斯拉马语。所罗门群岛全国有87种方言,通用皮金语,官方语言为英语。图瓦卢官方语言为英语,图瓦卢语为通用语言。基里巴斯官方语言为英语,通用基里巴斯语和英语。汤加的国语是汤加语,汤加语与英语并列为汤加的通用语。

几十年来,美拉尼西亚诸语言中的某些语言,有变成部落之间共同语言的趋势,某些巴布亚语言上也有这种趋势。这种趋势部分地与居民的基督教化有关,因为传教士们常常用某个地区最通行的一种语言来翻译《圣经》,如在所罗门群岛上通行的是戈图语和恩戈拉语[]。但这种变化不会动摇官方语言或通用语言的地位。


二 移民与城市化

在同西方人接触之前,太平洋岛屿地区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城市是围绕着西方人的行政和商业中心建立起来的。如斐济的列武卡城,在西方人到来之前,曾是一个位于大海与高耸的山丘之间狭长地带的小村庄。欧洲人殖民五十年后,列武卡有了相当的发展,并且取得了作为太平洋的一个主要港口和贸易中心的重要地位。1870年以后,它成为斐济的政治首府,直至1882年斐济新首府迁至苏瓦时为止。此间,列武卡是个较繁荣的城市。在城的南端建造了一个优良码头,还有许多从海滨街向外直接建造的比较小的码头。当地政府建立以后,城市街道、台阶、下水道和供水设施也得到了改善。1881年,这个城市有90家铺子,殖民人口1000人以上,而苏瓦只有200人[]。由此可见,早期城镇的居民不是土著,而是殖民者和外来移民。其中亚洲人由不熟练工人变成店主和熟练的手艺人后,就聚集在城镇中。

在西方世界早已完成城市化这一阶段时,作为西方世界的前殖民地,也在20世纪下半叶乃至晚些时候嗅到些许城市化的气息。太平洋岛屿国家的城市化既有来自内部的发展压力,又有外部世界的影响。作为国家政府,事实上并没有制定城市化发展的任何规划,所以总体来说,太平洋岛屿国家的城市化呈现一种自发的趋势,是靠民间和市场的力量来推动的。其中移民是加速实现太平洋岛屿城市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移民与城市化存在互动关系。移民是满足劳动力需求的一种手段,也是城市化发展的一种推动力,而城市化则需要移民,同时又能为移民创造安居乐业的机会,从而刺激移民的涌入,但必须处理好两者的辩证关系,过度移民或无序移民只会给城市化带来麻烦,造成人口的压力和管理上的失位。

就太平洋岛屿来说,这是一个较为封闭的区域。传统的农业社会使得大批劳动者固守在自己的家园里,有些岛屿的陈规旧习对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起到了限制作用。如在斐济,土著居民的规章要求离开农村到其他地方去工作的斐济人向他们原属的省份缴纳税款、学校教育税及其他应付款,以代替他们应该承担的公有制的劳动。离开农村而生活在苏瓦、瑙索里、列武卡及其他城镇的斐济人对此非常不满[]。“斐济人事务条例”似乎又从法律上强化了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

20世纪上半叶,移民受到了限制。岛屿之间的移民是有的,但只有征用太平洋岛民作为劳动力之用,其余皆无可能。殖民统治政策是强制的,目的在于使岛民待在农村。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危及西方的殖民统治秩序,而且也加快了城乡之间和岛屿之间的人口流动。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乡村一城市移民在整个地区开始流行起来。

出现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是教育的发展,尤其是中等教育的发展。在一个中心区域建立教学和生活设施较为齐全的国家中心学校,又带动了基础设施投入的增加以及负责管理移民机构的扩大。此外,建筑、商业和银行服务业也随之得到发展。一些小的制造业开始在某些岛屿出现,如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斐济等地,这些行业需要劳动力,需要那些惯常于农业劳动的人转变其角色。在斐济,绝大多数印度人都定居于产甘蔗地区。在所有主要的糖业中心,已有一些市镇形成起来。这些市镇都有印度商人和手工艺人为供应甘蔗生产者的需要而开设的大小商店。印度族的种稻农民和榨蔗工人以及那些从事混合种植的农民,都尽他们之所能,取得市镇附近的土地,这些人都是潜在的城镇人口。

城镇化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进展最快。1960年,只有3%的土著人生活在城市,到了1980年,有28%的土著移居到城镇。经济机会以及服务的缺乏“迫使”人们离开乡村,而对有偿劳动和现代生活方式的渴望吸引他们进入城镇。

