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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国际学会与中国学界的研究合作
  • 作者:张静
  • 来源: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研究(1925~1945)
  • 时间:2013-06-01
  • 关键词: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研究合作

太平洋国际学会作为一个“以研究太平洋各民族之状况,促进太平洋各国之邦交为宗旨”的学术研究机构,让其引以为傲的是,在35年的历史中,它共出版了约1600余种有关太平洋区域的学术专著及普通读物。[]


一 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研究政策

在创建之初,太平洋国际学会尚无发展为一个学术研究机构的明确目标。它所召集的第一次会议,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太平洋沿岸各国国民代表的一次大型聚谈。不过,会议结束之际,许多与会者意识到,对一些影响太平洋国民间关系问题的讨论失之于空泛,由此得出一个结论,会议讨论应以事实为支撑,应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坚实基础上。1926年年底,学会的中央秘书处设置了研究干事(Research Secretary),由新西兰人康德利夫(J.B.Condliffe)担任。次年春,太平洋理事会下又设立国际研究委员会(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mmittee),委员由各国分会研究委员会主席担任,首任主席定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詹姆斯·T.萧特维尔。此后的数年间,学会制定了第一批研究计划,并制订了研究方针与政策。

为拟制学会首批研究计划,1927~1929年,康德利夫、萧特维尔等人先后赴日本、中国、北美等地进行考察,与各国分会、学者,及其他各界人士接洽。1929年年底,学会的第三届会议上,康德利夫等人所提出的第一批研究项目获得了通过,这些研究项目中,以有关中国、日本问题的研究居多。

1931年,在学会第四届会议举行前后,学会制订了《太平洋国际学会工作之概况》,更明确地阐释了学会的工作内容和工作程序。[]根据《概况》,学会工作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查研究、会议讨论、出版:“工作进行之程序,首为研究。择各种困难繁杂之问题,委托专门家研究之,以其结果,供下次之讨论。次为会议。会议讨论之内容,按照议程之次序,不仅限于指定研究之专题,尚有其他各委员之论文。三为出版。此会之集议,讨论完结,并不表决或标明政策,但将要点宣布于世,以之代表舆论而已。”[]

在上述三项工作中,对于外界,甚至一部分会员来说,太平洋国际学会最重要、最受关注的一项活动是其定期举行的国际会议,而其研究、出版工作则相对不为人所知或被人忽视。有鉴于此,学会强调,调查研究、会议讨论和出版是三个相辅相成的环节:“太平洋国际学会工作进行之方法,含有相辅而行赓续不断之性质,而尤对讨论研究两部分为显著。盖各种问题之来,如初讨论时,觉其繁杂而不易窥其究竟,则立即委之于专家研究。研究之所得既出,再以供讨论之资。讨论研究,互相激发,如水之愈博愈荡,流动而不能自已,自此讨论及研究所得各种有价值之材料,则均刊布,以谋广播。故上述三种工作,实彼此相辅相续而行者也。”[]

学会制订研究计划的原则,以及其他研究政策为:“按研究委员会,规定研究问题时,其原则约有四端:(一)凡研究之问题,必含有‘太平洋’及与太平洋有关系者为适当。质言之,即各种问题,必将对于最近期间,在太平洋区域内之国际间发生关系。(二)各问题研究之次序,缓急先后,根据下列二者以为定:一为根本重要之程度,一为足以发生国际间之纠纷。(三)各研究之计划,须具备下列之三点。(甲)可在相当之时期内,如二年或四年研究完毕者。(乙)研究之问题,必其影响于太平洋沿岸各国而非普遍影响于世界各国者。(丙)须有具体性质,足以影响国际关系者。(四)各国研究计划,或由各国分会拟定,送达研究委员会。或由研究委员会自行拟定。第研究之须总会津贴者,应由研究委员会委托某国之研究机关,或个人担任,惟不须补助之研究,得由各国分会斟酌之。如一整批工作,可分别在各国研究,则研究委员会应时加指示,俾各部分研究之进行,不致趋于分歧。此研究政策之大概也。”[]

太平洋国际学会并不发展自己的研究机构,而是与各会员国关心太平洋问题的学术机构及研究者进行合作。[]学会制定自己的研究计划、研究方向,当发现会员国学者或学术机构的研究兴趣、方向与之一致时,即努力达成双方的合作,由学会提供经费、出版、技术、人力等方面的支持。

根据学会章程,“太平洋国交讨论会之经费,由各会员国捐助及由他方面募集之,但须尽量保障本会之国际性及国际共同管理之原则”。[]学会的研究经费亦应由各会员国共同筹募,但在事实上,学会的研究经费主要来自美国分会向美国基金会、企业、银行、私人等方面的筹募。在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历史上,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是其最重要的两个赞助者,尤其是前者,自1929年起,学会每年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50000美元的研究资助。

从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研究工作发端之初,中国问题即是其研究的重心之一。1928~1949年间,太平洋国际学会所进行的调查研究活动,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以中国为对象,其中,又有不少研究项目是在中国与学者、学术机构合作进行的。以下即对这段时期学会在中国所推动的研究工作做一个大致的考察。


