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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时代的太平洋岛屿
  • 作者:汪诗明
  • 来源:太平洋英联邦国家
  • 时间:2005-03-01
  • 关键词:太平洋岛屿;殖民时代;传教士

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殖民者以商业和战略利益并举为目的,自16世纪开始将其触角伸向广大的太平洋岛屿。对太平洋岛屿的入侵与分割,不仅使这一地区的政治面貌发生了变化,而且也改变了这一地区的经济状态。西方殖民者对太平洋岛屿的殖民统治视其情形不同而形式多样,有任命总督来统治的,有委任统治的,还有实行殖民共管等,但无论实行哪一种管理模式,其宗旨无非是想加强对殖民地的管理,传播殖民者的价值观念,并以利己的方式来改造殖民地。实际上,“殖民主义者在他们的内心里相信,把他们的文明传播给在他们的‘殖民教导下的’人们是他们的使命,而且认为这种使命为他们的国家生产财富是非常合乎逻辑的”[]。在殖民征服过程中,西方的基督教也秉承了一定的使命。他们在传播宗教福音的同时,也在有意识地去改变岛屿土著的宗教信仰。经济上的依附属性也随着西方殖民权威的建立而形成——殖民地不仅成为西方工业发展的原料供应地,而且也成了其商品的倾销市场,从而形成了单一的殖民地经济形态。这种典型的经济结构反过来又强化了殖民地对宗主国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双重依附。由此可见,这些岛屿虽被纳入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但只是原料供应的初始和产品倾销的终端环节,而对一个社会发展起重要推动作用的生产环节在这里并未本质性地出现。所以,西方殖民者给这一地区带来的不是什么真正的文明,而是野蛮的征服与贪婪的劫掠,使这一地区在为资本主义社会增加资本积累的同时,自身却经受西方文明所带来的创伤。这样,在世界文明向工业化和现代化大潮挺进中,岛屿地区则更加边缘化。


一 西方殖民者的入侵

1521年,麦哲伦登陆关岛,开启了太平洋历史一个急剧变化的新世纪。他的航行展示了太平洋的浩瀚无垠。在16世纪的余下时间里,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成了这一地区探险的主角,来自这两个国家的探险队发现了新几内亚,并据为己有。1568年,西班牙人阿尔瓦罗·德·门达纳(Alvaro de Mendana)发现了所罗门群岛。16世纪末,他又碰巧发现了马奎萨斯群岛(Marquesas)。这是欧洲人看到的居住着波利尼西亚人的第一个岛屿。在17世纪早期勘测新几内亚南部海岸边界时,荷兰航海家发现了澳大利亚,他们称之为“新荷兰”。荷兰人发起了17世纪几次主要的探险。1642年,荷兰人阿贝尔·塔斯曼(Abel Tasman)到达以他名字来命名的岛屿,还有新西兰、汤加和斐济的部分地区。1722年,另一位荷兰人雅克布·罗格维恩(Jacob Roggeveen)在他绘制的地图上已标明了复活岛、萨摩亚等地。几十年后,英法两国成了这一地区探险的主要竞争对手。1776年,英国人塞缪尔·沃利斯(Samuel Wallis)发现了塔希提岛。法国当时最著名的航海家路易斯·安多尼·德·布干维尔(Louis Antoine de Bougainville)沿着威里斯航行的路线到达塔希提,并在美拉尼西亚的其他地方靠岸。英国探险家詹姆斯·库克船长是所有探险家中最让人难忘的航海家。1768~1779年间,库克进行了三次探险。他的足迹遍布社会群岛(the Society Islands)、新西兰沿岸、澳大利亚的东海岸、纽埃、新喀里多尼亚、诺福克岛(Norfolk Island)等地[]。库克基本确定了群岛的位置并绘制了较为精确的地图。而主要的探险和新的发现在库克之后就基本结束。紧接探险者之后,即18世纪末,第一批冒险商人开始在岛屿安营扎寨,他们最早是在波利尼西亚和密克罗尼西亚定居,而美拉尼西亚由于土著居民的敌意和不太适宜的环境而得以避免。

这些不速之客主要是一些流浪者、捕掠海豹者、捕鲸者以及商人。后来又有英法两国在澳大利亚、诺福克岛和新喀里多尼亚等罪犯殖民地逃出的罪犯。流浪者是第一批在岛屿定居并学习土著语言的人。很多人与当地的妇女结婚或保持长期的私通关系,留下无数的后代。一些人依附于酋长并充当酋长与欧洲人打交道时的顾问与中间人,很多人成为商人,在盘剥土著人的同时,他们的经商活动推动了岛屿与外部世界经济的接触。

18世纪末期至19世纪初,地处美拉尼西亚的斐济还处于一种部落混战、弱肉强食的混乱时期。整个群岛的对外交往主要限于汤加等地。19世纪30年代,斐济群岛迎来了第一批欧洲移民。在这以前,只有极少数欧洲人到岛上去过。然而,随着欧洲商人、冒险家及海盗的相继登陆,欧洲人开始介入斐济的部族争端。先是供应火器,然后是操纵敌对各方[]。1874年,就在斐济被无条件地割让给英国前不久,殖民事务大臣卡纳万爵士(Lord Carnarvon)在英国上院说:“考察这些岛屿过去的历史和未来,我要说采取更加严格的王权殖民地形式是将要采取的形式。”[]。卡纳万所说的“更加严格的形式”虽是个相当模糊的概念,但事实上有一点是明确的,这就是殖民地的决策权力理应掌握在由咨询委员会和立法委员会辅助的总督手中。

长期以来,巴布亚新几内亚是个与世隔绝的岛屿。约14世纪,提都尔(Tidor)的苏丹在地区扩张中,占据了新几内亚的一些地区。新几内亚岛是葡萄牙人热奥格德·孟内塞斯于1526年发现的。1545年,这个岛屿被命名为“新几内亚”。这是因为奥尔蒂斯·德·雷特认为巴布亚人与非洲新几内亚的居民很相似而这样命名的。从那以后,西方的传教士、商人、种植园主和人口贩子纷纷来到新几内亚岛,进行掠夺欺骗的罪恶活动,尤其是那些人口贩子,把大批当地青年贩卖到澳大利亚充当苦工。1654年,荷兰人征服了提都尔,但继续承认苏丹名义上的统治权。179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约翰·麦克卢尔(John McCluer)上尉乘坐“黑豹号”(Panther)船去探查新几内亚提供香料贸易的可能性。约翰·麦克卢尔在新几内亚的最西北海岸呆了10个月。他的调查报告刺激东印度公司于1793年委派另一名叫约翰·海耶斯(JohnHayes)的上尉乘坐克纳伦茨公爵号(Duke of Clarence)战舰去该岛。海耶斯沿着澳大利亚南端航行,并在吉尔文克湾(Geelvinck Bay)停泊,建造了被他命名为新阿尔毕昂(New Albion)的堡垒,并声称这是英国的领土。东印度公司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并没有确认这种吞并。1814年,英国承认在西新几内亚的荷兰人为提都尔苏丹的宗主国的主张。当欧洲殖民者入侵时,巴布亚和新几内亚与其他岛屿一样,当地居民也曾进行过顽强抵抗,但由于武器原始、组织分散,难以克敌。1848年,荷兰人宣布对该岛西半部拥有主权[],但英法两国政府分别由其代表对该岛屿进行了水文地理测量。荷兰人对此感到不满,发表表示关注的声明,但并未引起英法两国的重视。1856年,德国制定了在南部海洋殖民的方案。次年,在萨摩亚建立商站的德国一家公司开始在米考(Mioko)小岛建立商站分部。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殖民主义者抱有一贯的看法:大洋洲是英帝国强大和富裕的自治领。随着法国、德国及美国贸易和种植园利益的拓展,他们认为听任外国势力在靠近他们自己领土的地区肆掠是一个战略上的危险。新西兰在19世纪末期就显示了对太平洋岛屿的野心。1901年,它吞并了自1888年就成为英国保护国的库克群岛,而澳大利亚也竭力游说伦敦占领新几内亚大陆及其附近岛屿。在1873年莫里斯比(Moresby)上校占领新几内亚的行动被拒绝承认后,昆士兰州政府就蠢蠢欲动,声称对特雷斯峡岛拥有主权。1883年,昆士兰州总理托马斯·麦基怀斯(Thomas McII wraith)指示瑟斯戴岛屿(Thursday Island)警察官H.M.切斯特(H.M.Chester)去莫里斯比港(Port Moresby),以女王的名义占领东新几内亚。切斯特当着13个欧洲人和大约200名土著人的面奉命行事。然而殖民地事务大臣德比爵士(Lord Derby)代表英国政府拒绝承认这种做法。但是,翌年9月,英国政府却告知德国政府,英国有意在新几内亚的南部沿海和附近岛屿建立保护国。10月23日,英国西太平洋专员罗米尼(H.H.Romilly)乘坐鹞式船到达莫里斯比港,正式宣布英国在新几内亚的南部海岸建立保护国。9天后,一支由英国海军准将詹姆斯·埃尔芬斯通·厄斯金(James Elphinstone Erskine)率领的海军小分队抵达新几内亚,支持罗米尼。与此同时,德国人派出巡洋舰伊丽莎白号前往米考,在11月4日正式吞并的仪式上,升起了德国国旗。12月,德国把新几内亚的北半部与东北部岛屿合二为一,称之为俾斯麦群岛(Bismarck Archipelago),极度震惊的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向英国政府施压,要求把英属新几内亚让与澳大利亚管辖,但未获成功。1886年,英德两国就各自的保护国范围的划分达成协议。德国占领该岛东北地区及附近岛屿,称为“德属新几内亚”;英国占领该岛东南地区及附近岛屿,称为“英属新几内亚”(后来改为巴布亚)。

