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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太平洋岛屿的独立进程
  • 作者:汪诗明
  • 来源:太平洋英联邦国家
  • 时间:2005-03-01
  • 关键词:西南太平洋岛屿;独立进程 ;民族主义

太平洋战场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之一,为抗击日本法西斯势力作出了卓越贡献。战争期间,太平洋岛屿不仅成为盟军作战的后方,而且以各种方式参与抗战,成为埋葬日本侵略势力的重要力量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在很多方面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事件。无论是英国还是自治领或殖民地,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二战的影响与冲击。这种影响与冲击对于它们之间关系的调整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大洋洲人民中间引起了新的政治觉醒,促进了争取自治和独立的运动。二战后,联合国方面的督促,加快了许多地区实现自治或独立的步伐。这一趋势在该地区的反映是不平衡的。由英国树立的非殖民化的模式被新西兰第一个应用于西萨摩亚。后者于1962年1月1日取得了独立,成为战后大洋洲第一个宣布独立的国家。西萨摩亚的独立,对这一地区的非殖民化进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库克群岛的非殖民化的结果就是1965年建立了完全的内部自治政府,与新西兰政府保持自由的松散联系[]。在瑙鲁,尽管有英国的不情愿撤出和澳大利亚的反对,但是在瑙鲁强大的民族主义以及国际社会的压力下,这个太平洋最小的岛国于1968年建立了独立的共和国。70年代是太平洋地区的非殖民化时代。斐济和汤加均于1970年割断了与英帝国的联系,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国家。1974年,纽埃获得了自治,并同新西兰保持自由联系[]。1975年巴布亚新几内亚取得了独立。1978年,所罗门群岛实现了独立的愿望。在非殖民化进程中,自身族群矛盾较多的吉尔伯特和艾利斯群岛干脆一分为二,前者于1979年独立,取名基里巴斯,后者于1978年独立,命名为图瓦卢。1980年,英国在太平洋地区最后一块殖民地——新赫布里底实现了非殖民化,改名为瓦努阿图。至此,南太平洋岛屿的政治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但由于这一地区的非殖民化运动起步较晚,并且都是通过和平的手段来实现的,所以,获得自治的岛屿基本上都与原来的宗主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其依附属性一如既往。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它们并没有实质性地登上国际舞台,其在国际政治舞台中的边缘地位并未因为自治的建立而有根本改观。


一 西南太平洋岛屿卷入二战

日本在二战期间希望通过侵略战争建立其在东亚的新秩序,并将其防御半径向东延伸,即从北方的千岛群岛(Kuriles),向南穿过马里亚纳群岛(Marianas),威克岛(WakeIs land),马绍尔群岛(the Marshalls)和吉尔伯特群岛,到新不列颠的拉包尔,形成从缅甸到新几内亚及其附属岛屿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日本此举意图有二:一是在经济上,为日本的制造业提供巨大和可靠的市场以及稳定的原材料来源;二是在军事上,阻断盟国对中国提供援助的路线,达到进一步孤立中国的目的[]。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野心不仅损害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的主权,而且也给广大的南太平洋岛屿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极大损害。

早在1940年晚期和1941年早期,德国军舰袭击了在太平洋上的英国目标,几艘商船被击沉,瑙鲁遭到轰炸,新西兰水域也布下了水雷。但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军事行动不是实质性的,德国的主战场在欧洲。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海空军基地珍珠港,宣告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1942年1月23日,日本侵略拉包尔。驻扎在此约1400名装备不整的澳大利亚军人,被重炮掩护下的5000名日军迅速击溃。2月,日军攻占了所罗门群岛的阿德米纳尔蒂群岛和布克岛(Buka)。3月8日,日军推进到新几内亚内陆。10日,日军遭到美军舰反击,有7艘运输舰被损毁。此阶段日本的政策就是强迫这些岛屿与之签订媾和性和约,希望兵不血刃地占领这些岛屿。这样,日本就可以巩固其在印支所得并扩大对中国的侵略。

4月,美国、联合王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五国政府一致同意建立西南太平洋军事指挥部,同时制订和颁布总指挥官的行动准则。经澳大利亚政府提议,麦克阿瑟将军被罗斯福总统委任为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最高统帅[]。面对美澳联合,日本受到反攻的压力在增大,日本如想反制,就必须占领西南太平洋岛屿,切断澳美之间的联系。日本大本营于1942年夏将作战方针调整为:占领东部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中的重要岛屿,巩固西南太平洋日军的控制地位,切断美澳交通线,以使“澳洲今后将不可能靠美国的援助来增强其抗战能力,美国将失去在南太平洋上对日反攻据点,美澳通过太平洋的联系将陷入瘫痪状态”[]。为此,日本计划占领新喀里多尼亚、斐济、萨摩亚,并向所罗门方向推进。出于侧翼防守的需要,日本需在新几内亚有一个空军基地。5月初,日军试图对莫里斯比港发起水陆两栖攻击,从拉包尔派遣两艘战舰,其中一艘用来完成对吐伽里(Tugali)的占领,与此同时,一支大的海军力量部署在向东的运输通道上去迎击美军。然而,日本在战略上的失败迹象越来越明显。这时候的太平洋,日本人由于急于求成,进军路线拉得过长而陷入了困境。在对珍珠港袭击六个月后,日本在两个关键性的战役中接连受挫,这为盟军全面反攻提供了条件。

1942年5月7~8日,在珊瑚海战役(the Battle of the Coral Sea)中,美国的航空母舰机群对驻扎在莫里斯比港的日军力量进行打击。美日双方都有战舰被毁,但日军损失惨重。在6月3~6日的中途岛战役(the Battle of Midway Island)中,美国舰队击沉了日本一支精良舰队中的四艘航空母舰,并迫使这支舰队逃走,这一行动被看成是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也就是从此役起,美军在太平洋战斗中开始建立起它在海军和空军方面的优势。7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颁布了新的作战计划,计划采用有限的反击战重夺新不列颠、新爱尔兰、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东部。而日军也在许多岛屿登陆,试图抢占据点,但无功而返。与此同时,日军布重兵在巴布亚东北海岸的高拉(Gona)登陆,用来攻袭莫里斯比港。日军对丛林战训练有素,他们成功地越过赤道,发动了一场对澳大利亚军人完全陌生的战争。在一个月的殊死战斗中,日军到达距离莫里斯比港只有22英里的山脊。由于补给困难,加上澳军顽强狙击,日军被迫撤退,重新集结[]。由于在海战中受挫,日军向南推进最终搁浅在所罗门群岛的瓜达尔卡纳尔(Guadalcanal),并在海岸附近修筑了一个野战机场。8月,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登陆,占领了几近竣工的机场,并以中途岛之战中一位名叫亨德森·费尔德(Henderson Field)的英雄的名字来给该机场命名。

尽管日军在南太平洋地区丧失了战略主动权,但其大本营仍决心尽最大努力守住新几内亚岛的西部地区。为此,日军在荷兰迪亚建立了一个较大的供给和保养基地。为进一步加强在新几内亚岛西部的防御,日军还在荷兰迪亚内陆山区修建了数个新机场。1943年6月,盟军发起了对新几内亚的反击战。11月,盟军占领了吉尔伯特群岛。1944年2月,美军解放了马绍尔群岛中的其他岛屿。自1944年3月30日起,驻守赛多尔的美第5航空队属下的远程轰炸机向新几内亚沿岸的日军基地发动猛烈空袭,荷兰迪亚的日军机场也遭到反复轰炸,日军约40架飞机被毁在机场的跑道上[]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麦克阿瑟的军队一步步深入日军的防御弧线,已经西进了近3000公里,北进了1000公里,在该战役中,麦克阿瑟成功地实施了其独创的“蛙跳战术”,仅动用有限的兵力即达到了收复新几内亚全岛的战略目标。虽然仍有日军残留在新几内亚内陆山区和个别日军据点,但由于与外界的联系被切断,他们的存在对盟军的主要作战行动已不构成威胁[]。在新几内亚战役中,有很多军人和平民百姓都死于战火。在新几内亚的许多地方,都辟有埋葬战争英雄英灵的公墓。这些无声的公墓向后人诉说着这里曾经是正义者与非正义者激烈交锋的地方。