在斐济,20世纪50~70年代,土著居民源源不断流入维提岛和瓦努瓦岛的一些城镇,这种趋势的出现部分是由于他们期望在那里可以找到不需要熟练技能的职业,同时也是由于传统的农村制度日益衰落所致。据1956年的人口普查,斐济人有24.5%离开他们的省区。“这就意味着占斐济族人口的四分之一的离开了农村的人都是以缴纳代偿金的方式来使自己摆脱传统的农村义务,因而,他们事实上已是在传统的农村制度之外与有关方面签订或多或少带有长期性质的工作合同的人了。”一位来自劳群岛的年轻人说:“劳群岛不似维提岛现代化,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来这里找工作的原因。我把我应支付的金镑和税款向劳群岛缴纳。我们劳群岛的农村依然是古老斐济的样子。”[]从中可以看出,有相当一部分斐济人现在已不是牢固地扎根在一个特定的“科罗”(村里)里。有许多第二代或甚至第三代的土著居民,他们同土地的联系早已不如他们的前辈那样紧密;他们同印度人和欧洲人或这个殖民地的任何其他的人一样,都是在同等的地位上谋生和从事职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虽然印度人在数量上是一个主要集团,但是斐济人的都市化速度似乎要快一些。住在维提岛上的罗图马岛人和其他太平洋岛屿上的人,也流向各个城市中心。一些新的郊区正在远离市中心的地方发展起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城市中心地区的空间要用来建筑办公大楼,也因为人口的全面增长[]。斐济的城市化呈现稳步发展的特点。1976年有37%的人口居住在城市,1986年为39%。90年代经济的发展为斐济的城市化注入了新的活力。1996年,有46%的人生活在城市[]。这一指标已接近中等国家城市化水平。

在萨摩亚,人口流动同样显著。1951~1956年,西萨摩亚人口增长最快的地方是阿皮亚和乌波卢西北部。这些地方靠近政治中枢,又是商业中心和大家向往观光的地方,这些已构成一个有力的因素,再加上接近欧洲人的种植园,为人口提供了雇工和取得某些商品的机会。除此之外,还可以用上自来水,享受医疗方便的好处[]

移民收入在绝大多数太平洋岛屿农村经济中占居重要地位。在基里巴斯和图瓦卢,移民收入主要靠到瑙鲁的磷酸盐矿签订临时劳务合同的工人或在外国船舰上工作的船员挣得。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和瓦努阿图,移民收入是由移居发达国家城市的移民赚取。一些国家,尤其是汤加和西萨摩亚,无论是国家还是乡村,其脆弱的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移民的收入[]。萨摩亚的移民收入模式在太平洋岛屿移民中是最为典型的。在最初的几年里,萨摩亚人定期地将汇款寄回家中,这笔款项成了他们家中收入的主要来源,被用于建造新房,或资助家中一些礼仪性的开销,如丧葬、婚嫁、招待客人,或资助他们家乡和教堂的建设等。海外移民社会的形成还刺激了椰子和芋头等出口工业的发展。移民的社会和经济结果就是对乡村地区“城市化”进程的积极影响。如1960年,西萨摩亚绝大多数人都居住在沿海地带,围绕在中心会所的传统的茅屋中,而今天,绝大多数人乔迁在由现代建筑材料建造的房屋里,而且坐落在主要道路两旁。绝大多数乡村都有自己的教堂和较为现代化的初级学校。这种变化差不多是靠在新西兰、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移民的汇款所资助的。

太平洋岛屿的海外移民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忧虑。有人认为,这种模式使得岛屿居民中体力和智力高于平常的人都竞相移居海外,从而不现实地歪曲了发展的愿望,加速并巩固了很多岛屿国家处在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边缘状态或从属于经济发达国家的地位。当然,也有给予移民以积极的评价。认为移民减少了人口的压力和对社会、环境的负面效应,挣得的外汇又提高了岛民生活的品质,刺激了第三产业的兴起。随着第三产业的兴起与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走出穷乡僻壤,加入服务大军中去,从而加快了城市化步伐。对于这一问题,应作具体和动态分析。有的国家目前还处在脱贫或温饱阶段,有的国家资源相当有限或几近耗竭,这样,移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社会矛盾,对环境保护也起到一定作用。但对另外一些情况较好的国家来说,移民尤其是所谓的高级移民,对这些国家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是明显的。总之,无论是属哪一种情形,有计划的和在政府指导下的移民显得越来越有必要。

由于政府管理者并没有就城镇的发展制定任何规划,这使得城镇的发展处在一种自发或无序的状态。如来自农村的斐济人往往是依靠那些已在城镇里定居下来的亲戚们过活,从而造成了住房严重拥挤的现象。由于他们的家庭一般都留在村里,所以,村里需要房屋的数量并没有减少。在一些人口比较稠密的地区,人们要取得盖屋的草料、竹子和其他木材的供应,都感到比较困难了[]。在城镇生活的人虽然不像往日那样在田间地头劳作,但衣食无着以及无所事事困扰着他们。在城市,能够找到一份工作算是幸运的了,没有稳定的住房倒是司空见惯,只有少数雇主有条件为其雇工提供住房,而绝大多数来自乡村的雇工不得不为自己有一个落脚之地而发愁。这样,擅自定居在城镇中的某一个疏于管理或不被看好的地方,就是很平常的事。如20世纪70年代的苏瓦市,极度拥挤、卫生条件不良、供水不足和类似的另外一些情况,是该市许多住宅区共有的特点。到了20世纪60年代,随意定居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已成为一个公认的社会问题。虽然很多定居地已是人口拥挤、肮脏不堪,房屋简陋,但是,这些地方逐渐发展成类似于乡村的有着共同种族——语言背景的社区。如何加强对这一特殊群体的管理成为地方政府较为头痛的一个问题。有的地方政府是通过一纸契约形式将政府所有的土地分配给这些定居者,并在其周围修建道路、提供电力和水源等。在城市生活的无序状态下,没有工作或其他消遣资源的人往往游手好闲、拉帮结派。他们抢劫房屋、商店,偷盗汽车。70年代初,这种社会问题仅限于莫里斯比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已向其他都市的中心甚至很多乡村地区发展,经常干一些无缘无故的暴力恐怖活动。中产阶级的城市市民被迫生活在用电线围成的高墙之内,低收入的家庭受条件所限,常常成为城市犯罪的牺牲品。在某些省份,这些犯罪团伙往往将触角伸向政治领域,一些政客利用这些黑帮势力替自己壮胆甚至威胁、打击其竞争对手[]