所罗门群岛落入西方殖民者之手与传说连在一起。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到达印度,从而完成了开辟到达东方的新航路。从1519年起,葡萄牙人多次派出探险队寻找“黄金岛”和“未知的南方大陆”。当葡萄牙人屡屡告败时,探险大国西班牙人凭着专制君主的支持以及雄厚财力的支撑也在有计划地行动。16世纪下半叶,西班牙驻秘鲁和智利总督的侄子门达纳,为了效忠西班牙国王,到处寻找金矿和劳工。正好此时在秘鲁有一个传说,说新几内亚岛附近有一群岛屿,拥有大量黄金和劳工。还说那里蕴藏着的财富和所罗门国王的财富不相上下。在这种贪婪追求财富欲望的驱使下,1567年11月19日,西班牙派出了一支寻找“未知的南方大陆”的探险队。探险队在太平洋上航行了一年半,于1568年首先到达所罗门群岛中最大的岛屿——瓜达尔卡纳尔岛和其他一些岛屿。这些冒险家看到丛林中的村落排列整齐,居民身上佩戴着金光闪闪的装饰品,他们惊喜若狂,以为找到了西班牙国王梦寐以求的“宝地”。为了取得西班牙国王的赏识,门达纳就把这些岛屿取名为所罗门群岛[]。此后,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和美国人相继来到这里,从事热带种植业和殖民贸易。1886年,所罗门群岛南部被划入英国的势力范围。七年之后,又被英国划作保护地。1898~1900年,其余岛屿也并入这一领地。

瓦努阿图共和国建立以前,新赫布里底群岛长期由英法两国共管,到处留下深深的殖民地痕迹。

在欧洲殖民者来到这里以前,当地勤劳的美拉尼西亚人就生活在群岛上。1606年,葡萄牙航海家佩特罗·费尔南德斯·德·奎罗斯(Pedro Fernandez de Quiros)到达这里,但是没有久居。1768年,法国探险家布干维尔来到这里,接着英国航海家库克在他的第二次环球航海中于1774年来到这里,并对整个群岛进行了详细探测,认为这里和苏格兰海岸的赫布里底群岛相似,于是就把这一群岛屿命名为新赫布里底群岛。到19世纪中叶,英法两国移民来到这里。1825年,在群岛南部的一些岛屿上发现了珍贵的檀香木,殖民者在掠夺这种资源的过程中,血腥屠杀当地居民。加上岛上疾病流行,造成居民大量死亡。不久,邻近的昆士兰、斐济和新喀里多尼亚等地需要大量劳工,殖民者就贩卖新赫布里底人当劳工。据不完全统计,从1868~1878年的十年里,新赫布里底人被贩运到斐济、新喀里多尼亚和昆士兰当劳工的将近1.4万人。所有这些被贩卖的劳工,活着回到新赫布里底岛的不到三分之一。这种灭绝人口的做法,使当地居民人数大为减少。以后英法移民大批到达群岛,他们霸占大量土地,建立种植园,使土著居民变为没有土地的劳工[]。在法国人眼中,新赫布里底是新喀里多尼亚的延伸。然而,由于澳大利亚的压力,英国在此也获取了一定的利益范围。对澳大利亚来说,从19世纪80年代起,新赫布里底就是英帝国的目标,这倒让英国人大为吃惊。

19世纪末叶,澳大利亚与这个群岛有着密切的经贸往来。从地理上讲,新赫布里底岛屿群与澳大利亚东北部存在着重要的战略联系。澳大利亚从没有放弃占有这些岛屿的希望[]。面对法国咄咄逼人的态势,1885年,英国在澳大利亚的压力下吞并了新几内亚,当时维多利亚著名政治家阿尔弗雷德·迪金(Alfred Deakin)就力主吞并新赫布里底岛。迪金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功。1888年,英法两国签订协定,双方都表示尊重对方公民在该岛屿群的财产和权利,成立一个英法联合海军委员会,对该群岛进行松散共管,防止其他外部势力插足此地。迪金任联邦总理后,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就是防止新赫布里底岛落入法国之手,以免让这个潜在的敌人在此建立攻击澳大利亚的军事基地。由于法属新赫布里底公司从土著人手里掠夺土地,为调解分歧而建立的联合海军委员会又无力行使自己的权力,澳大利亚对此感到不满,他们认为除非采取某些措施来保护英国人的利益,否则,新赫布里底群岛就会落入法国人之手。迪金不断地向帝国政府呼吁并施加压力,要求吞并该群岛,并对英国殖民局在解决新赫布里底群岛争端问题上的拖拉作风和对澳大利亚利益的漠不关心表示不满。而殖民局则埋怨澳大利亚纠缠不休以及未能对谈判形势作出充分的估计。无奈之下,迪金开始与法国政府谈判,要求法国政府向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定期通报那里的形势,但未能如愿。1906年10月,英法两国为了使他们在新赫布里底群岛的统治地位固定下来,同时也为抵制德国染指群岛,签订了《英法有关新赫布里底岛公约》。该公约只是确认和阐明了1887年的联合管制协定。

基里巴斯原来叫吉尔伯特群岛[],属于密克罗尼西亚群岛。1788年,英国海军军官吉尔伯特航行到太平洋中西部赤道附近的一群岛屿上,就以自己名字把这里命名为吉尔伯特群岛。到了1837年,第一批欧洲商人开始来到这个岛上。19世纪50年代,欧洲殖民者来到吉尔伯特,大肆绑架当地居民去国外当苦工。1886年,英国占领吉尔伯特群岛。1892年,吉尔伯特和埃利斯群岛被宣布为英国的保护国,以对抗德国公司在这里的商业和征召劳动力等活动[]

瑙鲁人世居岛上。1798年,英国的“猎人号”船来到瑙鲁。接着欧洲的商人、捕鲸人络绎不绝地来到岛上。1888年,瑙鲁被德国吞并,划为马绍尔群岛保护地的一部分。1895年,瑙鲁发现丰富的磷酸矿以后,西方殖民者对这块富饶的“宝岛”垂涎三尺,纷纷涌来争夺。

最早到达萨摩亚的欧洲人,是荷兰航海家雅各布·罗捷文。他于1722年率领远航船队到达这里,但是没有登陆。1768年法国人布干维尔不期而至,看到岛屿附近有许多独木舟沿着海岸航行,他就把这些岛屿叫做“航海者群岛”。1791年,英国船只首次行驶到萨摩亚群岛。1838年,英国康威号船船长跟萨摩亚人的一些酋长订立了一项通商协定,规定外国人的利益要受到保护。次年,美国也步英国之后尘,与萨摩亚人订立了类似协定。1857年,德国人也来到萨摩亚,积极开展商业活动。随着1861年特奥多尔·韦贝尔来到萨摩亚,商业活动有力地扩大了。他立即看出萨摩亚是一个有希望的、繁荣和富庶的德国殖民地。在他的指挥下,该公司取得了土地,并且为了保证出口的高级油料可以经常得到货源,又建立了商品化种植园[]。德国的公司控制了萨摩亚贸易的最大份额,可以说,萨摩亚是德国在太平洋地区经济利益的中心,尤其是对德国在太平洋地区最大的贸易公司而言。而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也想从中分一杯羹,它们在商业、传教以及领土影响方面展开竞争[]。19世纪80年代,由于可观的土地和种植园的收益都掌握在欧洲人之手,加上萨摩亚人似乎无力创造一个有序的政治体制,欧洲政治势力的变迁,这些因素都有利于帝国主义国家对萨摩亚的入侵。在19世纪80年代导致国际干预的内战中,美国反对英德两国瓜分萨摩亚,终于在1889年签订了《柏林条约》,三国据此条约对萨摩亚实行共管。到1899年,美国重新调整了它的太平洋政策,新政策显示了美国对太平洋地区的领土野心。英国、美国和德国对萨摩亚的争夺相持不下,同年,美德订立新的分割条约,决定西萨摩亚归德国,东萨摩亚由美国统治。从那以后,萨摩亚就被分割成东西两部分,它们的命运除受到帝国主义扩张压力的影响,还成为白人移民社会向西南太平洋地区扩张的外部目标。