二 研究工作的开端

中国分会初建之时,以发展国民外交为主要目的,所依据的力量也主要是上海实业、银行、基督教团、教育各公团。不过,其时,它亦注意与学者、学术机构建立联系。第一次会议后,中国分会亦认识到,欲求解决中国内政外交各项问题,必须先进行深入的研究。[]但最初数年,中国分会的研究工作几近空白,研究委员会尚未建立。学会的每次会议举行前夕,中国分会不得不临时向会员征募论文。这种情形随着总会研究工作的开端而发生了根本变化。

1927年底,太平洋国际学会研究干事康德利夫赴中国考察。康德利夫原是新西兰坎特伯里学院(Canterbury College)经济学教授,也是学会新西兰分会的一个活跃分子。[]1926年年底,当他出任学会首任研究干事时,资历尚浅,然而在六年任内,他与萧特维尔等人共同为学会确立了研究政策和研究方向。学会的研究工作逐步开展,成为与双年会会议讨论平分秋色的一项事业。或许与其本人的经济学背景有关,康德利夫十分注重对经济、社会问题的研究。他认为,在太平洋区域国际政治纷争的表层之下,潜藏着引发这些争端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而这些问题缺乏相应的研究。[]在康德利夫,以及萧特维尔等人的推动下,太平洋国际学会逐步确定在两条路径上发展研究工作:其一是以当下的政治、外交关系等问题为对象的研究,此类研究与双年会的议题的关系更密切,在一定意义上更注重时效性,一般要求在两届会议之间完成;其二是对更基础的社会、经济等问题的研究,或谓“长期”(long-term)的研究,其时限往往超过两年而达到四年甚至更长。

1927年第二届会议后,康德利夫受命拟制学会成立以来的第一套研究计划。在他看来,学会的研究工作应采取分权政策,由各国分会决定研究计划;另一方面,学会有限的经费不允许发展自己的研究机构,最好的方式是与各国对相关问题有一定研究基础的研究机构或学者进行合作。[]这种利用现有研究资源开展国际合作的看法也是学会领导层的共识。于是,1927年冬,康德利夫赴日本和中国访问,以了解当地学界情况,与学界接触,发掘可能的研究项目。在日本,他与日本分会拟定的第一项研究计划是由东京大学教授那须皓承担的日本土地利用研究。[]

康德利夫抵达上海时,中国刚经历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北伐尚未完成。对于研究计划,余日章向康德利夫建议,即将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届会议应以东北问题为探讨的重心,并建议康德利夫北上与华北的学者进行接洽。[]陈立廷亦陪同康德利夫在南京等地进行了访问。从1927年年底至1928年春,康德利夫与上海、杭州、苏州、南京、汉口、山东、天津、北京、沈阳、大连、广东、香港等地的中外学界、教育界、实业界、银行界、政界、外交界、教会等各界人士进行了交流。在北京,他会晤了胡适、翁文灏、陶孟和、周诒春、陈达、徐淑希、鲍明钤、戴乐仁等人。

康德利夫此次发掘可能的研究合作项目之行,在中国学界引起了很好的响应,不少学者携研究计划毛遂自荐。在康德利夫看来,中国仍缺乏一些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加以其个人本为经济学出身,因此对基础性工作和实证研究十分推重。他所收到的一些研究计划,在他看来是不现实、缺乏可操作性或是浮夸的。[]但也有一些学者及研究群体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包括张伯苓领导下的南开大学特别是以何廉为首的年轻的经济学者,中国经济学社社长刘大钧以及卜凯(J.Lossing Buck)领导下的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也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1928年,为第三届会议作准备,几项有关东北问题调查研究工作先行展开,其中,由中国分会承担的有:燕京大学徐淑希的东三省政治问题研究;南开大学关于山东、河北向东北移民问题的研究(萧遽进行了先期的调查工作,后因萧氏离开南开,改由何廉承担);陈立廷担任的有关东三省问题研究的翻译。次年年底举行的第三届会议上,学会第一个研究计划获得通过。此时,学会已取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每年50000美元的研究资助。在第一批研究项目中,除上述东北问题的研究外,由中国分会提出的还包括:南开大学何廉、方显廷主持的天津工业化问题研究;中国经济学社刘大钧主持的上海等地工业化问题研究;中国分会主持的治外法权与修订关税问题研究;卜凯在金陵大学农学院主持的中国土地利用调查。


三 国际研究合作

太平洋国际学会研究工作尚在酝酿时,中国问题即在学会的整个研究计划中居于重要地位。学会与此研究领域一批中外专家、研究机构建立了密切联系,这些外国学者包括卜凯、雷麦(R.F.Remer)、葛德石(G.B.Cressey)、托尼(R.H.Tawney)、拉铁摩尔、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费正清等。中国学者数目众多,姑不必论,至1930年代中期,太平洋国际学会及其中国分会,已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岭南大学,金陵大学、沪江大学、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山文化教育馆、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等研究机构建立了研究合作关系。其中,尤以与南开、燕京、清华三校之间的研究合作关系最为紧密。1928~1935年间,学会在中国所赞助的研究项目,可见下表4。