移民还对传统的农业经济带来挑战。从事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的工作正失去优势,年轻人当中从事这一劳动的人越来越少,他们的父母希望自己的子女去找一份白领工作,年轻人涌入城市的后果是把重担压在那些仍然待在农村的人。依赖于进口和加工食品是这些国家共有的特点。那些原本能够生产自己绝大部分粮食的国家,现在却正进口绝大部分粮食。一些更为年轻的人正在忍饥挨饿,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去种植庄稼或采集他们周围的食物。公共资金投向那些出口食品的生产而不是本地的粮食生产[]

城市移民的增加还给城市就业增添了压力,从而给社会稳定带来不小的威胁。这已引起一些岛屿国家的关注。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动力,也是现代化的标尺之一。这是一种通常的标准。

从广义上讲,城市化是指传统的、落后的乡村社会向现代的、先进的城市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从狭义上说,城市化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城市人口迅速集中,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城市功能更加适应工业化、城市在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逐步强化的历史过程。以此观之,南太平洋地区城市化的发展是相对滞后的,但对于这样一个土著文化源远流长且深厚的特殊区域来说,过度城市化或滞后城市化都是不可取的。过度城市化不仅没有可能带来经济繁荣,相反还使农业衰败、乡村凋敝,使得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贫富悬殊;造成人口大量涌入少数较大城市,并在那里形成规模不断扩大的城市贫困区;而滞后城市化,既不利于工业现代化,也不利于农业现代化和居民生活的现代化。因此,在考察这一特定地区城市化或现代化进程时,我们既要用通常的标准来衡量,又要考虑到某一地区特定的环境,具体问题应作具体分析。


三 传统社会观念面临挑战

从某种意义上讲,太平洋岛屿社会的最大进步莫过于一些传统观念的更新。对于一个以农业为主、以传统的生活方式为轴心的岛屿社会来说,传统观念既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力量,又是阻碍社会进步的因素。在某些方面或在相当程度上瓦解某些与时代发展不相适宜的传统社会观念,无论对人的现代化或物的现代化,都具有积极和现实的意义。

对于孤僻的太平洋岛屿来说,外在的力量或压力是传统社会观念的否定因素。这种外在的力量不管是来自殖民征服的一方,还是和平的移民群体,其生活状态、处世观念以及对社会发展的理解都与原住居民大相径庭。这种相互碰撞的结果只能是岛屿居民由当初对移入者的反抗、继而和平共处再到逐步地有条件地吸收外来者的某些新的观念。诚然,这些变化主要还是通过土著居民社会内部的自我调节与适应而体现出来的。传统社会观念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传统的贵族权威或家长制受到挑战。

一位在20世纪30~40年代多次访问过所罗门的伊思·霍格宾在《瓜达尔卡纳尔的社会》一书中谈到了该地社会所发生的显著变化。他说:“到了1945年世袭的酋长制已经消失了,再没什么机会举行盛大节宴,使具有野心的人物有可能爬上去。传教士的努力,已经导致了废除异教徒的庆祝典礼和根绝为未来的领导人提供额外劳动力的一夫多妻制;而政府又制止了当地人互相袭击,这意味着向战神奉献祭品和大规模往海外经商的结束。……再说,甚至在那个时期,老一辈中也没有人处在这样的地位能够要求年轻一代帖服顺从了。一旦青年人开始在种植场劳动挣得工资,老一辈的人就丧失了对财产的垄断权;而当一个人一经成为基督徒,他就对自己的行动承担个人责任,从而中止了依靠别人替他向神献祭了。”[]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斐济。有很多因素正在促使这个殖民地社会制度的结构发生变化。这些影响力量包括教育、无线电广播以及报纸的影响;斐济现在同外部世界更加密切的关系;对货币经济日益加深的依存以及斐济年轻一代独立思想的较大发展。按照传统,斐济的老百姓都必须效忠于他们的酋长,在战时给他们以支持,为他们提供劳动力,向他们进贡食物和其他各种物品,并在所有关系到他们日常生活的事情上愿意听从世袭的上层贵族的裁决。可是,现在情况有了变化。有相当数量的斐济年轻一代,已不再甘心于对这个特权阶层唯命是从。具有进取心的斐济族青年人曾到外国留学,受过高等教育,当他们回来时,他们对于自己在农村中的命运深为不满。他们没有机会用其所学。他们之中越来越多的人形成一群不满现状的人,同印度人站在一起,试图在这个殖民地实现经济的、社会的及政治的变革。在苏瓦市,受过教育的人们正在形成一个下层的中产阶级,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在政府里供职的。在他们中间有一种比个人的挫折远为深刻的“明确的不平之感”。在担任高级文官职务的酋长们和有能力的、受过教育的平民之间存在着种种社会的和经济的差距,这些情况引起后者深切抱怨。而且,把各种职务和责任集中在少数酋长(他们是在当前情况下有才干的领导人物)的肩膀上,这就会夺去那些非酋长级的人晋升和担任领导职务的机会[]