在战后出版的反映盟军作战的大量史料中,对以美国为首的盟军作战给予了详细的记载和充分的肯定,但很少涉及西南太平洋岛屿人民的参战。这是有失公允的。根据少数文字史料、口述史料以及战争遗物、图片来看,西南太平洋岛屿是太平洋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岛屿居民以不同的方式参与这场战争,为太平洋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贡献。

首先,战争期间,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在太平洋岛屿建立了很多军事基地,这些军事基地被用于防御和反击日军的重要据点。

在1941年12月至1942年3月间,美国在西南太平洋地区作战的兵力达到7.9万人,四倍于它在欧洲的用兵。1942年,美国军队占领了瓦努阿图的埃法特(Efate),5月占领汤加,6月在瓦努阿图的圣陶(Santo)建立了一个大的军事基地。在瓦努阿图和新喀里多尼亚,美国的陆海空三军力量部署在那里,用来占领和防御瓜达尔卡纳尔。瓜达尔卡纳尔反过来成为盟军向北推进的一个主要前哨阵地。因为,“很明显,所罗门将会在太平洋战役中占着一个重要地位。这些岛屿地处日军进攻斐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通道当中,也是盟国进行反攻的理想位置,这是一个已为美国参谋部所承认的事实,他们在1942年3月告诉罗斯福总统说:对被日本占领的新几内亚的攻击,将必须从所罗门所属这个不惹人注意的瓜达尔卡纳尔岛着手”[]。1942年10月,美军占领了图瓦卢,并且在此建立了三个机场。1943年2月,盟军成功地防卫了瓜达尔卡纳尔,挫败了日军的反攻。战斗进行得非常残酷,就连日本指挥官山本事后给江田岛海军学校学习时的老同学清水光美海军中将写信时也无奈地承认,“瓜达尔卡纳尔岛战斗无比残酷,我不知下一步怎么办。我的将士如此肝脑涂地,出生入死,我无法高兴……此时此刻,但愿能得到一位圣贤的指点”[]。在对瓜达尔卡纳尔岛长达半年之久的攻守争夺战中,美日双方共进行大小海战30余次。美国太平洋舰队协同各国盟军,先后参战兵力约6万余人,伤亡5000多人,日军入侵瓜达尔卡纳尔岛的兵力有3.5万人,仅在战场上伤亡的就有2.4万多人。更糟糕的是,日军至少损失了600架飞机及其大批训练有素的飞行员[]。1944年早期,美军在消灭了3000多日本兵后,占领了马努斯岛(Manus Island)。马努斯岛很快成为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在接下来的18个月内,有100万美军在此向日本逼近[]

其次,土著人参与战争的方式因地制宜,形式多样,给盟军作战以有效的支持。

盟军自1943年早期开始所表现出来的军事上的主动,确保了他们比日本人在感化和吸引土著人愿望方面越来越处在一个更加有利的位置,这甚至包括对太平洋岛民志愿者的正式的军事征募。如在瓜达尔卡纳尔战役尾声,一支更加活跃的土著游击队为澳大利亚军队做侦察兵,他们中的一支小分队为在布干维尔战役的盟军服务,直至战争结束。这支由27人组成的小分队,最终只有7人生还。在酋长们尤其是一战老兵拉图·苏库拉(Ratu Sukuna)的热情支持下,1943年中期大约有6500斐济人走上前线,在1942年晚期至1944年中期,他们当中有2000多人部署在所罗门群岛。他们作战出色,并且因其勇敢行为和善于丛林战而赢得了很高声誉。在二战期间,约有7700名斐济人自愿在大不列颠的武装部队中服役,其中约有3000人在各个不同时期驻在国外[]。斐济人在战争中伤亡较大,其中一个名叫西费奈亚·苏卡奈瓦卢的斐济人下士,在一次掩护他的小分队撤离时遭敌人枪杀,他因此荣获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这是英国授予勇敢者的最高奖赏。在汤加,有一支军事小分队与斐济人保持密切联系。在巴布亚,有一支建立于1940年的“太平洋岛屿军团”(the Pacific Islands Regiment)。到1945年,这支抗日武装人数达4000人。他们中的一些人杀死了大量日本兵。一位叫马特里(Matri)的中士打死的日本兵就达100多人[]

土著居民对战争的另一个主要贡献就是充当沿海哨兵。他们的工作就是用无线电广播来报告日军的动向和天气情况。这是一项危险且必需的工作。例如,在布干维尔,日本对该岛屿的严密控制不仅增加了沿海哨兵被捕的可能性,而且随时随地都有被出卖的危险。沿海哨兵提供的情报在所罗门战役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提供的有关日本在瓜达尔卡纳尔平原修建机场即将竣工的情报预示着对这个岛屿攻击时机的到来;提供的有关日军在拉包尔的军舰和飞机的数量有利于美军的反攻,并最终占领该岛屿。因此,美国太平洋海军指挥官海军上将威廉·哈尔西(William Halsey)(1942年10月至1944年6月供职)有一个著名的评论:“沿海哨兵拯救了瓜达尔卡纳尔,瓜达尔卡纳尔拯救了太平洋。”[]瓜达尔卡纳尔战役过后,西所罗门的战斗仍在继续。海岸哨兵仍活跃于这个地区,特别是道格拉斯·肯尼迪,他依靠一支小船队和精心挑选的岛屿土人的帮助,同日本人进行一场非公开的战斗。雷吉·埃文斯是另一个在西所罗门的海岸哨兵。当约翰·弗·肯尼迪的109巡逻型鱼雷快艇被日军驱逐舰截成两半时,雷吉·埃文斯设法营救了他。1943年,在由美国、斐济、汤加和新西兰部队实行的一系列著名的越岛袭击中,海岸哨兵在不少场合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那时盟军在进入布干维尔之前先向芒达机场、维拉、拉维拉和金库岛的日军进行袭击。此外,土著居民还利用其自身条件,充当侦察员和向导,营救那些同自己部队失去联系的士兵和救助从飞机上摔下来的飞行员。

土著居民在日本侵略者面前表现了宁死不屈的精神。如1942年8月,一位名叫雅克布·沃扎(Jacob Vouza)的土著人,自愿服务于英属所罗门群岛保护地防卫队,并被征募为侦察员。在为防卫队提供了多次向导后,他被日军捕获,绑在树上。虽然残暴的日军对他施以酷刑,但他绝不肯说出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的防御地点。他被日军用刀刺入颈部和躯体,直至被认为死亡才丢弃。他逃脱出来,爬回美军阵地。首先作了详细的汇报,然后才让人把他送进医院[]。由于战时的功绩,沃扎获得了英国乔治勋章和美国银星奖章[]

第三,盟军不得不雇佣大量土著劳动力修筑军事防御工事。

战争期间,岛民被大量雇佣。1943年10月,在新喀里多尼亚,美军雇用了1500名喀拉喀人(Kanaks);在瓦努阿图,有2000人在美军基地工作;在所罗门群岛,有3700人被雇佣;在巴布亚新几内亚,1944年6月,澳大利亚雇用了38000名土著[]。盟军劳师远征,如果没有土著居民帮助修筑防御工事,那么,他们遭到的伤亡无疑会更大。

日军的入侵给太平洋岛屿居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巨大损失。

对于日本占领区的大多数人来说,早在1939年,他们就经历过伤亡。当时日本开始在密克罗尼西亚实行军事化,粗暴地征用当地劳动力去做一些建筑工作,如在马绍尔群岛,“当海军需要劳动力的时候,整村的成年男性都被掳走,他们被从一个环礁岛上运送到另一个环礁岛上”。日本军方残酷地使用土著劳动力修建日军机场、道路等防御工事。1942年8月,日本军国主义占领了瑙鲁,大肆掠夺磷矿资源,并且在1943年把瑙鲁60%以上的居民,强迫押送到密克罗尼西亚群岛的特鲁克群岛充当苦工。1945年日本投降的时候,瑙鲁全国只剩下500多人了。第二年,那些被迫赶到特鲁克岛的瑙鲁人只有737人返回家园。在这场战争中,如果按照人口比例计算,瑙鲁死亡的人数比任何国家都要惨重,总人口减少了四分之一[]