汤加也像大洋洲其他岛屿一样,经历了辛酸的殖民地阶段。欧洲殖民者是从17世纪开始来到汤加的,先是1616年的荷兰人,接着1773年英国人库克航海来到这里。由于受到好客的岛民的热情接待,于是他把此岛屿命名为“友好群岛”。可惜,“友好”招来的不是欢乐,而是无尽的痛苦。1793年5月,一个西班牙海军军官来到瓦乌群岛,他为了吞并汤加的国土,公然挂起西班牙国旗,并且把一张西班牙领土的字据藏在瓶子中埋到土里,以便日后证明汤加是西班牙的领土。但他后来因为别的原因被捕入狱,这件事便无人知晓。直到1961年,在悉尼出版的《太平洋岛屿》月刊上,才把它揭露出来,以后又在瓦乌岛上找到了那个瓶子。19世纪上半叶,汤加经历了几十年的部族战争,陶法阿豪在1845年统一了全国,号称图普一世。陶法阿豪改信基督教,自称乔治一世,确立了家族称号图普,成为全汤加的国王。在乔治国王的绝对统治下,汤加从异教的战争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基督教的和平的君主国,并且颁布了宪法,宣布了人民的权利,还制定了一部法典。1878年,英汤签订和平条约,汤加从此纳入英帝国范围。1900年成为英国的保护国。

欧洲探险者和殖民者的相继到来,不仅打破了太平洋岛屿的宁静状态,而且给这一地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首先,欧洲人到来以后,文明社会的武器和某些疾病也尾随而至,这给当地的土著带来了灾难。在西萨摩亚,1830年以后,欧洲人带来了滑膛枪,而且差不多每年都发生流行性感冒。教会施种牛痘刹住了天花,可是1849年发生了百日咳,1851年发生了腮腺炎。这些疾病再加上本地人互相残杀,就加剧了情势[]。白人不仅给岛屿上可怜的人们带来痛苦、死亡和破坏,而且还以一个新的面目出现——他们不再是商人或传教士,而是开发者和征服者。他们厚着脸皮在这里插上自己的国旗,作为蛮干勇敢的记录。而有史以来,这块土地就属于早期定居者的后代。他们在旗杆周围修起石墙,在石墙顶安放铜炮,这个破坏性的怪物,由白人贫民窟中最下层的渣滓管理着。时常有挂着不同旗帜的船员来到港口,于是战争发生了。土著不得不躲藏起来,或者冒着枪林弹雨的危险,而白人则依靠炮火来决定谁能最终获胜,成为殖民者[]

其次,贩卖黑奴是白人殖民者对岛屿土著犯下的滔天罪行。

贩卖黑奴这一名词是专指拐骗岛屿土人并把他们带到海外从事奴隶般的苦役行为。开始是由19世纪中期澳大利亚一位著名商人和他的伙伴小规模地进行,但是随着这一时期昆士兰、斐济以及塔希提等地的棉花、甘蔗和椰子种植园迅速发展,需要大批劳动力,加上从欧洲运入囚犯的终结,西方殖民者就不断到所罗门群岛及其他群岛掳掠绑架土著居民去做苦工。这项活动达到几乎成为一项主要事业的地位。所罗门群岛变成贩奴船的目标,船长和代理人都由贩奴头子按被带回劳工的人数付给酬劳。有时船长用步枪或其他商品向地方族长行贿,由他们遣送一些年轻人到船上来。另外一些时候掳掠的队伍会上岸去,自行掳掠。这里是一个岛屿土人所看到的一次典型的掳掠黑人的叙述:

“许多个月以前,一只扯白色帆的大船在奥瓦·雷卡海滩外抛锚。船上有很多白种人,也有很多黑人,他们大部分是从其他岛屿掳掠来的。这只帆船放出很多小艇,艇上坐着携带巨大的吓人棍棒的白种人。这些小艇驶近了礁脉,那些白种人就企图捕捉一群正在用鱼钩和矛捕鱼的我们的人。我们的人见到危险就逃走。他们跳过一块又一块岩石,游泳穿过激浪。白种人试图截断他们的退路,成功地包围了他们当中的十个人。当他们发觉无法逃脱,就开始保卫自己,但这是一个十分悬殊的战斗。这些武装得很好的外来人,每次都很多人一齐攻击我们当中的一个人,而我们的人仅仅携有打鱼用的矛。他们有六个人就这样被杀害了,潮水把他们的尸体带到无边际的海洋外。四个人落入敌人手里。他们被那样地捆绑着,以致棱锐的绳索深深地割入到肉里,他们的嘴里被塞满了沙石以制止他们的尖声叫喊。”[]

第三,白人自视为文明人,而视土著为玩物。所以,他们时常拿土著来取乐。如土著人贝拉拉(Baelala)就曾被一个白人商人带到悉尼,在一个帐篷里让他展示作为新几内亚野蛮人的一面,这位商人并没有付给他任何报酬。当众人的好奇心得到满足后,他们就把这位土著扔到这个陌生的城市里[]

马克·B.索尔特曾这样说过:“一部说明欧洲对外扩张的全球史反映了一个丝毫不平静的世纪。在扩张过程中,当遇到文化和种族不同的他者,欧洲就划分出界线:欧洲内部是文明,欧洲之外是野蛮的。这种边界的定义强化了欧洲的认同。”[]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殖民者对太平洋岛屿的入侵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们冒文明救赎之名,行掠夺与侵略之实,并给原住居民生命带来无情的残害。因此,对岛屿居民来说,西方殖民者的到来是一场劫难。


二 西方传教士的渗透

土著人的原始宗教信仰根深蒂固,岛民主要承认他们称之为超神的存在,他们的宗教信仰由于各种各样的神奇的迷信的存在而变得混乱和模糊不清,要使他们放弃原先的信仰,皈依他们不知为何物的新的宗教,确非易事。但西方传教士在太平洋地区的传教活动比他们在世界其他地方都要成功。

波利尼西亚群岛是西方传教士最先布道的地方。在太平洋绝大多数岛屿,传教士是在一批流浪者到达后不久到达的。关岛是西方传教士最先登陆并开始传教的地方。1668年,天主教使团和一股士兵在关岛靠岸。这是西班牙人在太平洋地区建立的第一个欧洲殖民地。天主教使团的使命就是首先使部落酋长皈依天主教,然后再做平民的工作。一个世纪过后,太平洋地区出现了新一轮的传教。1797年,当“伦敦传道会”(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开始在塔希提工作的时候,清教徒开始进入波利尼西亚。不久,来自英国的其他清教团也接踵而至。1814年,新西兰建立了传教站,在毛利人(Maori)中传播福音。几年之内,传教团到达汤加、斐济等地。1834年,天主教团再次进入波利尼西亚。他们是在塔希提东南边的曼加诺瓦(Mangareva)群岛上登陆的。两年内,他们推进到塔希提。1828年已皈依卫斯理的信徒从汤加来到萨摩亚,做了一些传教工作。19世纪30年代后,伦敦传道会在萨摩亚沿海一些战略地点建立了一连串传教站以巩固其势力。十年后,有一半萨摩亚人听他们讲道。在后来的十年中,传道士翻译出圣经,开办了马卢阿神学校,这些都推动了基督教事业。到1850年左右,持有旗号的非基督教的地盘没有剩下几个了[]

密克罗尼西亚和美拉尼西亚差不多同时出现西方传教团。1820年,美国人加入到传教的行列。夏威夷成了美国传教团实现使命的第一个岛屿。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传教团在密克罗尼西亚东部开展活动[]

1830年,第一批传教士在斐济定居下来,起初是塔希提人,从1835年起则是英国人[]。此后,斐济人的许多社会活动乃是他们所属的教会活动的一部分。直到今天,斐济人中的绝大多数都成了基督教徒。另一方面,印度人中成为基督徒的不到3%,他们信仰印度教。不过,基督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遮掩土著居民的泛灵论信仰的外衣。斐济人对各种神灵怀有一种模糊而强烈的信仰;他们生活在对邪魔恶鬼的巨大恐怖中;他们相信自己岛上的那些无人居住的荒僻地方都有鬼怪出没其间。他们相信有灵魂或离开活着的人而存在的人格。人人都相信人死后仍将继续生存。土著居民对鬼的存在或独立存在的人格在人死后会再出现都深信不疑。斐济人的这种信仰,因其若干信条与基督教义有相似之处,使得他们容易把这种新传入的宗教接受下来[]