另一方面,酋长自身也在变化。往日的一夫多妻制已不再是酋长地位、身份和财富的象征。他们开始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小汽车成了他们的代步工具。有意思的是,一方面,他们对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破坏而怨恨不已,另一方面,又皈依基督教。而年轻酋长的观念与作风与他们的前辈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他们没有架子,常常和年轻村民一起去狩猎,一起出海捕鱼,傍晚和大家一起享受青年人生活的乐趣。

现代经济方式的出现,也在改变大洋洲社会传统的尊卑观念。有的村社因为有人在外做工,按年龄分尊卑的传统开始动摇了,因为老年人不得不依靠年轻人取得现金。在美拉尼西亚地区,青年与老人的传统关系完全改变了。从前由于聘金、结婚礼物繁多这种风俗,往往使青年人依赖于他们的长辈,从而对其长辈抱着歉疚和遵从的态度,而现在的年轻人自食其力,其现金收入往往多于他们的长辈。于是,他们在长辈面前不再像以往那样唯命是从,他们变得更加自信。

移民给传统的家庭结构带来挑战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一个总的趋势是,传统的大家庭结构正在向更多的核心家庭转变,如在西萨摩亚的尤波罗(Upolu)南部沿岸的一个村庄,1976~1986年间,人口因移民没有增加,但同期家庭的数目却有增无减,这表明传统的大家庭概念正在崩溃,取而代之的是以人口少为基础的现代家庭的出现。现代家庭正日益成为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单位和经济单位。

第二,岛屿社会变得更加开放。

在太平洋岛屿,不论在传统社会还是较为现代的社会中,商品贸易是多数岛民与现代技术接触的主要途径。这种接触对普通岛民的生活和态度产生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农村商店和城市小贸易中心常常成为社会联系的中心。在一些岛屿,集市贸易较为流行。对岛屿居民来说,一周一次的集市之行,既是为了购买物品,也是为了听取新闻。在新几内亚边远地区,一年一度的集市以及长途贸易同样具有经济交换和社会交流方面的作用。

收录机、电视机成了岛屿社会与外界联系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而生活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偏远角落的人们,经历了因黄金和石油的发现而带来滚滚财源的阶段,把直升机视为通常的交通工具。生活在孤立的环状的珊瑚礁岛屿的人们与亚洲的金枪鱼渔民日常进行交往和开展贸易活动。在汤加和西萨摩亚,村民家庭都有成员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生活,他们的影响成为创造“好生活”良好愿望的条件。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无论是商人、旅游者还是国际社会的援助人员,他们或长或短地与土著居民交往与接触,这些都对当地社会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影响的最终结果就是促使这一地区对全球的开放。

殖民时代的影响在于使岛屿进入欧洲人的影响范围之内。太平洋岛屿殖民地的弱小使得欧洲势力,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及其他形形色色的代理机构对这一地区施加一定、甚至是决定性的文化影响。岛屿取得自治或独立后,它们与其宗主国的关系日渐松懈,但前殖民势力以及那些至今仍拥有岛屿属地的势力仍然是该地区主要的援助者和技术顾问。有证据表明,这一地区变得越来越现实和更加开放,经济较为发达的周边国家或地区正在对太平洋岛屿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如日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等。

第三,性别决定社会地位的传统观念在悄悄地改变。

性别关系在太平洋岛屿文化中差异较大,但总的来说,男性地位远远高于女性。新几内亚高地就是性别不平等的极端例子。男人是根据他们积攒和分配财富(如猪和珍珠贝等)的能力来划分等级的,从“大人”(big men)到“垃圾人”(rubbish men)不等;而妇女则被有效地视为可以在氏族组织间进行转移的财产,她们种植庄稼、饲养家畜和养儿育女,毫无社会地位可言。

基督教对性别关系的解释,对土著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是积极和消极并举。在几乎所有太平洋岛屿社会,地位高的男子一般有能力娶一个以上的妻子,而地位低的男子娶一个妻子就算幸运的了。男女之间的结合及其家庭关系不是以感情和平等为基础,而是由男方的财富与地位来决定的,妇女成了一件被交换的商品,而且妇女的交换与价值不菲的商品交换是相关联的。传教士们往往把这些安排解释为男性对女性的买卖,他们采用了圣·保罗的基督教婚姻观:一个男人应有一个妻子,他有权利去指挥其妻子,但也有关心和保护其妻子的义务。在很多岛屿社会,丈夫与他们的妻子分别拥有单独的生活区域。传教士则认为,丈夫和妻子应与他们的孩子同住一处,男人应是家庭的供养者,女人则是他的帮手。因此,传教士认为岛屿社会的一些习俗,尤其是与婚姻和家务安排相关的习俗有必要进行改革,形成一个分工明确、责任和义务到位的和谐的两性关系。