到1944年,在布干维尔南部,盟军切断了日军的供给线,由于过度饥饿,日军为了生存去抢劫当地居民的财物。对岛民来说,他们也许可以准备去接受日本人、澳大利亚人或德国人的统治,但他们并不准备交给这些占领者掠取他们自己财富的权利。一位呆在布干维尔的德国传教士亚当·穆勒(Adam Mueller)记载了始于1944年7月的一次游击战争的情形。当时有两支日本巡逻队被愤怒的村民消灭掉,但“在某些地方……尤其是土著的所有的猪被杀,椰子树和西米树被砍伐。在某些地方,村庄所有的果园被毁坏……甚至那些没有结出果实的植物也被拨起。对土著来说,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岛屿经济遭受重创。如所罗门群岛原来的首府在塔拉基,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战后才迁都到霍尼亚拉的[]。战火使财富毁于一旦,混乱又使财富被洗劫一空。原本十分脆弱和贫困的岛屿经济更是雪上加霜,所以就出现战后岛屿经济重振乏术,步履艰难的局面。

总之,西南太平洋岛屿作为太平洋战场的一部分,作为澳美联合反击日军的重要军事基地,有力地钳制了日本的进一步侵略,为太平洋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对于一个非常落后的区域来说,这一贡献不应低估。


二 民族主义的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太平洋岛屿带来的变化是巨大的。这不仅表现在战争的进程之中,而且也体现在战后形势的变化方面。正是这些变化触发了这一地区民族主义的兴起。

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又一次打破了太平洋岛屿的孤立和宁静状态。如果说几个世纪以前西方殖民者让土著居民成为殖民牺牲品,那么,日军的入侵却让他们感到有责任去保卫自己的家园。这种责任意识就是当地民族主义的最初萌芽。

第二,太平洋岛屿居民在战争这样特殊的环境下与西方人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合作,在合作中不仅对西方人有了新的认识,而且也从西方人那里认知了现代文明,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

战争期间,太平洋岛屿前所未有地受到外来势力的影响,他们的港口被用于战舰停泊,沿岸地带驻扎有军队,内陆空旷地带被辟为飞机场。岛民在这些军事基地不仅有了一份差事,而且他们的传统产品,如手工艺品、水果、建筑材料甚至个人服务也找到了市场。因而,对一些岛民来说,战争给他们提供了养家糊口的机会,也给他们提供了尝试冰激凌、啤酒、雪茄,去接触衬衫、毛毯、信号灯、电影、工具和罐头肉类食品等现代文明的机会。在分享白人作战士兵的食品、友谊、慷慨、幽默、有时甚至是危险的时候,岛民第一次洞察到了生活新的一面。

罗伯特·金(Robert King),美国和平队(US Peace Corps)的一名志愿者。在20世纪80年代,他去所罗门群岛搜集二战的口述史料。吉姆·贝内特(Jim Bennett)是一位名叫比尔·贝内特(Bill Bennett)游击战士的弟弟,他回忆说:“美国人在军需配给方面相当大方——他们说我们给他们帮助,所以,他们就分给我们食物,有时他们与我们交换草裙和雕刻。……在战争结束前,我在霍尼亚拉——这不像我曾经见到过的那样——所有的军人俱乐部,电影院……你可以昼夜坐车沿着大路到任何地方。……军人俱乐部——你可以在乐队伴奏下翩翩起舞,军队的护士是主要的舞伴。……我感觉危险已经过去。我们第一次学会去了解白人——与他们交谈,一起抽烟。”埃沙·希勒(Esau Hiele)却谈到了战争对他本人和他的伙伴的影响。“战争带来了非常大的变化。人们的思想开放,视野开阔,思维敏捷。人们不再觉得了解新事物是件困难的事。”他补充说:“他们开始需要新的事物。”[]所以,“美国人和他的盟军不独给岛屿带来了数以千计的东西和机械,而且还带来了他们的各种电影和娱乐以及一套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的全面影响”[]

第三,大战改变了岛屿居民的思想观念,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他们自愿接受了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的平等进步的观念,这种平等进步的观念对殖民统治的维护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在新几内亚的马努斯,1946年由曾任警察班长的帕里奥·马劳特(Paliau Maloat)领导的改革运动就颇有影响。战争期间,帕里奥·马劳特在民事管理方面曾发挥过作用。就在战争结束前,他显示出在社会改革方面的兴趣。1945年,他回到马努斯,发现那里的人愿意接受改革。美国人在该岛的出现唤起了岛民实现经济现代化和要求与欧洲人种族平等的愿望。对于马努斯人来说,美国的占领是“没有戒律的时期”。在帕里奥·马劳特的指引下,马努斯人,尤其是该岛的南部居民,正式放弃了很多陈规旧习。他们建立乡村议事会来密切邻里关系;开展大规模经济合作,来改善住房和乡村卫生等工作。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试图独立地来处理这些问题。在他们的努力下,马努斯人的教育、健康医疗、农业、商业、水供应以及地方政府方面都有了较大进步。澳大利亚纳税人也愿意资助这些变化,主要是感激战争期间巴布亚新几内亚给澳大利亚士兵提供的援助。至于帕里奥·马劳特,在因妨碍议事而遭拘捕之后,他采取了一个更加实用的步骤:敦促其伙伴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与托管政府合作而不是持抵触立场。1951年,他的政策建议被逐步吸收到由政府控制的规划中[]

在所罗门群岛出现了“马辛加统治运动”[]。尽管这场运动是在战争期间兴起的,但与战前人们对殖民统治的不满有着密切关系,其中就包括对几十年前把喀拉喀劳工从昆士兰驱逐出去的痛恨,对歧视土著人和庇护欧洲人的殖民体制的憎恶以及殖民统治者对日本进逼无力抵御、为保全自己而撤出这些地区这一所谓的背叛行为的不满。早在1942年4月,在马拉提亚(Malatia)北部的居民,感到自己被别人抛弃并注定要死亡,所以大吃大喝,免得日本人掳走了他们的财富。然而,在日本占领早期并未出现他们担心的局面。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之后,他们在美国的保护下生活安定。1944年;在被解散的劳工团(Labour Corps)中,产生了马辛加统治运动。该运动倡导土著更大程度的自治和提高土著人的社会福利,而这一思想的渊源多半是受基督教思想的熏染。教会的教义,尤其是以《圣经》为中心的南海福音派布道团(South-Sea Evangelical Mission)宣讲的教义在马拉提亚很有市场,被证明具有明确的政治意图。1946年早期,马辛加统治运动传遍了整个马拉提亚。年底,该运动开始传播到附近的岛屿。1947年8月,英国对马辛加统治运动的支持者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运动的支持者在新的行政首府霍尼亚拉受到审讯。这些岛屿土人被指控的主要罪行是推行恐怖主义和抢劫。审讯持续了几乎一个月,有6人被宣判无罪,其余则被判1~6年的苦役[]。1949年由艾里尔·西西里(Ariel Sisili)牧师写的有关宗教文献在马拉提亚地区广泛传播:“《圣经》说人生而平等,上帝平等地把爱赐予全人类,不论其肤色或种族如何”,“然而,所罗门群岛的法律似乎是两种不同的法律,一个是白人的法律,另一个是土著人的……他们从没有(向我们)表露任何真正的友谊”。然而,随着战争的爆发,英国注定失去了人们对它的信任。“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得到他们的保护。但是当敌人来到时,他们全都撤退了……”相反,美国人却被证明在实现《圣经》中的理想。“当土著人的希望彻底破灭时,出现了一丝新的曙光,美国人到来,并且勇敢地投身于反击入侵的敌人,并把他们驱逐出境,解除了我们的恐惧……在美国人到来之前,我们从不知道《圣经》中所讲的真正的爱和友谊。”[]