所罗门群岛尽管很早就受到西方殖民者的光顾,但福音传布来得较晚。当教会的注意力转向这一神话般的群岛时,太平洋上大部分岛屿都传布过福音了。在所罗门群岛,第一次传道的尝试是由天主教徒进行的。1845年,一批从玛利亚圣母会[]来的,以琼—巴普蒂斯特·埃帕利主教为首的人员登上圣伊萨贝尔岛。他与7名神父和6名教士于1845年6月抵达悉尼,并开始对在所罗门开展传教产生了兴趣。埃帕利主教认为,离美拉尼西亚群岛最为遥远的所罗门群岛最急迫需要玛利亚圣母会会员的服务,而且那里还没有别种信仰的传道者。他选择圣伊萨贝尔岛为他的玛利亚圣母会第一个传教地点。12月埃帕利和他的同事在千船湾的星盘港停泊。12月16日,他驾驶自己的船经过了蒙格岬,用船上的小艇带他的一些同事登岸。一群土著则排列在沙滩上等候这些不速之客的到来。埃帕利让两名水手留在船上警卫,他和一名神父,一名修道士,并由大副和两名水手跟随着,一同上岸。大副和水手或许在主教的命令下、或许是出于其他方面的原因,把随身带的步枪留在小艇内。埃帕利试图同岛屿上的一些土人谈话,并将一把小斧送给看上去是土著首领的人,但后者对此加以蔑视。另一个岛屿土人给主教两个柠檬,其中一个已部分被吃掉,意欲换取主教手上的指环。当主教拒绝时,这些土人开始碰撞主教一行。埃帕利等人试图夺路返回小艇,但这看来是引起攻击的导火线。主教的头部受到来自后面的一把斧子的袭击而倒了下来。其他的人设法把他拖回小艇,抬上了传道船。三天后他就死去了。另一个神父接办圣伊萨贝尔的传道工作,并容许天主教徒在别的地区购买土地,但传教工作并不成功,有三个传教士被当地人所杀,还有另一个死去。传教工作最后于1850年放弃了。这样,当天主教徒再回到所罗门时,已是四十多年后的事了[]

19世纪中叶,传教士再次排除障碍进入所罗门,企图把基督教传入这一地区。1850年,传道协会大洋洲董事会成立。新西兰的英国国教圣公会主教乔治·奥古斯塔·塞尔温是这一组织的领导人。成立这一组织的初衷是支持一个基督教传道会到美拉尼西亚。1856年,塞尔温主教与一位年轻的副牧师约翰·科尔里奇·帕特森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所罗门航行。这次航行的主要目的是招收群岛男童带回新西兰的一所学校,用这一年中剩下的部分时间来学习,然后遣送回他们的家乡。当这些学生学有所成时,帕特森送他们回家,期望这些男童在他们自己的人中间传播福音。1857年,帕特森访问了66个岛屿,登陆81次,带走35名学生。1861年,帕特森被授予美拉尼西亚第一个主教圣职。他继续办他的学校,并把它迁到诺福克群岛,并经常从新赫布里底和所罗门群岛带男童到那里受教育。有一段时间,他的人格和精力或许足以使数以千计的岛屿土人皈依宗教。但是,黑人拐骗者的所作所为终结了这种可能性。奴隶贩子的掠夺使帕特森和他的传教士的一切好事化为乌有。有些黑人拐骗者伪装成传教士,赢得岛屿土人的信任,然后袭击他们。反过来,岛屿土人也逐渐不信任传教士了。1864年帕特森在圣克鲁斯群岛受到袭击,他的两个同事埃德温·诺布斯和费希尔·扬被杀了,主教幸而逃脱,保存了生命。过了7年,他也被杀了。

帕特森之死并没有使美拉尼西亚传道会灰心。其他传教士继承了被害主教的工作,包括成为美拉尼西亚主教的乔治·塞尔温的儿子。1875年,阿尔弗雷德·彭尼牧师在圣伊萨贝尔开始了为期10年的传教工作。彭尼与一大批英国国教圣公会教士一道,同土人一起生活,研究他们的生活方式,并编辑他们的语言字典和文法。因此,他们在传教的同时,也给群岛带来了文化。

其他传道会陆续到达所罗门。继英国国教圣公会教徒之后,天主教第二次来了。玛利亚圣母会会员在维达尔主教率领下回来,并于1898年在鲁亚苏拉岛上设立了一个传道站。太平洋福音派新教会和卫理公会直到20世纪最初的十年才到达[]

到了19世纪50、60年代,所有主要的岛屿基本上都建立了传教团。一些地方甚至还建立了传教学校,但新几内亚似乎是个例外,成为西方宗教最难渗透的地方。那里缺乏统一的权威,小而分散的政治组织,复杂多样的语言,使得新几内亚成为传教活动很难深入的地方。但某些虔诚的传教士还是坚信自己的使命会成功,因而坚持不懈。如西方传教士来到新几内亚后,用较为牢固的材料建造房屋,用他们的劳动来表达他们的传教使命具有永久价值的自信。W.C.劳威斯(W.C.Lawes)夫人很可能是第一个到达新几内亚的白人妇女。她于1876年随她的丈夫一道在此靠岸的。她的丈夫是“伦敦传道会”的一名成员,由于两人对土著居民表达了一定的尊重,所以,他们的传教事业较为成功。但是一般而言,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传教士的使命并不是很有效的。白人传教士总是对土著居民说:“忘掉所有别人告诉你们的东西。你们的祭司和你们的酋长都是邪恶的,拒绝你们先辈们的所有训诫,接受我们给你们带来的一切。”但是一位土著说:“就我的立场来说,我不能背叛古老的习惯和信仰。”[]

殖民统治制度的建立无疑为传教士的工作创造了条件。1890年,就在殖民政府建立后不久,巴布亚第一位行政长官威廉·麦克格雷戈尔(William MacGregor)(1888~1898)决定尽其所能扩大基督教传播的使命。为此,他召开了在不列颠辖下的新几内亚进行传教活动的各使团会议,钦定了各派的传教范围。大家一致同意,尽量不要使各自传教的范围重叠。这样,安立甘教继续在东北沿岸传教(东峡附近小块地方除外),卫理公会教派仍在东南岛屿传教,伦敦传教会控制南部沿海,圣诞岛附近是罗马天主教影响的地区[]

在西方宗教向西南太平洋岛屿传布过程中,由于岛屿众多且相当分散,而统一的管理又难以建立,所以,众多的基督教派别都在这一地区纷纷登场,且拥有各自不等的信众。相比较而言,清教徒和天主教的影响较为广泛。由于清教徒和天主教徒的传教风格和使命存在不同,所以,它们对岛民的影响也存在很大差异。

清教是一种在宗教信仰和宗教管理制度方面实现革故鼎新的教派,它的中心思想是,要求将英国国教加以净化,将其中的天主教残余因素清除掉,他们比一般的新教教徒更为激进,具有更强烈的新教意识[]。清教徒希望土著不仅接受他们的宗教,而且还接受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伦理。他们试图压制人的性行为,坚持让妇女穿上从头到脚的衣服,岛民住西方式的房屋,强调艰苦工作的美德,反对朗姆酒和烟草带来的邪恶。此外,清教徒从国内接受更多的是鼓励而不是财政上的支持。他们注重培训土著牧师和其他宗教主持,使全体教徒在经济上能自给自足。传教团人员本身也常常参与农业和商业活动。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后代往往成为当地政治和经济的主要人物。然而,传教团的最终使命就是使当地教会土著化。由于他们卷入当地政治,清教徒使团或他们的后代在汤加等地君主制形成过程中都有着重要影响[]

除密克罗尼西亚外,天主教徒多是法国人。出于那个时代地理政治的原因,法国政府支持国外传教团的活动。天主教徒一般比较富裕,衣食无忧。所以总的来说,天主教传教团更加容忍土著人传统的文化和行为,既不试图去强加清教徒式的清规戒律,也不试图去建立土著人的宗教组织。但不管怎么说,他们推进了法国的语言和文化,还有他们的信条。

由于信任和传教风格的迥异,清教徒和天主教传教团几乎在每地都发生交叉。在绝大部分岛屿,传教团发生的影响非此即彼,双方互不相让,敌意颇深。每一方都声称自己拥有真实的信仰,而把对方贬为伪信仰等。双方传教团之间不仅有口水战,而且还有武力冲突。如20世纪20年代曾在新赫布里底居住过的英国青年民族学家A.狄肯写道:“……在这里,大约在一英里的距离内就有三个教会相互对立着:罗马天主教会、长老会和安息日会。他们互相倾轧,极力把别的教会的信徒吸引到自己的教会中来。长老会的信徒和天主教徒是纪念礼拜日的;而安息日会的信徒纪念礼拜六,不纪念礼拜日,并认为长老会信徒和天主教徒都是邪教徒,……长老会和安息日会的信徒又认为天主教徒是邪教徒和偶像崇拜者。试想这种情况是多么的混乱不堪。”[]

综上所述,早期的传教工作并非十分顺利。虽然在岛屿的外来人中,传教士是比较同情土著人的处境的,如19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传教士詹姆斯·查默斯(James Chalmers)写道:“在新几内亚东端和路易斯阿德(Louisiade)群岛,白人在犯罪,我担心未来很多人将遭牵连,尽管有了惩罚制度,但是无辜者正遭受这种罪孽。我相信,新几内亚将移交给昆士兰仁慈的统治。只要了解那个殖民地开化澳大利亚土著的企图的可怕的一幕,你就知道新几内亚土著的结局。”[]但由于西方冒险者、殖民者和商人在这一地区的胡作非为,岛屿土人对白人抱不信任态度,这就给传教士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便,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在所罗门以至其他任何地方,一切诡计策略都使用到了,以便去兜集劳工,因而一个反欧情绪的巨大浪潮就横扫太平洋了。没有一个白种人是安全的,传教士和商人被认为不比奴隶贩子好些,很多人被杀害了。”[]