前殖民地时期,绝大多数岛屿社会都没有专门为妇女而设立的正式组织。在19世纪中期基督教会开始确立其地位时,将正式的妇女组织引进绝大多数太平洋岛屿。有召集妇女从事宗教研究、装饰乡村教堂、为教会筹措资金和适合于女性艺术,如缝纫和烹饪等辅助性组织。这样的组织在20世纪得到壮大。此外,还有“安立甘母亲联盟”(Anglican Mother’s Union),“卫理公会妇女联谊会”(the Methodist Women’s Fellowship),“天主教妇女联盟”(Catholic Women’s Leagues)等等。在殖民地时期,一些岛屿组织发展成为全国性的非宗教性的妇女组织,如“西萨摩亚全国妇女理事会”(the National Councilof Womenin Western Samoa)。这些组织吸引了主要酋长的夫人的参与并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斐济和汤加的妇女组织将其主要工作重点放在保护传统文化以及在这些传统文化中对土著妇女的技艺的培训方面。斐济也成立了“全国妇女理事会”(National Councilof Women),这是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成立的,目的是向政府反映妇女的呼声,为教会和非宗教性的妇女组织提供保护伞。在西萨摩亚,情况有所不同。20世纪20年代后就出现了乡村妇女委员会。该委员会由酋长夫人和乡村演说家来领导,主要是通过监督饮用水的供应、乡村公共卫生、家庭卫生、消灭蚊蝇等来改善公共卫生状况。到70年代,乡村委员会发展成为多功能的组织,在社会、礼仪、经济以及健康保障方面发挥作用[]

在很多太平洋岛屿国家,殖民当局在20世纪50~60年代建立了名为关注乡村妇女的“社会发展”规划。这些规划通常是归属于一些对基层管理的部门负责。这些部门往往聘用妇女官员,如“妇女利益助理”或“社会发展助理”。妇女官员的主要职责就是向乡村妇女组织在有关营养、烹饪、缝纫、育婴、公共健康方面的工作提供指导。南太平洋委员会建立了“社区教育培训中心”,给妇女提供为期一年的适于就业的训练课程。自70年代起,更多的妇女规划由受过大学教育的妇女发起。这些规划旨在通过教育和让更多的妇女进入政府高层,从而制订防范对妇女暴力的措施等来提高妇女的社会和政治地位。80年代,两个非官方的国际组织“青年妇女基督教协会”和“太平洋东南亚妇女联盟”在该地区的工作非常活跃。20世纪末期,太平洋岛屿的妇女投入到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中来,由于她们接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有的甚至成为国会议员,因此,在国家政治的传统议题中必然出现反映女性需求的呼声,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应该看到,这并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更多的妇女在政治和社会上的地位并没有根本改变。当这一地区的男人们自由地拥抱现代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教育和政治制度、道德和时尚时,妇女还必须固守传统的社会生活规范,小心谨慎地面对现代生活,这在美拉尼西亚地区尤其明显。


四 社会公用及福利事业

在殖民地时期,殖民政府给予岛屿居民的社会福利以一定的关注,但其管理体制的特性决定了殖民地的民生事业停留在一定的水平上。

到1970年,各群岛的公用事业还非常有限,只有水、电两项公用事业。它们在各岛的发展程度也大不相同,通常只有城市才能得到水电的正常供应。饮用水的供应对于许多群岛,特别对于小珊瑚岛,是比较重大的问题,它成了改进地区健康条件的主要因素。从瓦屋顶和金属屋顶流下的雨水有时被贮存起来当作饮用水,有些火山岛上熄灭的喷火口成了天然蓄电池。自来水的供应只限于西方人的住宅、旅馆和较好的城市居住区[]

影响殖民地社会福利的各种社会因素中,教育是引起较多关注的领域。学校和教师的缺乏则使数以万计的儿童入学无门,从而限制了教育的发展。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二战后约有50万适龄土著儿童,但只有9万人入学,而且他们接受的大部分是低级教育。亚洲人、欧洲人和其他混血种人情况较好,他们的子女往往在澳大利亚接受高级教育。大多数小学是由教会主办的,而绝大多数高级学校则是由政府出资兴办的[]。相比较而言,殖民时期,斐济的教育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在政府的各项经常性开支中,教育的投入一直居于前列,如1960年,斐济的教育经费是1179411镑;医疗卫生事业经费是844881镑;农业经费是238124镑,林业经费为85794镑。斐济共有学校540所,其中由政府直接管理和负责的有38所:10所供欧洲族学生上学,14所供斐济族学生学习,10所供印度族学生学习,4所供属于混血种的学生学习。绝大多数学校都是由政府给予部分资助的,另有许多学校则是由各教会和各种族社会自己办理的。但斐济的教育同样存在很多问题。首先,学校教育实行种族隔离制度。各级学校基本上是根据种族的来源、宗教和语言而隔离开来的。政府对教育事业有三种预算,分别用于欧洲人、斐济人和印度人。以种族为界线而分开设立的学校,对于促进各不同的种族群之间的相互了解以及他们之间应存在的友好关系,都是一种障碍。斐济经济和社会情况调查委员会主席指出:“种族学校的存在是不必要的,也是有害的。”其次,教育和行政管理问题因地理、种族及语言等因素而复杂起来。因为这个群岛的各个住有居民的岛屿分布于面积很大的地区,有许多学校,人们只有乘船才能到达。在维提岛和瓦努瓦岛以及其他岛屿的小山间,只有通过骑马或徒步的陆路旅行才能到达各学校。第三,课程设置不利于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博学的地理学家斯帕特在评论斐济的学校课程时说道,在较高级的学校教育中,不幸的是中等教育在其“政治的和结构的”方面是以新西兰学制为模式的,具有一种西欧的倾向性,而不是就社会整体化的历史过程和各种地方文化互相混合的结果这两方面授予学生以一些概念[]