作为解放者和恩人,美国人赢得了土著人的尊敬。美国人向岛民提供了有关自由的新的和激励的信息,这对马来提亚地区的反殖民运动是一个鼓舞。艾里尔·西西里在文献中呼吁包括言论、宗教、需求和敬畏在内的四大自由。1950年12月,艾里尔·西西里颁布了《马拉提亚独立宣言》(The Malatia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但不久,他被捕并被指控犯有叛乱罪,马辛加统治运动随即走入低谷。但毫无疑问,这是一次倡导自由和平等、对英国殖民统治表示不满和要求自治的民族主义运动。

第四,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英国的经济、军事力量受到严重削弱,加快了英国的衰落进程。英国的日渐衰落使得英帝国与自治领或殖民地之间关系的调整不仅成为必要,而且也变成了可能。

战争使得英国的经济遭受了空前的损失。在战争中,英国人员伤亡、失踪达57.3万,而且主要是青壮年劳动力。国民财富的1/4,计73亿英镑毁于战火。战时军费支出250亿英镑,国债由1939年的72.5亿英镑增加到1945年的214.5亿英镑,战争债务达27.23亿英镑。为了支付战争物资的进口,还变卖了42亿英镑的海外资产。到对德战争结束时,英国经济实际上已濒于崩溃[]。英国虽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胜利的果实是苦涩的。正如科雷里·巴尼特所指出的,“‘胜利’不是英国得以保持其力量的同义语。德国(及其盟国)的战败,仅仅是英国的力量得以保持的一个因素,尽管它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虽然德国可以被打败,但英国的力量同时也被耗尽。重要的不是‘胜利’本身,而是胜利后的形势,特别是英国所处的环境”[]。外交是以实力为其支撑的。战后英国外交深深地打上了丘吉尔“三环外交”的印记。在三环外交构想中,英联邦和英帝国的关系只是英国外交中的一环,而不是二战前的唯一一环。这表明自治领或殖民地在英国对外关系中的地位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英国奉行的这种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客观上为自治领或殖民地走上独立之路创造了条件。

第五,国际社会支持民族解放、民族自治或独立运动,这给包括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在内的宗主国或托管国施加了不小的压力,迫使它们做出顺应时势的变化。

二战后,联合国成立了“托管理事会”(the Trusteeship Council)。该委员会承担了先前由“托管委员会”(the Mandates Commission)行使的职责。二战结束后的17年间,绝大多数被托管的地区都取得了完全的独立。这是世界范围内非殖民化运动进程的一部分。为此,联合国托管理事会多次敦促澳大利亚加快新几内亚的自治进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重创了英国,并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话题:英帝国能否继续维持下去?在英国,越来越多的公众对殖民地的占领概念以及维持帝国存在所需的庞大资财感到不满。在国际上,美国采取了反殖民主义的鲜明立场给英国以不小的压力,美国为保持其在北、中太平洋军事基地的需要而调整了自己在这一地区的政策。新成立的联合国为中小国家反殖民主义、呼吁民族独立提供了论坛。在殖民体系中,印度无疑是英帝国皇冠上一颗耀眼的明珠。然而,二战后印度坚定地走民族独立发展的道路给英国殖民者上了教训深刻的一课。到了1947年早期,英国殖民局官员得出结论说,英国在非洲的绝大部分殖民地将在10多年内建立责任制政府。1959年,当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宣布“变革之风”吹拂整个非洲大陆时,非殖民化的趋势已是不可阻挡。在二战后的20多年间,西方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仅1960年,就有17个新独立的国家加入联合国。所有这些变化,都对英国的帝国政策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太平洋岛屿的非殖民化运动就是在上述因素作用下,逐步纳入国际政治轨道的。


三 民族独立进程

20世纪50年代,绝大多数岛屿的殖民管理者都持这样的看法:即岛屿独立是一个遥远甚至是不可能取得的目标。然而,从60年代起,观点和政策都发生了变化。联合王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打算让他们的隶属岛屿走向独立或“自由联盟”,但是法国却拒绝这样做[]。由于人口、种族、历史、政治发展等因素的不同,太平洋岛屿在非殖民化进程中,选择了不同的自治或独立道路,有的显得比较顺利,有的则出现一波三折。

第一,宪制改革——斐济式道路。

在西南太平洋岛屿中,斐济是个特殊的政治实体。由于在其殖民和开发进程中,大量地输入印度契约劳工,所以,它成了西南太平洋岛屿中唯一一个外来人口超过当地土著人口的岛屿。正是受制于人口这一特殊而又敏感的因素,斐济的非殖民化进程伴随的却是斐济与英国的关系在宪法上的不断调整以及斐济内部土著人与印度族人的利益均衡两个关键问题。因此,在斐济多元种族社会里,宪制改革始终存在很大阻力。印度人以人数上的优势呼吁全民公决,斐济人和欧洲人则坚持维护现状。所以,斐济的独立道路就是通过宪制改革在不同的种族所作的贡献——来自斐济人的土地、印度的劳动力和欧洲人的资本和管理方面寻找平衡。

殖民政府的困境由于人口增长的趋势而加剧。到1946年,印度人在人数上已稍稍多于斐济土著人。1956年,这种趋势得到有力加强,印度人占总人口的49%,而斐济人只占总人口的43%。尽管存在人口数量的差异,但是非殖民化进程还是依据“种族平等”的原则。1958年,来自主要民族的三名非官方代表被引荐到行政委员会。1959年“大酋长会议”(the Great Council of Chiefs)被允许选举5名斐济人代表(以前是由总督从大酋长会议推荐的名单中任命)。1960年11月,斐济总督建议应对斐济宪法进行某些修改。三个月后,有关宪法修改的各种建议出台。最先作出反应的是斐济国内三个最有影响的种族:斐济人、印度人和欧洲人。这三个种族都是基于各自的种族权益设定了宪法改革方案。斐济人要求维护自己是国家主体民族以及在政治上的特权地位;印度人要求给予自己与其他种族同等的永久居住权以及其他方面同等的权利;而欧洲人则支持有限的权力转移,并且保护在人数上处于劣势的欧洲人的利益,尤其是在斐济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三个种族各恃其优势,在国家管理权力分享方面各执己见。但无论如何,三个种族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方面的不同要求则给殖民管理者提出了新的课题,迫使他们作出一定的让步。曾在非殖民化年代里在尼日利亚供职的肯尼思·迈道克斯爵士(Sir Kennneth Maddox)总督对此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他说:“在公众舆论前而不是落后于它作出一些调整是明智的。”他认为应从蒙巴顿在印度的“武装独立”以及其后应用于非洲的独立运动中吸取教训,走有序的非殖民化道路。对殖民者来说,这是维持其既得利益、保证殖民地有序发展的一种手段。1963年,公民权扩大到包括斐济人和所有种族的妇女。部长成员制是朝向内阁政府的第一步,引进了三名成员,每个种族有一名成员,负责通讯、社会公益事业和自然资源管理等工作。同年,立法议员的数量在增加,但是仍维持官方代表的多数。1964年,“会员资格制”被引入行政委员会。1965年8月,斐济召开了制宪会议,试图谋求“更大程度的自治”,但并未讨论独立问题。8月9日的制宪会议报告指出,国务大臣阿瑟·格林伍德(Arthur Greenwood)曾于1963年8月15日禀报总督说,已到了给英国——斐济未来关系定性的时候,并建议1965年2月决定召开一次会议。先期磋商已经进行,并且达成一致协定:尚不应讨论独立问题,但是大家希望“朝着更大程度的内部自治方向推进”,建立代表制,扩大选举范围(因为当时罗图马人、华人以及其他太平洋岛屿居民均没有选举权)。此协定还谈到了对人权的进一步保护。会议的目的就是制定一部保持与英国联系的宪法,并朝着自治的方向迈进。本次会议还在下列问题上达成一致,如取消任命制、采用选举多数制,给予少数民族以公民权,实行成人选举权等,但在选举的方法上各方仍分歧很大,印度人坚持在普选制基础上的单一选区制,而斐济人和欧洲人则坚持维持现状[]。最终,英国政府的妥协建议被三方所接纳。在新立法会议中,斐济族人、印度族人和包括欧洲人在内的一般选民在议会中的代表人数分别为9、9和7人。这种方案的主要特征是强调了种族差别。斐济人较之于印度人,稍占人员上的优势。而欧洲人更处在一个特权地位,其人口不足总人口的5%,在议会所占议席却高达27%[]