西方的传教士是一支重要的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传教工作比殖民行政管理有着更为持久的影响。传教士在很多地方的传教,深深地影响了土著人的生活方式。“官方民族学家”F.威廉斯对此不无忧虑,他说,传教士们消灭了“克维里人部落(南部海岸的巴布亚人)文化中一切鲜明的色彩了”。现在克维里人已不戴饰品了,因为他们害怕“生病”。他们已不庆祝节日,不击鼓,不跳舞;如果克维里人要跳舞,他们就会“死掉”。旧日的歌曲已不唱了,古老的传说也不叙述了,不然就会“生病”。“一切旧习俗都是坏习俗”,这是传教士教导克维里人的东西。威廉斯曾问当地居民:“你们既然不叙述古老的传说,那么你们谈的是些什么呢?”他们回答说:“如果我们抛弃一切旧的习俗,并且接受新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就能获得新生——这就是我们经常谈论的事。”[][]此外,欧洲服装也正是基督教传教士首先传入大洋洲的。当地的土著服装本是适应于气候环境和土著居民生活习惯的,但穿这种服装被认为是邪恶的而被禁止。传教士倡导男子须穿裤子,女子必须遮盖上身等。土著人也开始饮用西方的酒精饮料,吸烟的风气也很普遍,这些变化越是在欧洲人居住地附近,就越明显。传教士还推动了殖民地的立法工作,有时他们与殖民地政府进行合作,有时他们又反对殖民政府,一些传教士与他们在政府和商界的伙伴一样,有着同样的种族偏见,但是绝大多数还是努力去保护他们的信徒的利益。


三 西南太平洋岛屿的殖民统治

在殖民探险与殖民掠夺过程中,尽管土著人在与西方人的较量中明显处于下风,但土著人的顽强抵抗还是让不可一世的殖民者在殖民地建立之后,对如何加强殖民管理费尽心机。就殖民统治而言,宗主国一直面临两大难题,这就是怎样在殖民地建立和巩固当地人不愿接受的统治,同时又使这种统治在道德和法律方面站稳脚跟。而间接统治的出现,似乎为解决这些问题找到了一个最佳途径。因为间接统治的开支不大,也不需要大批的官员和军队,不至于同当地土著居民发生直接的冲突。在此基础之上使大英帝国保持长期稳定,并且一直无限期地持续下去[]。英国在西南太平洋地区的殖民统治基本上是采用间接统治的方式。

第一,设立驻岛专员和西太平洋高级专员,负责各岛和这一地区的统一管理工作。

英国在其属地设立殖民官员,称之为驻岛专员(或称为驻扎官)。驻岛专员的职责是代表英政府行使殖民管辖权。驻岛专员的权力很大,如英国对新几内亚的管理是掌握在特殊专员彼得·斯克拉切利(Peter Scratchley)手中,彼得从英国带来了自己的卫兵,这些卫兵成了维护秩序的警察力量。但是英国的管理还处在摸索阶段,制定法律和建立秩序的进程是缓慢的。莱·亨特(Le.Hunte)任职期间(1899~1903),土著人与殖民者之间的矛盾似有激化之势。1901年4月,传教士詹姆斯·查尔莫斯(James Chalmers)和奥利弗·汤普金斯(Oliver Tompkins)在一个名叫高里巴里(Goaribari)的村庄被杀,一同被杀的还有另外10名土著基督教徒。时任新几内亚行政长官的莱·亨特24小时之内指挥了一次惩罚性的远征。亨特在给伦敦的电报中说,“船只在三个村庄同时靠岸”,“土著居民马上对抗。我们向他们开火并占领了村庄,总共杀死24人,有3人受伤,1人被俘”。莱·亨特还派另一支武装去焚烧另外10个村子的长形的房子。亨特在电报中对这一事件是这样解释的:“我对这样的惩罚感到遗憾,但是立即采取这样的行动是绝对必需的,这是最佳的结局。将不再有战斗或焚烧。在英属新几内亚海岸,这样的屠杀是最后一次,我对此感到满意。”[]

由于英国在西南太平洋属地较多,而且又较分散,因此,加强这一地区的殖民统一管理势在必行。西南太平洋地区高级专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由于高级专员执行来自伦敦方面的旨意,因而各驻岛专员首先要对西太平洋高级专员负责,并且听从地区专员的指令。为了维护殖民利益,各岛屿专员和高级专员有时对岛屿地区传统权力结构内部采取离间策略,挑起他们之间的矛盾,培植自己的殖民势力。如英国与汤加签订保护条约时,汤加就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制宪君主国。英国起初只控制汤加的外交和防御政策。英国领事汉密尔顿·亨特(Hamilton Hunter),这位曾在斐济供职的殖民官员对汤加人毫无尊重,对汤加政府更是蔑视。当汤加国王对他的建议不屑一顾时,他便鼓动人反对乔治·图普二世国王(George TupouⅡ)和总理萨特基(Sateki),指控他们腐败和搞裙带关系。亨特得到了一部分欧洲人和汤加政府反对派的支持。在给英国驻斐济的西太平洋高级专员的信中,亨特有意夸大汤加贵族代表大众反对政府专制的倾向。1904年,西太平洋高级专员埃弗拉德·伊姆·特恩爵士(Sir Everardim Thurn)被授权坐军舰到汤加,向汤加政府下达新的命令,结果是事实上的政变。萨特基总理被驱逐到斐济,除一名大臣外,其他所有大臣都被剥夺官职而代之以反对派。欧洲人被任命为助理财政官和大法官。未来的汤加政府被要求接受英国领事的建议。1905年,汤加国王图普二世被迫在协定上签字,否则他也将面临被驱逐到斐济的危险。在埃弗拉德·伊姆·特恩爵士的赞同以及新总理约翰·马特亚劳拉(John Mateialona)的依从下,亨特成了汤加的实际统治者[]

西太平洋高级专员有时也兼任某个岛屿的专员。如在新赫布里底,英国驻当地的高级专员由西太平洋高级专员兼任。

第二,利用当地酋长的权威,实行分而治之,维护殖民秩序,保持帝国稳定。这在斐济体现得最为明显。

殖民统治初期,殖民地的反抗意识还是很强烈的。这是殖民者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的因素。与美拉尼西亚绝大部分地区不同的是,斐济社会的鲜明特征是大的部落组织的存在。这是一支传统势力极强的社会组织。卡科鲍(Cakobau)和其他沿海部落的酋长们在1874年10月10日的《割让条约》(the Deedof Cession)上签字,使得斐济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认可英国的统治。1876年,斐济西部和中部的维提岛内陆部落就联合抵制过英国的殖民统治及其同盟者鲍—劳(Ban Lau)部落酋长小集团。

殖民地斐济的政治蓝图主要是在第一任总督阿瑟·戈登(Sir Arthur Gordon,1875~1880)时期绘制的,尽管不同时期受到斐济国内不同利益阶层的挑战,但总体上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戈登的统治还算比较开明。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确保斐济人传统社会不受外来文化的过多侵扰并保持它显著的文化个性。他保护斐济人的土地,但先前卖给欧洲人的某些土地得到确认。他试图通过土著居民的传统权威来统治他们。“酋长委员会”(the Council of Chiefs)就是因此而成立的。而酋长们也极力迎合新的环境。他们根据不同的情况,或是摒弃旧习俗,或是改变它们以符合自己的利益。为了维持高高在上的地位,酋长们热衷于维护旧传统。“首领制度完全符合殖民主义者的利益,因为它把过了时的统治形式保存了下来,所以在公开的集会和典礼上,殖民当局和传教士总是让首领们受到传统的尊敬。当氏族首领不甘心做殖民主义者手中的驯服工具或是没有能力执行殖民当局的政策的时候,他的行政权就交给了殖民者认为更适合的人,不由世袭首领来继承。”[]为了进一步巩固传统斐济人社会,阿瑟·戈登禁止出让斐济人土地,并禁止在欧洲人的种植园里使用斐济土著劳力,鼓励斐济人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种植庄稼,并且可以用收获物向政府交税。阿瑟·戈登的努力赢得了斐济土人对他的支持与忠诚。戈登的间接统治是个代价不大且较为满意的管理模式。

为了增加财政开支,戈登及其继任者詹姆斯·B.瑟斯顿(James B.Thurston)努力扩大种植园经济,在斐济之外寻找劳动力。甘蔗种植园经济的拓展使得大批印度劳工以契约劳工的形式来到斐济,为欧洲雇主卖力。最初,两个不同种族的人还能够在一起相处。随着时间的流逝,使这两个族群分离的因素也越来越明显。斐济人忠诚于他们所在的社会结构和他们所拥戴的酋长,视酋长和欧洲人政府是自己的保护力量;而印度人则相反,他们是个人主义很强并且在追求物质利益时对自己极为忠诚的人,对在自己前进道路上设置障碍的人表示蔑视。