太平洋岛屿地区的医疗事业也非常落后。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乡村官员被期望具备一定初步的医疗知识,但情况很不理想。倒是传教士在医治疾病方面有了用武之地。教会建立了一些医院,一些教士成为医疗护理人员。二战后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建立一个能够控制传染病传播的组织,用来监督乡村和个人的卫生,同时用来救助那些需要医疗救护的人。为此,巴布亚新几内亚托管政府出台了一个全国性医疗计划,用来治疗绝大多数常见疾病。如规定治疗的物资要打包,诊断疾病的处方要简单明了,带有发热和头痛症状的疟疾,可以用阿司匹林等药物加以医治,发热和咳嗽并伴有呼吸困难和胸痛是肺炎或支气管炎,可以用油状的盘尼西林和咳嗽减痛片来治愈。一些热带疾病都可以用现代医药来治愈。除此之外,健康部的所有雇员都要督促乡村保持清洁卫生,定期报道检查报告等等。这一计划的实施使得由欧洲人和土著人组成的医护队伍更加有效,很多医疗组织现在越来越关心常常发生在农村的、较为常见的简单的医疗事故,如烧伤、被各种动物如鳄鱼和鲨鱼咬伤等,一些土著人的天赋在治疗这些不幸事件方面也能派上用场。20世纪50年代在莫里斯比港建立了一所中心医疗训练学校,重在训练更多的年轻的土著医生,而在这之前,高级土著医护人员都在斐济接受培训,而现在的拉包尔、马拉汉格(Malahang)、威瓦克(Wewak)、高诺卡、哈根山和塞豪(Saiho)等地都建立了医护训练学校[]。到1960年,传教组织在托管地区建立了91所医院,391个救助站,108个儿童福利流动诊所。

邮政通信事业的发展也很不理想。电话和邮政系统是太平洋岛屿地区对外联系的主要渠道。虽然有些群岛之间已铺设海底电缆,但电话系统在当地一部分通讯和对外的大部分通信中,仍要靠无线电联系。在多数场合,邮政业务和电话业务系由同一机构的同一人员办理。邮电业务大都由政府经营管理。到60年代末,在已开通的有限的电话系统中,只有所罗门群岛保护地的电话系统是全自动的,但它拥有的电话机不到400部。斐济的电话系统是规模最大的一个,1968年它拥有12800多部电话机。所有群岛都有邮政系统,但业务种类和效率很不相同。1969年,西萨摩亚的邮政系统在阿皮亚设有一个总局,全国有16个支局。阿皮亚有954个私人邮箱,邮局也办理储蓄业务。斐济的邮政系统有140个邮局,其中有73个承办直接邮务联系。航空邮政由班机承担,岛屿间的一级邮件最快时即由空运。但瑙鲁没有定期航空邮政业务,邮件要靠轮船运送。许多岛屿如汤加系靠小商船分发邮件。海关官员有时充当邮政局长[]

随着自治进程的加快,岛屿居民在对社会发展寄予一定希望的同时,也给殖民管理者施加了不小的压力,而后者也不得不作出一定的让步,并在发展社会福利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努力。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整个大洋洲都已开始实施各项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所有计划都围绕一个共同目标,即利用当地资源,发展物质生产和社会福利事业,提高生活水准,实现经济和社会制度的现代化。

所罗门群岛管理当局为了支援经济建设和改善生活条件,开展了各种建筑活动。1967年,霍尼亚拉开始实行房屋建造计划。这一年着手建造的廉价房屋就有200多幢。其他居民集中区也在建造房屋。随着经济活动的扩大化,各项公共工程计划也得到相应发展,如修建公路、机场、码头和发电站等[]。在医疗卫生方面,所罗门政府十分强调把发展预防药物和扑灭各种传染病,如麻风病、肺结核和疟疾作为重点,已经建立了一个广大的散布在各岛的以100多个医疗所为基础的农村保健机构,每一个医疗所为1500~2500人提供服务。它们配备经过训练的护士和医务助理,并主要由地方委员会负责管理,政府办理的主要医疗机构有设在霍尼亚拉的中央医院,以及多所区医院等[]。瑙鲁在社会发展与福利计划方面也取得了不少的进展。为居民建造廉价住房是政府重视的建设项目,建筑经费系从提交给信托基金的磷酸盐矿收入中拨付。6~17岁的国民免费受义务教育。国家开办医院和诊所,一般医疗和牙科都是免费的。必要时病人被送到国外治疗,本土岛民的费用由政府负担。电话、报纸和眼镜都属于向顾客免费提供的商品。汤加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65~1970年),在社会公益事业方面,1969年年底前完成的工程有努库阿洛法深水码头,航空集散站大楼,邮政、警察训练所和政府行政机关的公共建筑物以及淡水供应设备等。一所能容纳200个病人的医院也将竣工。在卫生方面开展的工作有国民结核病防治运动,妇幼保健设施及节制生育诊疗所的兴建等。在制定并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1970~1975年)时,教育的发展受到了优先考虑。但这种考虑被认为应以未来人力需要的调查作根据,有选择地满足专业技术方面的实际需要,而不是广泛地扩大教育体系[]