20世纪60年代也是斐济政党建立的时期。斐济长期以来作为一个殖民地在政治上的冬眠状态正经受越来越多的批评,这一时期另一重要变化就是选举参与制的采纳,使党派政治活动成为有组织的。这一时期,公众越来越希望实现多种族和睦相处、宽容和谅解。标志这一时期政党发展的一个特征就是斐济人应对外部环境意识的形成,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不能不被认为对斐济政党的形成产生了潜在的影响。

斐济人联合党(the Alliance Party)是在斐济人协会(the Fijian Association)的基础上成立的,时间是在1956年。1963年,该组织开始体现较高的政治姿态,不仅要保护斐济人土地所有权和酋长会议的地位,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确保斐济独立后的发展,主张斐济总理一定要由斐济人担任。在未来的任何立法议会中,斐济人一定要处在对所有其他种族的绝对多数地位。1964年,该组织在坚持斐济人利益优先的原则下,承诺斐济走多元种族之路。1965年,联合党已发展成为包括斐济人协会、一般选举者协会(the General Elector’s Association)、穆斯林政治前线(the Muslim National Front)、华人协会(the Chinese Association)和罗图马人会议(the Rotuman Convention)等在内的政治组织。

斐济联盟党1966年3月12日成立于苏瓦。拉图·马拉(RatuMara)在该党成立的新闻发布会上阐明了成立该党的必要性,即“联合起来管理自己,为我们的人民提供一个将是诚实的和稳定的政府形式,维护我们已有的制度;如果有必要去审视这些既存制度,我们必须随时应对。我们希望以一个所有的民众都满意的良好政府的形象屹立在世界面前”[]。拉图·马拉的讲话阐明了该党的首要目标,就是希望结束斐济长期以来由于种族之间的矛盾而带来的混乱、灾难和痛苦,表明该党将采取实际步骤来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1966年,A.D.帕特尔(A.D.Patel)领导的联邦党迫切要求实现享有完全自治领地位的独立国家。该党相信脱离英国是斐济人和印度人坐下来磋商解决困扰两个种族的诸多问题的关键。而联盟党内的斐济人和欧洲人不愿意割断与英王室的保护关系,视完全独立是一个遥远的现实。然而,独立还是在四年之后降临了,加速独立谈判进程的一个关键因素是1968年的议会补缺选举所带来的紧张局势。这次选举使得斐济处在种族冲突的边缘。1969年接替帕特尔任联邦党党首的S.M.科亚(S.M.Koya),被证明是个务实的人,因为他并没有一味坚持实现普选制,也未强烈要求选举自己的国家首脑,这两点都是联盟党强烈反感的;另一方面,联盟党也相机行事,认为采取稳妥的保护斐济人利益的立场和措施而赢得独立是可取的[]

1969年晚期和1970年早期,有关各方秘密举行了旨在独立的宪法改革会议。此举意在与会各方开诚布公,避免公众的监视所造成的压力,最后制定的宪法文本既未交于全民公决,也没有在议会经过详细的讨论,而太平洋岛屿国家宪法的诞生方式差不多如出一辙。两个政党的领袖们展现给斐济公众的是一个既成的事实。毫不奇怪,斐济独立的“一致”宪法并不标志着与殖民地过去的任何激进的分离,相反,它确保了殖民统治时期的一些基本原则。

多元文化社会是斐济殖民遗产的主要特征。旨在保护斐济人利益的政策与对蔗糖经济的需要的不相容性,突出地表现了殖民地社会的特征。当各种族的领导人开始考虑在没有英国干预的情况下走上独立发展之路时,社会暴力的威胁还是对他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联合党对发展多元种族社会表现得很不情愿,认为这是对斐济人利益的出卖。而1963年建立的印度人民族联盟党(National Federation Party)则表现得较为开明。该党认可由斐济人担任国家元首,并拥有对危及斐济人利益的法律的否决权,但提议建立一个基础广泛的政府。在1969年晚期的秘密协商中,双方的政治家坐在一起,协商解决问题的良策。联合党接受了完全独立的原则,联盟党也在普选制方面作出了让步。1970年5月,在伦敦召开的制宪会议确立了议席的分配方案:在27个地方议员中,斐济人占12席,印度人占12席,其他占3席。在25个全国议席中,斐济人和印度人各占10席,其他占5席。1970年10月10日,斐济独立。拉图·马拉为斐济第一任总理。

斐济独立,宣告了英国对其96年殖民统治的终结。斐济独立的到来是比较低调的,没有亚洲和非洲大部分地方对外来统治者的极度憎恨和激烈的民族斗争,相反,斐济脱离与英国的殖民关系是基于一种信任和友谊,并以一种在太平洋其他地区非常典型的有序、宪制及和平的方式来完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斐济独立的相对晚来并不是英国不情愿撤离的结果,而是斐济各政治派别在朝着完全自治方向迈进的性质和速度方面存在严重分歧的结果。

第二,结束托管,赢得独立。西萨摩亚、瑙鲁、巴布亚新几内亚等托管地走的就是这样一条道路。

相比较而言,西萨摩亚、瑙鲁的自治道路较为平坦。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新西兰对德国宣战,占领了西萨摩亚。1920年,国际联盟就委任新西兰统治西萨摩亚。1946年,联合国又把西萨摩亚作为新西兰的“托管地”。1954年开始实行内部自治。为了反对殖民主义统治,争取民族独立,西萨摩亚人民进行了不懈的斗争。直到1962年1月1日,西萨摩亚才获独立。它是战后大洋洲第一个宣布独立的国家。西萨摩亚的独立,对西南太平洋岛屿的自治进程产生了示范作用。

瑙鲁的独立之路反映了瑙鲁人管理自己事务的坚定信念。二战后,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三国同样被指定为瑙鲁联合管理当局。根据三国政府达成的协议,有地利之便的澳大利亚代表三国行使管理权。在联合国托管制度下,瑙鲁的行政管理权由一名行政长官行使,他通过澳大利亚领地部长,向澳政府负责。行政长官有权颁布命令,维护领地内的和平、秩序及良好管理。瑙鲁政治上的发展是在1951年12月之后才开始的,那时第一次选举了瑙鲁地方政府政务会议,它有9名成员,由成人普选制选出。它接替了原来的酋长委员会,但在实践中只起咨询作用,是行政长官的助手。在1960年前,瑙鲁地方政府政务会议宣称,在未来十年内,它的最高目标只是实现内部自治。三个托管国于1961年曾向联合国托管理事会提出一项把瑙鲁人迁出瑙鲁岛的计划,但遭到瑙鲁人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担心瑙鲁族将因此丧失作为一个整体生存的权利。瑙鲁领导人及其公众的愿望是早日结束托管,实现自治。随着形势的发展,瑙鲁人对自治的渴望终于变成要求完全独立。他们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越来越感到不满。在公务员方面,瑙鲁人被任命担任高级职务的寥寥无几。政治和行政管理工作上的这种落后状态,曾引起瑙鲁人的强烈抗议,多次向联合国托管理事会提出审诉。另一方面,瑙鲁地方政府政务会议的成立以及一些坚强的领导人,如首席酋长蒂莫西·德图达莫和日后担任国家元首的哈默·德罗伯特的出现,激发了瑙鲁人自己管理内政的愿望。到1965年年中,行政委员会和立法委员会成立了。行政委员会由行政长官和行政委员组成。行政委员有的是委派的,有的是民选的。立法委员会由行政长官任主席,包括9名瑙鲁族代表,5名官员。它有广泛的立法权,但无权涉及国防、外交或磷酸盐工业问题。在瑙鲁取得独立后,托管协议即告终止。