逐渐地,相互蔑视成了很多斐济人和印度人之间最鲜明的态度。印度人称斐济人为Junali,即“丛林之民”,意谓缺乏文明或教养;而斐济人针锋相对,称印度人为KaiIndia,意谓“印度的人”(India Person),有贬损之意。从体格上讲,在斐济的印度人身材矮小,体格单薄,而斐济人体格强壮、高大。斐济人自认为他们能享受生活,他们是土地和时间的主人,而印度人则是为别人服务的“苦力”(Coolie),迁就于雇主的意愿,从事单调乏味的劳动[]。没有多久,双方的隔阂、矛盾开始显露,冲突、打斗时有发生。雇主和殖民政府遂决定让双方“脱离接触”。结果,通常的做法是斐济人被逐出种植园,归还乡里;印度人则被禁止到斐济人的村社居住。至少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印度人还只能在维提岛及一些东部地区等指定区域居住,斐济人同样被限定在特定的区域里。两个种族的子女不在同一学校上学。1946年,不同种族子女在一起就读的学校仅占全部学校总数的6.5%。而到1966年,官方正式认可的所谓混合学校占学校总数不过6%。这种分而治之的政策虽暂时避免了土人与印度人之间的正面冲突,但副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两族人彼此不往来,其隔阂和生疏感日渐加深,使得两个民族形成各自不同的社会。

在对新几内亚的最初管理上,英国也采用了同样的手法。英国专员采取的首要步骤就是从莫里斯比港周围地区召集了25位酋长,建议他们推举鲍·瓦吉(Bow Vagi)为其首领并且委托他来仲裁所有事务[]。但部落之间的冲突依然如旧,并不恪守鲍·瓦吉的仲裁。1888年,英国任命第一位澳大利亚行政长官威廉·麦克格雷戈尔博士为英属新几内亚的特殊专员。英国政府对他寄予厚望,希望凭他曾在斐济行医与土著打交道的经历,能给这个一盘散沙的多种群地区带来秩序。这个能讲几门外语并且博学的专员似乎也未能取得预期成效,但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如制定指导土著劳动力就业的规则,土著居民被用作搬运工时不允许负载超过55磅的货物;规定了休息时间和饮食标准,阻止对土著居民的残酷剥削等[]

第三,实行托管。

托管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联对战败国附属地采取的一种管理模式,但早在20世纪初的英帝国时期就存在这种方式。这种管理方式的出台既与殖民地的特殊情况相联系,又与托管国的强烈愿望分不开。

1901年,大不列颠宣布它将移交新几内亚给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同年11月,澳大利亚联邦议会通过一个法令授权联邦政府承担管理世界上一个最“落后”的殖民地的责任。这个岛屿无论是英国人控制的东南部还是其他地方,都存在非常野蛮的残害同类的习俗;整个地区处在一片蛮荒状态,既无道路又无桥梁的便利;存在几百种方言;殖民统治麻烦不断。因此,对英国殖民者来说,统治这一地区无疑是一个烫手山芋。这是英国作出放弃决定的主要原因。1902年3月,英国正式放弃新几内亚。

1904年8月,澳大利亚人默里(J.H.P.Murray)作为最高法官来到莫里斯比港(新几内亚首府)取代一位戏剧性自杀的昆士兰法官。1906年,新几内亚易名为巴布亚。1908年12月,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弗雷德·迪金任命默里为巴布亚代理总督。默里不折不扣地执行迪金的政策。而迪金的巴布亚政策正如他在议会回答别人提出的问题的答案。当有人问及黑人与白人发生冲突,哪方利益将优先考虑时,迪金坦率地回答:“是的,在我们看来,巴布亚首先是属于巴布亚人的。很多方面,他们的利益要先于我们的种族利益而得到重视。”[]默里是巴布亚人利益的坚定维护者。他反对垦殖者、商人、矿工以及流浪者的利益受到侵犯。默里的所作所为起初让很多白人感到不快。但是在他长达31年的任期内,他最终赢得了不分种族的所有人的信任和尊敬。在他治理期间,绝少种族间的流血和冲突事件发生。

1914年9月,澳大利亚在一战中最有决定意义的行动便是占领德国在拉包尔(Rabaul)的殖民地和电台。到1914年底,这一地区的德国其他殖民地也被澳占领。在澳英看来,战后前德属殖民地的最终命运将由澳英私下定裁。当一战尘埃落定时,澳英的如意盘算落空了。战败的殖民地不再被当作“战利品”,而是置于国联的托管之下。但澳大利亚并非一无所获,在比利·休斯(Billy Hughes)总理的积极努力下,澳大利亚取得了对新几内亚的“C”等级托管。这是一种近乎占领的管理模式。“事实上,托管地成了像巴布亚那样的澳大利亚领土。”这种方式的托管允许澳大利亚在其托管地推行白澳政策,使得不受欢迎的亚洲人,尤其是日本人远离新几内亚。澳大利亚抱定的态度是远离亚洲,尽可能少地与它们打交道[]

1920年澳大利亚议会通过《新几内亚法》,对原德属新几内亚和赤道以南太平洋上的原德属岛屿实行C等级委任统治。该法于1921年5月生效。就在该法生效前夕,澳大利亚政府电传国联:“根据国联理事会颁布的托管规则,从1921年5月9日起,在前德属新几内亚建立了新几内亚国内管理机构。”根据托管的第三条规定,澳大利亚成为新几内亚的人道主义的监护人,禁止奴役,禁止向当地土著居民提供烈性酒,不得在这一地区设防或建立对外作战的黑人武装。此外,根据托管第二条规定,澳方任其自便地把这一地区作为“澳大利亚联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来加以管理,但澳方不能吞并它或得到它的主权[]。事实上,澳方在这一地区的主要利益是战略性的。对这一地区的托管确保了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利用这些岛屿作为威胁澳大利亚安全的基地,但这一地区欠发展的特性削弱了澳大利亚的战略优势[]

托管方式同样适用于德属其他岛屿。由于有地利之便和战胜国的身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分别成了西萨摩亚和瑙鲁的托管国。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托管岛屿的控制无疑扩大了20世纪20~30年代波利尼西亚殖民统治的类型。在任命托管官员时,澳新两国都很少考虑他们管理太平洋岛屿的经验,西萨摩亚的第一任托管行政长官乔治·里查德森(George Richardson)是新西兰的一位陆军少将,他对波利尼西亚毫无了解。一位名叫彼得·巴克(Peter Buck)的新西兰议会的前毛利人代表这样写道:“军界人士都知道,里查德森被挤出国防部”是为了腾出位子留给在这个领域更有作为的人来胜任,“对萨摩亚长官的任命是解决这个难题的方式”。作为一名军人,里查德森有着无法克制的专横禀性,他把萨摩亚人刻画成“像孩子似的”,而无视他们的自尊和独立心态。尤其是他对萨摩亚人习惯的无视,导致了对萨摩亚人的严重冒犯。如剥夺酋长尊贵的称号,他还试图使萨摩亚人财产私有化和重组萨摩亚人村庄,这些都被萨摩亚人视为对他们家族权利和社会组织的严重侵犯。1927年,已经在夏威夷主教博物馆工作的巴克再次访问萨摩亚时,他谴责那些在西萨摩亚工作的新西兰公务员对里查德森阿谀奉承,而对西萨摩亚人持不友好的态度。这些人“易于视自己为小小的国王”。萨摩亚人对新西兰统治不满的反应是鲜明的。里查德森文化上的专横,导致了人们对军事统治的仇恨。于是,萨摩亚人加入到1926年由一部分欧洲人和白人定居者发起的反对政府的运动中去。欧洲人寻求对立法机关的控制,而萨摩亚人则表达了他们要求自治的决心。萨摩亚人认识到他们与欧洲人在运动的目的性方面是对立的,但由于缺乏权力,所以,他们的领导人愿意参加由欧洲人发起的运动。而巴克等人都谴责新西兰政府在萨摩亚的政策,认为把萨摩亚尽快推向欧洲人生活轨道是一个失败的企图[]

瑙鲁是由澳大利亚总理办公室的领土支部来管理的。这个部同时监管新几内亚托管和巴布亚。像新西兰一样,澳方任命瑙鲁的第一任行政长官是一位名叫托马斯·格里菲斯(Thomas Griffiths)的陆军准将。所不同的是,格里菲斯对瑙鲁的管理是较为成功的。格里菲斯曾在新几内亚托管地任军事长官。上任伊始,他开始安抚瑙鲁人反对英国代理驻扎官乔治·史密斯——留塞(George Smith-Rewse)的不满情绪。领导这次起义的是一位酋长的儿子,名叫蒂莫西·德图大莫(Timothy Detudamo)。在瑙鲁酋长的支持下,他努力建立一个与由太平洋磷酸盐公司(the Pacific Phosphate Company)所有的商店相竞争的合作商店,他还威胁太平洋磷酸盐公司赔偿其损失300万英镑,理由是“因为你们的公司这么多年来一直剥削我们……你们蹂躏和毁坏了我们成百上千英亩土地”。最后,他因诽谤性和煽动性语言被判刑两年。但是格里菲斯释放了蒂莫西·德图大莫,并允许瑙鲁人经营他们自己的合作商店。格里菲斯还同意增加磷酸盐矿区使用费,由新成立的英国磷酸盐委员会偿付。1926年,他发起由15位酋长组成的代表团访问澳大利亚,这些人被任命为咨询委员会的成员[]。瑙鲁人欢迎格里菲斯的政策,瑙鲁的酋长和人民都请求澳大利亚政府和英国国王继续保持澳大利亚对瑙鲁的托管,英国和新西兰因此同意延长澳大利亚对瑙鲁的托管。但在1927年格里菲斯离开瑙鲁后,瑙鲁人对澳大利亚管理上盛气凌人的作派表示强烈不满。第四,实行殖民共管。