70年代中后期,由于有更多的岛屿地区加入到自治或完全独立的行列,所以,太平洋岛屿地区的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到90年代末乃至21世纪初,各岛屿国家政府在发展教育、全面提高国民生活水准方面都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政策,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发展仍不平衡。

斐济民族政府成立之初,就宣布把推进斐济各项社会事业作为政府的施政要旨,把改善教育、让更多的斐济人参与社会各项事业列入议事日程[]。1985年,社会服务性项目开支占整个财政支出的28.9%,教育和医疗占社会服务性开支的91.1%。有大约665所小学,130所中学和36所职业技术学院[]。过去20多年间,斐济的教育无论在扩大办学规模和提高教育质量方面都有很大提高。小学实行免费教育,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8%以上。每年教育经费约占政府总预算开支的15%。2000年教育经费共1.8亿斐元。南太平洋大学(University of the South Pacific)是南太地区各国合办的大学,位于首都苏瓦市。它为斐济人提供了更多的大学教育和培训。1998年,在校外籍学生达2908人,本籍学生3443人。对那些国内紧缺人才而南太平洋大学又无力培养的,政府与私人都大力资助斐济学子到国外深造[]

近年来,斐济政府把减少贫困和提高社会福利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1999年国家发展规划的11个目标中就有3个直接涉及社会福利。如减少贫困,将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降到20%以下;把改善健康,其目标是将人的寿命提高到73岁(1960年,斐济人均寿命为59岁,1998年为67岁);提高人的教育水平和技能[]

斐济政府十分重视乡村地区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准的提高。为此,政府专门聘请一些对乡村社会发展给予高度关注的人士作为评议员。这些评议员献计献策,为斐济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提高作出了突出贡献。2003年9月29日,斐济人“地区咨询评议员”(District Advisory Councillors)在拉巴萨(Labasa)开会,斐济多民族事务大臣乔治·休·拉吉(George Shiu Raj)在开幕式上致词时说,斐济政府一贯将农村发展放到最优先位置,但是发展农村工作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他说,立法会议自成立起,就一直强调对农村发展的组织和管理,他说应该动员斐济各阶层人士都来关注农村的发展。他高度评价了评议员们在乡村发展计划、规划和项目方面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他说:“政府认识到你们付出了时间、精力和努力,我必须借此机会感谢你们对乡村社会发展所作的贡献。”他对评议员们说,好的道路、清洁的水资源,电力、学校、祭祀场所和运动场是经济、社会和健康发展的必需。“农村发展对改善和提高偏远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准是至关重要的。”[]

与太平洋中小收入岛屿国家相比,汤加算是一个健康水准较高的国家。汤加王国被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是肥胖率最高的南太平洋岛国之一。汤加人体格肥胖的主要原因据说是长期以来以薯类为主食,加上终年气候温和舒适,不喜爱体育运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睡眠的时间过长所致。随着现代医学的进步,人们认识到肥胖不仅影响形体美,而且能引发慢性风湿、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等疾病,为此,汤加一改以肥为美的传统观点,从1995年8月1日起,开始了首次全国性的有奖健康减肥运动,77岁高龄的国王陶法阿豪·图普四世陛下带头参加这一运动以示支持。这项活动也得到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南太平洋委员会以及澳大利亚等国的支持。在汤加,传统的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这主要是因为存在一个初级的健康医疗体制及人们使用清洁卫生的饮用水等。但近年来,汤加的艾滋病感染者呈上升趋势,这对政府的健康计划形成新的挑战。汤加在教育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全国几乎没有文盲。小学实行免费教育。中学后的专业技术学校和培训中心有:社会发展和培训中心、汤加技工学校和汤加师范学校等,可以发给各种结业证书。汤加无大学,但设有南太平洋大学一所分校。政府和一些英联邦国家提供部分奖学金送学生出国深造。仅1995年,有251名学生获政府奖学金出国留学。在第七个发展战略规划(2001—2003年)中,汤加教育部对教育的发展规划是,重组教育部,对教育法进行适当修订,建立全国资格委员会,制定正式的学前教育规划,建立全国性大学[]。2001/2002年度,政府教育预算为1364.82万潘加,占当年财政预算支出的10.61%。同一年度,汤加医疗卫生事业预算为974.48万潘加,占当年财政预算总额的7.58%。1998年,全国共有4家医院、14家卫生所、307张病床、医生46名、护士316名[]

20世纪90年代,西萨摩亚接受来自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提供的多笔医疗资金援助。萨中小学教育基本普及,文盲率2%,全国有国立小学157所,中学21所,教会学校36所,师范学校2所,国立大学(为大学预科)1所,还有南太平洋大学分校——阿拉富阿农学院。全国每年有4800名大中学毕业生需要就业。1999—2000年,教育预算支出3772万塔拉,占政府预算总支出的11.52%。全国有医生56人,国家医院2所、地区医院7所,卫生中心9所[]