1965、1966年,联合国大会两度通过决议,声明瑙鲁至迟在1968年1月31日独立。由于瑙鲁人的不断斗争,1966年终于获得自治权。然而,与英国磷酸盐委员会就磷酸盐工业的支配权问题举行的谈判,使争取独立的运动遇到了阻力。在1967年和1968年的谈判中,瑙鲁人坚持他们对磷酸盐矿有合法的所有权,因此不接受英国磷酸盐委员会的提议。英国认为,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三国与瑙鲁在合作经营的基础上开采磷酸盐矿。相反,瑙鲁提出,三国是由瑙鲁委托开采矿藏。瑙鲁领导人希望得到新西兰的支持,认为在三个联合管理国中,新西兰是对瑙鲁人的政治愿望持友好态度的一个国家。澳大利亚本来希望对瑙鲁保留某种方式的控制,但最后仍与其他两个托管国统一行动,在1967年11月同意了瑙鲁的独立。1968年1月31日,瑙鲁宣布独立,成为在大洋洲托管领土中第二个取得完全独立的国家。

与西萨摩亚、瑙鲁独立进程相比,巴布亚新几内亚结束托管之路就显得较为曲折。

由于日本的入侵,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内政管理被终止。1942年4月,在莫里斯比港,澳大利亚在其军队中建立了“澳大利亚新几内亚行政管理单位”(the Australian New Guinea Administrative Unit),目的是为这两个地区提供统一管理,防止该地区出现管理上的真空。在严酷的战争条件下,由于该管理机构与土著居民并肩作战,因而赢得了土著居民的信任,使之成为管理新几内亚事务的中心。自那时起,这两个地方作为一个管理单位接受澳方托管。

1945年晚些时候,建立了由J.K.穆雷(J.K.Murray)领导的“临时行政管理当局”(Provisional Civil Administration)。1946年中期,“澳大利亚新几内亚行政管理单位”被取消。作为联合国的成员国以及《联合国宪章》的签字国,澳大利亚遵守“关于非自治地区宣言”(the Declaration Regarding Non-Self-Governing Territories)的原则,为推动新几内亚地区经济、社会、教育等方面的发展作出了努力。1949年澳大利亚议会通过了《新几内亚法案》(New Guinea Act),该法案确认了在托管原则下对新几内亚的治理。根据该法案,巴布亚和新几内亚这两个互相隔绝的地方实现了行政上的联合。而巴布亚前首府莫里斯比港成了联合领土的首府。澳大利亚作为管理当局,对该领土的社会、经济及政治发展承担责任。它把这责任委托给领土部长,由在堪培拉的领土部协助治理。领土内的地方行政职责则由行政长官担任,行政长官由总督任命。

1949年法案也对政府的决策程序作了规定。由9名官员组成的执行委员会(无一土著)为行政长官提供建议和帮助。更为重要的是,该法案要求建立地方政府委员会(Local Government Councils)。通过这个委员会,土著民族被给予了解决当地问题的机会。委员会有权处理诸如道路、水资源、公共工作和社会性服务等地方性工作。到1966年,总共建立了125个地方政府委员会[]

1951年,新几内亚成立了立法会议,旨在为影响托管地政府的事务向管理者提供咨询。1960年,立法会议重组。无论是欧洲人还是土著人都在此拥有更多的发言权,重组后的立法会议包括行政长官和14名官方成员、12名选举成员(其中6名为土著)和10名被任命的成员(其中6名为土著)。欧洲人是按照通常的方式来选举,土著人则采取间接选举制度,由364人组成的选举团代表50万土著行使权力[]

20世纪50、6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惊人的变化。非洲前殖民地和托管地纷纷取得独立。广大的亚非国家在联合国等多个国际论坛上一致呼吁要求结束土著民族被剥夺自治权利的局面。“联合国给予殖民地国家和民族独立宣言”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宣言敦促有关国家尽快采取切实步骤“无条件或无保留地”将所有权力转归这些地区的人民,“使他们获得完全的独立和自由”。

1962年,联合国派出以休·福特(Hugh Foot)率领的联合国访问团对新几内亚进行了考察,并发布了澳大利亚管理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报告,称之为《福特报告》。该报告就巴布亚新几内亚实行自治提出三个主要建议:

(1)由于经济稳定和自给自足是独立的重要的先决条件,因此,应由世界银行对这一地区的经济形势作一客观、全面评估;

(2)应把大学教育和更高级的教育作为培养有潜质领导人的手段,这是“当务之急”。这样,土著人就可以在管理自己的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

(3)朝着“立即准备代表制议会选举”方向尽最大努力。议会将由白人和土著通过选举产生100人组成。

报告还提出了给予地方政府委员会在处理地方事务中的更大权威,建议土著应更广泛地参与更高一级的公务员队伍,发展教育,消灭各种形式的种族歧视,如白人和土著人之间存在不同的酒法和电影检察制度等[]

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澳大利亚政府立即行动起来,1962年修改了酒法。废除了酒法中对白人和黑人区别对待的条款。1963年中期,澳大利亚国会通过了有关巴布亚新几内亚立法会议扩大权限和建立议会的决议[]。1964年,在总共64名“国民议会”成员中,有54人是不分种族地从选民中直选产生。由于福特代表团的推荐,世界银行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经济形势作了全面评估,并把评估报告送交澳大利亚政府。报告中的很多建议具有前瞻性,如增加可耕地面积,发展出口贸易,修筑道路和港口,吸引外资等。但是这一时期一个最为重要的变化就是澳大利亚政府态度的转变:从早期对上述问题的极度敏感到愿意听取并接受考察专家的建议。

1965年,联合国再次敦促澳大利亚加快“转变”进程。建议澳大利亚:(1)制订建立全区域内地方政府委员会的计划;(2)给予巴布亚新几内亚人参与最高级政府管理的责任;(3)巴布亚应有自己的国旗和国歌。

1968年托管地瑙鲁成为完全独立的共和国,这对澳大利亚是个不小的促动。同年,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国民议会”94名成员中,有84名是直选产生的。到1970年,土著“部长”开始在责任制政府中行使各个部门的领导权力。

当巴布亚新几内亚人在国民议会中取得行政管理经验时,政党开始出现。这是巴布亚新几内亚民族政治意识觉醒的表现。政党的出现也必将推动巴布亚新几内亚民族自治进程。最成功的和第一个建立稳定群众基础的是巴布亚新几内亚联盟党(Papua and New Guinea Union Party)(简称“巴新盟”)。该党积极倡导尽快走自治道路。1971年,又出现了另外两个重要的党派:赞成因为需要澳大利亚的援助而放缓自治步伐的统一党和人民进步党(People’s Progress Party)[]

1972年3月,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了选举。巴布亚新几内亚联盟党、人民进步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民族党在米歇尔·索马雷(Michael Somare)领导下正式组建联合政府。米歇尔·索马雷担任首席部长(Chief Minister)。在威斯敏斯特模式中,统一党自然成了反对党。澳大利亚政府开始把内政的全部权力移交给米歇尔·索马雷及其内阁。1972年9月,国民议会决定巴布亚新几内亚将于1973年12月1日成立自治政府。然而,澳大利亚仍然控制外交和防务,直至巴布亚新几内亚成为完全独立国家时为止。

最终取得完全自治依赖于国民议会中的各个党派和政治派别在为新国家提供法律制度而制定的宪法方面达成一致。巴现行宪法于1975年8月15日制定,同年9月15日生效。1975年9月1日,巴布亚新几内亚取得完全独立。1975年9月16日,巴新宣布独立。米歇尔·索马雷为首任总理。