对殖民地的共管是殖民列强利益分割的产物。根据1914年《英法议定书》,新赫布里底群岛由英法两国共管。共管地的政府是联合管理局。它有两个地位平等的首脑,即英法两国的高级专员。他们通过他们的地方代表——驻在维拉港的英、法驻岛专员行使职权。法国高级专员由新喀多尼亚总督兼任,他驻在努美阿。英国高级专员由西太平洋高级专员兼任,驻在英属所罗门群岛保护地首府霍尼亚拉。新赫布里底的土著居民对任何一方均无效忠义务。他们不从属于任何一方,也无权获得任何一方的国民或公民地位。为行政需要,新赫布里底群岛分为四区:南区、中一区、中二区、北区。各区均由英法区长共同负责。司法责任与行政制度一样,分国家及共管地两个系统。除两国的国家法院外,共管地设有三类法院:联合法院、初审法院和民族法院。

1957年,新赫布里底咨询参议会成立,有参议员24人,其中4人系政府官员,驻岛专员任议长。在20名非官员参议员中,美拉尼西亚人为10名,英、法籍各占5名。在美拉尼西亚参议员中,4名由选举产生,选举团由各区地方委员会的代表组成。英法籍参议员也有4人由选举产生,选举通过商会系统进行。商会系半官方组织。其他参议员由英、法驻岛专员共同委任。咨询参议会可就共管地事务向驻岛专员提供建议。咨询参议会休会期间,驻岛专员仍与它的常设委员会保持接触。常设委员会由6名不担任官职的参议员组成,负责起草法律及其他重大事务。制定法律采取两国驻岛专员共同颁发的方式。联合管理局下设英、法两国公务部门以及联合(或共管地)公务部门。英法两国公务部门,除参加联合管理局工作外,各在其驻岛专员领导下,独立处理不涉及共管范围的本国事务。英法两国公务部门设有行政、文书、会计及各业务科,业务包括工务、警政、海运、情报、合作社等。此外还有医务及教育机构,因保健及教育事业虽列入联合管理预算的补助项目,但并不是共同管理的。联合公务部门设有财政(包括关税及国内税收)、公共工程及运输、邮电、无线电通信、土地、测量、农业、兽医、气象、矿业及建设等部。公务人员由两国驻岛专员联合任命,并在行政及业务部门中,使两国的代表保持基本平衡。自1960年后,许多高级职务均由英法两国派至海外的公务人员以及澳大利亚联邦公务人员充当。低级的行政、文书及技术性职务,通常在当地雇用人员。美拉尼西亚人担任的职务有助理医师、无线电报务员、气象观察员等[]

由此可见,殖民时期的新赫布里底群岛的统治机制是双重的。一方面,英法两国设立各自独立的管理部门,行使对居住在新赫布里底群岛的本国公民的管理,俨然国中之国;另一方面,两国对新赫布里底群岛实行殖民共管,在这个层面上,两国的利益是一致的,存在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在具体问题上,两国的分歧又会常常发生。为使这种分歧不至于危及两国根本的殖民利益,其结果只能以牺牲殖民地人民的利益为代价。如在殖民管理机构中,英法两国官员担任高级职务,并且要保持两国的代表平衡。这样,殖民地人民就被长期排除在高级管理队伍之外,从而加深了新赫布里底岛民对殖民管理者的依附程度。


四 殖民统治初期的经济状况

长期以来,太平洋岛屿居民从事原始的农耕经济,主要种植一些热带农作物,生产单位以族群或部落为主。殖民者的到来在改变这一地区政治权力结构的同时,也在改变这一地区原有的经济运作模式。

种植园经济的兴起与发展成为殖民初期岛屿的主要经济形式。种植园生产利用了殖民主义的双重优势:赋闲的土地和廉价的劳力。在19世纪之前没有其他产业对资本主义的兴起如像种植园制度那样重要[]

土地占有形式的变化是种植园经济兴起的前提。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前,土著民族是这一地区土地的唯一主人。西方殖民者凭借统治的权威,将一部分土著人的土地或通过武力的形式强占为己有,或通过购买或租用的方式取得对大片土地的所有权或使用权。英国吞并斐济后,看到这里人口众多,土地肥沃,气候湿热适度,便决定在这里发展甘蔗种植业。他们强行占有当地居民的大量肥沃土地,到1874年,欧洲人耕种了约1.6万英亩的土地,但是声称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却超过了85万英亩,约占斐济土地总面积的20%左右[]。他们一方面开办大型甘蔗种植园,一方面扶持小农经济,从而打乱了斐济的传统经济形式和公社土地所有制。这样,世世代代过着自给自足的当地居民,逐渐被卷入殖民者所操纵的种植园经济之中。他们失去了土地,为了养家糊口,为了交纳赋税,而被迫到种植园里去劳动,或者从殖民者手中租赁小块土地,为殖民者种植他们所需要的经济作物。当时,由于种植园的发展,土著斐济人已不能满足种植园对劳动力的需要。殖民当局也曾试图从大洋洲其他岛屿强征劳工前来干活,但为数不多,并且遭到反抗,效果很不理想。于是,英国便决定从自己的另一殖民地印度招募契约劳工[]

在英国殖民者看来,印度人被招募进来,这是殖民统治政策的一部分,用于发展殖民地经济。1879年,戈登开始将印度人引入斐济。印度殖民政府坚持按男女10∶4的比例搭配组成家庭进行移民。这样,首批481名印度契约工乘坐“莱昂尼德斯”号船被运抵斐济。从此,斐济社会就出现了大量没有土地的印度无产者[]。第一批印度劳工来到斐济后,由于他们很能吃苦耐劳,适应这里的热带气候,并有长期从事业的经验,所以很受种植园主的欢迎。从此,一批又一批的印度劳工被陆续运到斐济。到1896年止,在斐济的印度族人口已达1万人左右。入境的印度移民在原订的合同期满以后,只有小部分人重新签订合同给种植园干活,而大部分的人宁愿从事其他工作,尤其是渴望取得土地从事耕种,并一般地作为自由人而赚钱。1907年12月31日,在斐济的印度居民估计为3.0921万人。其中1.1689万人同甘蔗种植园订有合同关系,其余则为自由的移民。在这一年内,他们之中有不少人从一些孤立地区的土著居民那里租到了土地,另有一些人则直接从政府那里租到了土地。有些人在城镇里或一些公共工程中找到了当家庭仆役的工作或当劳工,有少数人做零售生意;相当多的人则以养牛为业而定居下来。到这一年年底,印度人共计自耕土地1.7204万英亩。他们栽种的主要作物计有稻谷9347英亩,甘蔗5586英亩。在1909年,当印度移民的劳工合同期满的时候,这些移民约有10%同甘蔗种植园再订为期一年至三年的合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让自己投身于这个殖民地一般居民所从事的各种事业。印度人向斐济的这种有组织地移入,直至1917年印度政府加以制止时为止,都在持续进行。根据合同移入斐济的印度人共计6.2837万人。其中2.4655万人享受了由斐济政府出资遣送回国的权利,其他的一些人在较晚的时候回去[]。印度人通过勤奋的劳动不仅在斐济经济中占居了主导地位,而且凭其智慧使斐济的经济呈现多样化的局面。

当波利尼西亚和美拉尼西亚发现檀香木的时候,很多西方探险者为此感到兴奋。但这种资源很快耗尽,贸易也未持续多久,这场对财富的掠夺却在当地引起诸多混乱与暴力。因此,寻找新的财富积累形式显得尤为必要。很快,椰子种植便成了殖民者的新宠。由于这里存在大片土地,而且椰子差不多在岛屿的任何地方都能茂盛生长,可以说是岛上的天然产品。此外,椰子产品加工过程简单。对小规模经营者来说,无需多大的投资。到19世纪中期,一家德国的贸易公司在萨摩亚建立了一个大型的椰子种植园。其他地方也相继建立了种植园。绝大多数种植园主都是从澳大利亚、新西兰来的。种植园主是一个新的外来者,他们来此的目的,正如道格拉斯·L.奥利弗(Douglas L.Oliver)所指出的那样,就是占有土地,获取利润。