瓦努阿图自独立以来,在医疗保健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2001年,卫生部预算达8.92亿瓦图,下设南方保健局、北方保健局、公共卫生局和计划管理局。全国共有5所医院、180个救援站、79个门诊部和23个医疗中心。卫生系统共有工作人员700人,其中在医院工作的医务人员约420人。人均寿命为68.5岁,婴儿死亡率为2.6%。瓦司法、文化、妇女和宗教部为其文化工作最高领导机构,由该部任命组成的“全国文化理事会”领导文化工作。瓦文化中心为具体组织开展文化活动的机构,下设国家博物馆、国家图书馆、文化遗址登记处、国家音像档案处。瓦教育制度规定,小学6年,初中4年,高中3~4年。2000年政府办学校:小学284所,初中30所。私立学校:小学114所,中学28所。全国小学生35083人,中学生7255人。中等职业学校有:国立技术学院、师范学院、护士学校、警察学校等。南太平洋大学法律系(为分校)设在维拉港[]

瑙鲁国小人少,没有城市,只有海滨低地布设居民点。瑙鲁人一般居住在政府建造的住宅里。欧洲人住在山边修建的新住宅里,住宅里的设施基本都是现代化的,家具齐全,既美观又舒适[]。瑙鲁人均收入4600澳元,实行免费医疗。全国有两所医院。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学生在国外接受高等教育,费用由政府提供[]

非常矛盾的是,按照自然资源,巴布亚新几内亚是美拉尼西亚地区最富有的国家,然而其生活水准却是最低的,婴儿死亡率居西太平洋地区之首。1999年,婴儿死亡率9.47%。巴新全国有19家医院,240多家诊所。人均寿命54岁。主要流行病有痢疾、肺炎、疟疾等。近年来,巴新艾滋病患者增多。巴新教育体制分中央、省、地三级。1999年,全国只有55%的人口受到6年小学教育,其余均为文盲。2001年11月,巴新政府出台耗资1.5亿基那的“免费教育”计划,免除全国中小学生的学费。全国有社区中小学3000多所。现有6所大学,学生约1万人。另有21所私营城乡国际学校,在校生6000余人[]。巴布亚新几内亚也是一个严重依赖外援的国家,澳大利亚是巴新最大的给援国。2003年财政年度澳援巴新款额超过了3亿澳元,约合7亿基那。澳计划将援助主要用于加强巴新政府治理能力,尤其是控制政府财政支出;鼓励真正可行的可持续发展和消除冲突与不稳定因素等。在这其中,政府治理获得了29%的援助款项,交通等基础领域占了27%,教育为20%,医疗卫生和资源可持续发展分别为20%和3%,其他为1%。2003~2004年间,澳仍将为巴新农村地区提供服务,特别是医疗卫生、药品与基础设施等。澳外援署(AUSAID)研究报告称,如果艾滋病不受遏制,到2020年,可能导致巴新经济与社会各指数的大幅下滑,并使巴新劳动力人数减少13%~38%,财政出现9%~21%的赤字。为此,澳将专门援助6000万澳元用于巴新遏止艾滋病蔓延,为期5年[]

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对生命健康的关注,太平洋岛屿居民的饮食结构正在发生变化,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这一地区传统的食物是碳水化合物和淀粉含量较高而低脂肪的食物,如块根作物香蕉和面包果等,这些食物营养价值很小。一般说来,热带的块茎作物都是这样的。就这一点来说,根果远不及谷类。一个人一天要吃4公斤左右或更多的芋类才能吃饱[]。这样就出现了一些与食物结构和饮食习惯有关的疾病。与蛋白质相关的一些疾病包括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痛风、牙龈疾病、癌症、婴儿发育迟缓等,这些成为常发性地方疾病。这些疾病都与饮食中缺乏维他命和矿物质有关。糖尿病在波利尼西亚和密克罗尼西亚人早期阶段是一种常发疾病。这种疾病易导致失明、肾病、坏疽病以及其他心脏和动脉疾病等。与蛋白质有关的某些疾病的发病率在太平洋岛屿国家中是很高的,如瑙鲁是世界上糖尿病发病率最高的国家,基里巴斯人由于缺乏蛋白质而成为世界上眼睛失明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心脏病在几乎所有太平洋岛屿国家中是死亡率最高的四种疾病之一。但近年来,太平洋岛屿国家的食物来源和结构都在发生变化。他们从国外进口精制大米和面粉,还进口一些糖分、盐分和脂肪较高的辅助食品。饮食变化带来的经济上的后果就是所有的太平洋岛屿国家越来越依附于进口食物。食物和饮料占了绝大多数太平洋岛屿国家进口产品价值的17%~28%[]

肯定地说,太平洋岛屿居民的生活方式已大大地改变。一种“现代性”的生活方式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和喜爱。绝大多数人居住在由非传统材料,如砖瓦、钢筋和混凝土建造的房屋里。他们穿着进口的服装,消费进口的物和饮料;他们有着全面的初级和中等教育以及基本的现代医疗服务;他们观看由城市中心地区发送的电视节目,及时地了解外面的世界。尽管大多数岛屿国家失业率很高,但那些有工作的人的薪水比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工资还要高,一些社会上层甚至还拥有非常现代的交通工具——飞机。一句话,现代生活正逐步走入每一个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