第三类:结束共管,实现自治和独立。

在对西南太平洋岛屿的殖民过程中,英法这两个殖民大国既有争斗,又有合作,而合作又是双方殖民利益分割的一种形式。这种冲突与合作导致了双方对一些岛屿,如新赫布里底岛屿的殖民共管。正是受制于这种特殊的背景,新赫布里底的非殖民化运动有自己的特点,即结束共管,实现独立。

鉴于新赫布里底群岛独特的政治历史,人们有理由相信非殖民化运动将增加英法这两个共管势力之间的冲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新赫布里底群岛的港口一度成为美国海空基地。大战结束后,由英法两国的高级专员组成联合行政委员会,恢复对新赫布里底的共管。英法两国还在此分别建立了各自的行政管理处,建立各自的警察和监狱。英法两国的国旗、国歌和英法两种语言在新赫布里底同时使用。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不列颠对待新赫布里底与其他西南太平洋岛屿一样,对岛屿选择自治——独立的发展之路采取了较为宽容或妥协的态度。而法国则视新赫布里底任何形式的自治为自己海洋殖民地解体中的多米诺骨牌中的第一张牌,因而反对并且阻止权力的转移。与此同时,对殖民主义的憎恨而产生的强大的民族主义则有力地推动了该群岛的非殖民化进程,并为独立描绘了清晰的蓝图。

共管结构意味着非殖民化进程将不会一帆风顺,而且在其前进道路上的每一步都必须有一个国家利益的精确均衡。当1957年咨询委员会成立时,英国人、法国人和新赫布里底人各有4名当选。整个60年代,咨询委员会的非官方成员逐步增加。从1964年起,新赫布里底的代表人数就等于英法两国代表人数的总和。尽管没有正式的权力,但该委员会通过对立法草案和共管财政等方面提出建议而影响逐步扩大。土地问题也日渐显出并成为60年代新赫布里底的焦点问题[]。1963年,新赫布里底土著人成立了第一个政党——乡村党,要求收回土地和实现独立。1971年,新赫布里底民族党(the New Hebrides National Party)成立。这是由一批受过西方教育并且志在保护和推动当地文化,视土地为任何文化发展核心的新赫布里底人组建。从1971年他们首次抗议土地割让起,这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就不仅触及新赫布里底人不满的根源,而且将自己的努力引向取得独立方面。他们认为独立是保护新赫布里底文化的唯一途径。起初,新赫布里底民族党是以城市为基础,其领导成员都是在政府或教会担任职务的人。70年代中期起,该党将其影响扩大到农村或基层。1974年,该党出台了新的土地政策,核心内容是实现土地国有化以及将土地出租给外国人经营。1975年,该党在全国性选举中赢得多数。1977年1月,新赫布里底民族党更名为“瓦努阿库党”(意为我们的土地党)。11月,宣布成立民族临时政府,并有效地控制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民族临时政府不仅反对对独立持一贯抵触立场的法国政府,而且也反对英国政府。尽管英国政府与法国政府的立场不同,但在民族临时政府看来,英国政府还是在保护它与欧洲盟友的关系而非真心实意地支持新赫布里底人的独立事业[]

由于英法殖民政府以及新赫布里底民族临时政府的存在,教会和党派与各自所拥戴的政府联合,这无疑给美拉尼西亚人在政治问题上的统一立场造成很大困难。但是,公众示威、街头暴力以及民族临时政府活动压力的加大,殖民共管势力别无选择。1978年4月,英法同意新赫布里底独立。这一决定使得瓦努阿库党回到官方的政治进程中,并导致通过新的选举以及宪制谈判来形成国家统一政府。1979年11月,瓦努阿库党赢得了议会39个议席中的26个。沃尔特·利尼(Walter Lini)为总理。1980年7月30日,瓦努阿图宣布独立。

第四类:分而治之——走向独立。

在非殖民化进程中,吉尔伯特和艾利斯这两个岛群走向了分治,建立了各自的主权国家。有意思的是,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两个群岛实现了联合,而结束殖民统治时却出现了两个自治或独立的实体,从而违背了英国的意愿。

20世纪50年代晚期,吉尔伯特和艾利斯群岛的政治形势较为平稳,除了文化上的多元性外,散布在浩瀚无垠海洋中的小岛人口,稀少而昂贵的船运使得岛民克服对当地权威的忠诚,或让他们的代表定期地聚在一起都比较困难。1963年吉尔伯特和艾利斯群岛诞生了一部新宪法,并出现了第一个咨询委员会。1964年建立了享有立法权的执行委员会。该委员会中虽然有4位岛民参加,但它受制于常驻高级专员,是殖民统治的工具。由于对参加该委员会的成员有语言条件方面的限制(英语熟练),所以吉尔伯特人和艾利斯人中有资格胜任此职的只有当地的公务员。艾利斯岛民虽不足总人口的15%,但在高级公务员队伍中,他们却几乎占了一半。艾利斯岛民视自己是进步的、开朗的,渴望抓住西方化的机遇;相反,他们视吉尔伯特人为文化上保守的,人格内心崇尚暴力的群体。而吉尔伯特人对艾利斯人的看法也同样糟糕,他们谴责艾利斯岛民放弃自己的传统文化,为了进步而去巴结外国人,并对艾利斯岛民在获取教育机会的成功以及在政府部门任职和从事开发磷酸盐矿工作感到不满。正是对这种形势的不满,1965年,一些公务员组成了吉尔伯特民族党(the Gilbertese National Party)。

六七十年代的发展不仅表明了吉尔伯特人和艾利斯人对他们各自族群和祖国岛屿的忠诚,而且也暴露了两族之间越来越大的裂痕。

朝着自治而在宪制上迈出的新的重要一步就是60年代中期成立的众议院。这个由19名吉尔伯特人和4名艾利斯人组成的众议院预示着未来的发展趋势。这届众议院由于受到严格的争论规则的限制以及对使用英语的要求,它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只持续了三年时间。这一时期更为重要的是两种文化之间竞争优势的转化。艾利斯岛民注意到吉尔伯特人在数量上的优势以及吉尔伯特人倡导在奖学金和就业方面实行种族配额制,他们似乎从中看到了自己惨淡的未来。因此,在艾利斯人中出现了“自治前的分离”立场,而且从这时候起,这种立场注定了他们在宪法变化方面的态度。1969年,在殖民政府的倡议下,成立了有关宪法改革的选举委员会。宪法改革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回到威斯敏斯特模式的基本框架。立法委员会的成员大都由选举产生,而行政委员会则由被任命的政府官员组成。各部大臣由总督任命。为了消除艾利斯人与吉尔伯特人在代表人数组成方面的竞争,规定凡是有这两个种族组成的岛屿,不论大小,在议会至少都有1名代表。这种规定虽然让艾利斯人在议会的代表人数增加至8人,但吉尔伯特人在议会的代表人数还是超过艾利斯人[]

1970年,吉尔伯特和艾利斯群岛的居民大约55000人。艾利斯群岛的居民住在一群小岛上,担心受到数量上占优势的吉尔伯特人的统治,因此,并不希望与后者一起获得政治独立。这样,1970年,殖民当局提出一部新宪法时,艾利斯人立即表示反对,因为新宪法规定,拥有约47000人口的吉尔伯特群岛,在新议会中占有19个席位,而大约有7000人口的艾利斯群岛占4个席位。按照拟订的宪法,该殖民地将初步具有一个内阁政府的形式。伦敦方面对在吉尔伯特和艾利斯两个族群之间出现的分离迹象似乎缺少办法,便任命了特殊专员来负责研究和处理这两个族群的分治问题。全民公决似乎是唯一的选择。1975年10月,全民公决在联合国的监督之下进行,结果有92%的人赞成分治。艾利斯群岛同吉尔伯特群岛正式分离,改用旧名图瓦卢[]。1976年1月,分治正式生效。这就意味着分治的每一方都可以走上独立之路。1978年6月,图瓦卢实行完全自治。同年10月1日独立,由陶阿利皮·劳蒂(Toaripi Lauti)任总理。图瓦卢承认英国女王为国家元首。独立之初,图瓦卢有人口7200人,生活在大大小小的岛屿上,陆地面积仅25平方公里。图瓦卢的立法机关只有12名成员。由于不存在党派,总理由议会成员选举产生。各部大臣由总督根据总理的提名来任命。而吉尔伯特人也于次年取得独立,改名为“基里巴斯”。