椰子种植无需复杂技术,但岛屿原住居民不仅人口少,而且一些人不愿从事这项较忙碌的工作,所以,大量椰子种植园的兴起与劳动力短缺成为这一时期较为突出的现象。为解决劳动力严重短缺问题,殖民当局纷纷从岛屿之外雇佣劳动力。美拉尼西亚地区的所罗门群岛和新赫布里底的劳动力往往被雇佣而来。这些被征募而来的劳力,早期称为黑奴。采用了一种契约体制,岛民出卖自己的体力以换取粮食和小额薪水等。事实上,岛民常常是被绑架或被骗而去的。如巴布亚人是不愿离开自己的村庄的。因此,殖民主义者对巴布亚人采用了一种强制手段——“契约制度”。这项制度一当村庄“处在控制之下”时便开始推行。新几内亚的“处在控制之下”的村庄,就是课以货币税金的村庄,若不交税就得派人在种植场和矿山进行强迫劳动。招募劳工的包工头时常到村庄里来,他把巴布亚人灌醉了以后,就迫使他们在其看不懂的“契约”条文下按上自己的手印,而包工头本人却从每签订一份契约中捞取5英镑的好处费[]。劳工当中的很多人生活凄惨,一些人再也无法重返家园。这些劳工的处境形同奴隶。到了19世纪末,世界公众反对殖民者进行这种罪恶的勾当。这种征召劳力的制度被废除。

在畜牧业方面,土著居民饲养的牲畜有牛、猪、羊等,但这种饲养只是副业,没有达到规模经营的程度,在国民经济中自然不占重要地位,处于同样地位的还有渔业、林业等。

毫无疑问,在殖民初期的经济范围内,椰子贸易对太平洋岛民生活的触动比任何其他的经济活动都要大。椰子成了岛民主要的收入来源,并且推动了岛屿经济融入资本主义经济进程。

工矿业发展尚处在起步阶段,殖民者对矿业的开发是掠夺性的。

太平洋岛屿矿产资源较为丰富,有磷酸盐、铜矿、金矿、石油等矿产。波利尼西亚影响最大的著名公司是英国的太平洋磷酸盐公司,它主要在大洋岛(Ocean Island)和德国属下的瑙鲁从事经营活动。在大洋岛,这个公司在1902年开采磷酸盐矿。到1913年,该公司的磷酸盐利润达到175万英镑[]。但由于过量开采,磷酸盐矿到20世纪70年代几近枯竭,并且对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巴布亚新几内亚是西南太平洋岛屿中的一个大国,也是一个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度,主要有金、银、铜、镍、锰、铝土等矿藏。这里曾经是世界上有名的淘金场所。许多殖民者为了掠夺金砂,长期进行破坏性开采,金矿资源日趋耗尽。矿产资源的开发也一度成为地方经济发展和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如1910年新几内亚石油资源被外界知晓后,一些大的石油公司相继来此勘探开采。托管地区仅此一项收入每年就达200万英镑。1928年新几内亚金矿的发现,其经济发展得到大大地推动。到1938年,金矿出口占托管地出口收入的1/3。新几内亚天然资源的开采权掌握在外国公司的手里。外国公司在1952年计有47家,其中最大的是美国布洛洛采金托拉斯[]。英国拥有斐济全部矿产的所有权。这个群岛的中央政府实际上是所有采矿企业中的一个合伙者。1958年,从图维里基的矿层开采出来的铁砂首次被装运到日本去。在同一时间,努库达穆矿山铜矿也得到开采,并且绝大部分销往日本。“皇帝采金有限公司”继续成为这个殖民地的最大的采矿业主。斐济人构成这个殖民地矿工总数的一半以上,印度人居第二位,混血种欧洲人列第三位[]

由于矿业的开采和对初级农产品的专业化生产在殖民地的经济成分中占有重要地位,从而使殖民地经济基础薄弱,工业化程度很低。因此,有限的工业化便成了殖民主义经济的另一个基本特征。工业发展仅限于对初级农产品的加工方面,主要加工椰类产品,如椰干、椰干油等。同时也出现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制造企业,啤酒厂、卷烟厂、木材厂、火柴厂、家具厂、肥皂厂、服装厂、食品厂等,但门类、数量和规模都非常有限,如制皂工厂,生产的工人只不过几十人等。在殖民地最初的工业中,斐济的制糖工业算是影响较大的行业。由于殖民者掌握着工业生产技术和控制着大量生产资本,所以,最初的殖民地工业也成了殖民者剥削当地居民的一种工具,“殖民地制糖公司”就是其中的代表。在该公司工作的印度籍工人感受颇深,他们对“殖民地制糖公司”这种剥削性和歧视性做法深感不满,多次举行罢工以示抗议。如1943年,当印度族的制糖工人和印度族的蔗农为了要求提高工资以及其他原因而举行罢工时,这个群岛的整个经济体系就被严重地打乱了。罢工的局面对政府的岁入和一般社会生活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1957年又发生了三次罢工,但事情远没有结束。强烈的不满情绪继续发展,并在1960年达到了顶峰[]

商品交换还处在初级阶段。物物交换很有市场,其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补充生活所缺。

商品交换是与一定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而一定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对商品交换的发展必将产生重要影响。土著人长期过着与世无争、衣食无忧的生活,普遍缺乏货币经济的观念。虽然西方人给他们带来了现代商品经济的理念,但起初他们不仅对西方人的生意经不感兴趣,而且也不想知道有关这种生意经的任何东西。一个土著居民除了需要金钱以满足其取得某种特殊物品的愿望外,别无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人们在商业上的进步。

但各岛屿情况不尽相同。新几内亚内地居民中间就存在着某些复杂多样的销售制度。例如,阿拉佩斯人中间就没有人们所熟悉的一般销售制度。他们的整个生产、收获和消费的过程都是社会性的过程。田地由参加交换的双方共同耕种,他们的住处往往相隔很远。田地的范围又往往不需要使用这么多劳力。参加交换的一方把猎获的野兽或家畜以及田地的全部收成交给对方。没有人吃他自己杀死的动物或收成的作物,因为这被认为是不恰当的[]

若干群岛如斐济的农村经济中,农村商店老板在信贷和销售方面起主要作用。他们在相当的程度上从属于城市的商品供应者,同时又不得不给农民提供大笔贷款,直至后者的商品作物获得收成为止。农村信贷的另一来源是几家收购农产品进行加工的公司。土地租借权,农产品收成,或者财产权本身,常常被当作抵押品。信贷的第三个来源是城市的放债人或商号。多数岛民必须获得与其经济作物几乎相等价值的贷款[]

偏僻地区的岛民,可每年结伴出外贸易,交换物品,或参加地区集市。他们也可以利用外出交换礼物的机会,进行各种物品的交换。

为了促进销售和信贷的发展,人们建立了一种重要的机构——合作社,其中有消费与销售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住宅建筑合作社、土地开拓合作社、储金合作社等。作为生产与销售的中间环节,合作社在帮助经济作物销售方面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在形形色色的合作社中,消费与销售合作社最有成绩,也最普遍。而在所有岛屿中,斐济的合作社数量是名列前茅的。1949年,那里就有17个合作社。1959年至60年代末,合作社数目由87个上升到756个。

进出口贸易主要被西方殖民者所控制。收购商或经纪人充当了殖民者的帮凶。当地生产与资本主义市场的中间人,就是收购商,他们完全操纵当地的商业,垄断了岛民辛勤劳动的成果,残酷地榨取土著居民的血汗。而经纪人在美拉尼西亚北部的活动,在19世纪70年代开始频繁起来了。米克路霍——马克莱写道:“当时,必须为劣等商品寻觅新的市场,……有些公司又过早地把太多的毫无价值的商品交给了它们的经纪人。”米氏认为,商业掠夺者的侵入与基督教传教士的同时“侵入”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两个“欧洲文明的因素有时还会融成一体”,因为“传教士也经常从事实物贸易”。这位人道主义的俄国科学家对此提出了一个凄凉的问题:“土著们在谁的戒尺下消亡得更快,谁的影响更大呢?”商业经纪人起初只进行实物交换,他们向岛民推销各种无价值的东西和廉价的次货,并以这些物品“买到了”岛民经济中的贵重物品。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简直是用暴力掠夺他们所需的东西,不付出一点代价。19世纪末叶,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商人已越来越多了,他们之间开始了激烈的竞争[]

殖民制度决定了殖民地商品经济的发展是脆弱的,因为这种经济极大地依赖于世界市场。经济危机对它的影响是最直接和最沉重的。椰干在这方面尤为突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年代是“繁荣”的年代,当时每吨椰干的价格在伦敦市场上几乎达到50英镑,但后来开始下跌,在1934年只有8英镑了。在大洋洲,这个价格自然还可能低几倍。1932~1935年是不景气的萧条年代。1936~1937年每吨椰干的价格略有上升,但是“繁荣”没有到来。1939年价格又跌到9英镑了[]

由此可见,南太平洋岛屿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体系之后,这里的传统经济基础就逐步受到了破坏。由于殖民者施行了向居民收税的制度,货币要用来付税,支付教会建筑教堂的捐款等,所以,土著居民要想得到货币,就必须栽培商品作物或到欧洲人的种植场和采矿企业去做工。这样,他们就不得不在极其艰苦和肮脏的环境下为了那么一点微薄的工资而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同时也不得不忍受残酷的市场对其传统产品的欺凌与剥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