第五,所罗门群岛的独立之路似乎有不同于其他岛屿的特点,姑且称之为“所罗门之路”。

前有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推动了所罗门群岛政治运动的发展。建立地方委员会的活动,是由战时在马拉提亚开展马辛加统治运动的领袖们发动的。这场运动使管理当局开始认识到把政治权力移交给岛民是一个明智之举。于是,他们在整个保护地减少了指派的乡长的数目。各区的主要官员也不再从保安队人员中吸收,而是根据职务的需要,选拔合适的人才。到1950年,英属所罗门群岛保护地的大部分岛屿都已建立了自己的地方委员会。地方委员会使分布极广的人民结合在统一的政治组织下面。到了1952年,大多数原来的民族运动领导人都获得了减刑而从监狱释放出来。在这种背景下,西太平洋公署高级专员来到马拉提亚,当地土人向他提出要有他们自己的一位“头人”和给予马拉提亚以自由等要求。高级专员建议成立一个马拉提亚议会,由议会选举的头面人物当主席,但这个主席必须在公众面前宣誓效忠英国女王,承认政府的权力,并和地区官员合作。这个建议得到岛屿土人的同意。这样,马莱提亚就成立了由萨拉纳·加亚任第一任主席的议会[]。1960年,整个保护地分别成立了立法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四年后,新宪法的条文已经拟定。1965年,举行了所罗门群岛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间接选举。自此以后,立法委员会便由依据职权而产生的委员3名,官方委员8名,民选委员8名和提名推荐的非官方委员2名组成。此时,执行委员会由10名委员组成,均由高级专员从立法委员会中指定任命。这种行政管理机构的建立,有了被选举出来的岛屿土人代表各自的行政区,这对所罗门群岛的发展来说,是一个前进的重要步骤。两年后,所罗门群岛举行了第一次全民选举。各方商定,民选委员由原来的8名增加到14名,又规定追加提名推荐委员2名。执行委员会由高级专员从立法委员会中指派8人组成。他们的职能是就某些重大决议事项向高级专员提供意见[]。尽管如此,但所罗门群岛的文化多样性以及地理上的分隔使得政治意识的传播相当缓慢,除了极少数人有着西方教育的背景和在殖民时期的地方管理部门有短暂的任职经历外,几乎没有什么人了解西方的政治制度。正因为如此,几乎所有的行政决策和司法方面的举措都与政府官员保持一致。所罗门群岛居民,由于不精通议会的程序,因而作用有限,绝大多数时候只是局限在提提当地问题和抱怨椰干价格等。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被选举的官员在政府决策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在集体负责制方面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原因是所罗门群岛的政治家视自己为殖民政府的反对派。在殖民地官员看来,威斯敏斯特体制似乎与以个人和部族为基础的所罗门政府不相适宜。他们希望推行一个以一些委员会而不是以部长为基础的政务会议来克服这些困难,这就脱离了英国议会的模式。这种新制度,普遍地被认为是使民主政治适应于美拉尼西亚传统方式的一种有远见和真实的尝试[]

1970年,所罗门群岛成立了统一的政务会议。它下面分设各执行委员会。政务会议由高级专员主持,政务会议作为立法机构开会时,高级专员可以自行指派一人,代表他参加会议。这与它作为行政机构开会时不同,作为行政机构,它的会议是秘密的。政务会议通过的法案,高级专员有权批准或不批准,或者保留批准或撤销该法案的权利,等待英国元首决定。此外,某些事务,如国防、外交、内部安全、警政及人事制度等,都属于高级专员的职权范围,而且在处理这些事务时,他不必征求政务会议的意见。新政务会议大部分成员是经过普选产生的,任期三年。在政务会议中,起重要作用的主要是各个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共五个,分别管理财政、社会服务、土地及自然资源、交通及公共工程以及内政[]

尽管各执行委员会开始行使其管理权限,但此时所罗门群岛的政治形势仍然一团疑云。所罗门群岛在未来宪法中的地位仍缺乏明确导向,无论是被选举的官员还是殖民地官员都没有公开谈论独立问题,他们都担心独立会导致英国对所罗门群岛援助的终止。但是新西兰与库克群岛之间就后者的完全自治以及未来独立,新西兰政府仍将给予援助的承诺多少打消了所罗门群岛政治家们的疑虑。尽管到了1971年中期,英国的态度似乎变得更加强硬,但是独立似乎已成众矢之的。

由于对高级专员辖制下的委员会体制运作的失望,所罗门群岛决心走独立之路,而威斯敏斯特体制又重回所罗门群岛的政治轨道。政务会议被重组为立法机构,所罗门·马马洛尼(Solomon Mamaloni)被选举为首席部长[]。马马洛尼即位后形势的发展表明,英国已下决心让所罗门群岛走独立之路。经过系列谈判,1975年5月达成协议。所罗门群岛将于当年年底实现自治,并在未来12~18个月内走上独立之路。事实上,所罗门独立所花的时间是拟议中的两倍。造成延迟的主要原因不是由于基本的宪法结构或最终的结果,而是所罗门群岛独特的殖民地历史所决定的。1975~1976年,在一个委员会的工作下,所罗门群岛的宪法结构基本得到解决。在这部广泛采纳威斯敏斯特模式的宪法中,也作了反映所罗门群岛当地需要的局部修改。所罗门群岛选择了议会民主制。英国女王为国家元首,她的代表——总督,由议会选举;实行一院制议会,总理由议会选举并从议员中产生。

在走向独立的进程中,所罗门群岛遇到的关键问题是独立后的财政安排、公民权、土地所有权以及所罗门群岛西部的分裂主义力量对统一独立的威胁。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阻力,但英国政府在所罗门群岛非殖民化进程中还是采取了积极的合作态度,使得殖民地人民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去接受这些挑战,并创造条件去实现自己的目标。1976年,英国被迫承认所罗门群岛“内部自治”。1978年7月,所罗门群岛终于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宣告独立。

第六,主权移交——汤加独立之路。

在非殖民化进程中,汤加算是最没有悬念的一个。这与汤加存在完整有序的传统管理制度有着很大关系。

20世纪初,汤加与英国就签订了友好条约。虽然该条约不时得到修改,但是,汤加与英国政府间的联系是通过英国专员及枢密院来进行的。在1958年和1968年对条约进行两次主要修改后,汤加取得了内部事务的自治,而英国仍对汤加的国家安全和外交事务负责。根据1968年双方修订的条约,汤加得在联合王国派驻一个代表机构,其地位相当于英国派驻汤加的专员。由于强烈的文化个性以及君主的统一力量,汤加从未失去在19世纪建立稳固政府时就已显露峥嵘的民族主义,汤加人也不是殖民主义的附属物。世界范围内争取民族独立或自治的运动使得汤加人非常渴望拥有自己的主权。他们要求参加国家的管理工作,特别渴望获得政府要害部门的职位,这些职位一般由欧洲人占有。为了满足人民对独立的渴望,国王陶法阿豪在1969年11月宣布,汤加希望在1970年获得独立。由此看来,汤加独立只是时间问题。英国在1970年6月4日把全部主权归还了汤加。由于汤加仍留在英联邦内,汤加驻英国的专员和领事成为汤加的高级专员,英国驻汤加的专员和领事也成为英国的高级专员。

到了20世纪80年代,英国在西南太平洋的殖民地或附属地基本上都走上了自治或独立的道路,只有少数岛屿由于人口、面积或历史的原因,仍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政府的管辖之下。这些取得自治或独立地位的岛屿国家无一例外地留在英联邦之内,表明英帝国的影响不可能一下子消除,并且对这些英联邦新成员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继续产生影响。英国殖民统治的结束,翻开了太平洋岛屿国家历史上新的一页,也使得这些国家的发展面临一个全新的政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