表4 1928~1935年中国分会主持的研究项目及其经费


续表

太平洋国际学会对中国问题研究的重视也体现在它对中国学者及学术机构的研究赞助。有研究者曾统计,1931~1934年间,太平洋国际学会研究支出的一半以上都用于赞助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表4也体现出学会研究投入的重心向中国的倾斜。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首先是由当时中国在远东太平洋区域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位置所决定的。其次,中国的社会、经济、国际政治等领域的研究工作尚刚刚起步,仍相当薄弱。而当太平洋国际学会开始在中国展开研究活动,与中国学者及学术机构进行合作时,中国国内中央及地方政府尚无暇顾及建立学术研究资助机制,亦鲜有赞助社会科学研究的专门化民间机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虽然已设立了社会调查所,但其关注中心始终置于自然科学事业。[]而国际私人基金会如洛克菲勒基金会对中国社会科学问题尚未注意。该基金会在中国的赞助范围跳出以医学为中心的自然科学领域,而注意到社会科学研究,是在太平洋国际学会涉足此领域数年后才开始的。

由此可见,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资助对于与其合作的中国学者和学术机构的重要性。由表4可见,以资助金额计算,学会在中国的各个合作对象中,金陵大学农学院、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刘大钧主持的中国经济学社是最重要的三个机构。卜凯领导下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所进行的中国土地利用调查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留待下文继续讨论,此处单以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为例。委员会由何廉等人于1927年建立,“该会成立之初组织甚简,规模甚小,职员之总数仅十二人,盖以限于经费不得不然也”。[]1928~1929年间,南开大学复遭遇空前严重的财政困难。恰在此时,太平洋国际学会向该校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的何廉等人所提出的两项研究计划提供了资助,其中有关东北移民问题的研究,每年拨款7500美元,为期三年;华北工业化问题研究,每年拨款5000美元,为期三年。据何廉回忆,“这些拨款对于委员会及我们个人来讲都是巨大的鼓励”。[]何廉、方显廷等最初主要利用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资助,开展研究工作。“经费既获增加,工作范围乃大事推广,组织方法,亦益有头绪。”到1930年,“今该会职员有二十八人之多,本校毕业生薛迪睁、鲁光桓、吴大业、李锐诸君及冯君华年等,均在该会服务。该会非特在国内学社界卓有地位,即在国际学术亦颇有声望,此诚吾校之荣也。”[]1931年,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扩充为经济学院,该院1931~1932年度的预算收入为4万元,其中来自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资助为2万元,占到了一半。[]

对于与太平洋国际学会进行合作的中国学者及学术机构而言,该学会所提供的资助,至少在研究进行之初,曾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此后,随着中国自身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特别是南京政府及国内外机构加强了对各大学及研究机构的赞助,加之此时期太平洋学会自身研究政策也发生了一些调整,对于上述学者和学术机构而言,太平洋学会赞助的重要性相对有所降低。仍以南开大学为例,1931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欧洲部分的副会长(Vice-President in Europe)冈恩(Selskar M.Gunn)到中国做了短暂的非正式访问。有意思的是,有研究者提出,冈恩在中国结交的学者群体,与数年前康德利夫初次访华时所结识的圈子大致重合。[]冈恩回国后,向基金会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敦促该会在中国的赞助方向转向社会科学领域,其中包括对乡村建设问题的探讨。卡特在与冈恩联系后,特意致函中国分会会长胡适与研究干事何廉。卡特称,冈恩认为中国有如下三项事业值得洛克菲勒基金会关注,即南开大学、金陵大学、平教会在定县的实验。冈恩即将再次赴华,卡特建议中国分会负责人会商一下,提出研究计划以向该基金会争取赞助。[]不论卡特的信是否发挥了作用,不久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长期资助。刘大钧主持的上海等地工业化研究的情形与之相似,虽然该项目在其进行过程中又争取到来自政府机构及其他团体的资助,但正如刘大钧在《上海工业化研究》英文版的序言中所说,若没有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赞助,此项研究很可能根本不会开端。[]

太平洋国际学会与中国学界的国际研究合作,不仅表现在研究题目的确立及研究资金的赞助,亦体现在如下方面:其一,中外研究人员的合作。一些外国学者参与或者主持了中国分会的研究项目,如卜凯主持了中国土地利用调查,该调查汇集了中外研究者,得到中外学术团体的协助;再如1934年,陈达与美国会员布鲁诺·拉斯克(Bruno Lasker)合作,在广东、福建展开有关华侨对当地生活水平影响问题的田野调查。也有一些中国学者参与外国分会的研究项目,如刘大钧、吴鼎昌等人参加了圣约翰大学教授雷麦(C.F.Remer)所主持的“外国对华投资”研究,该研究为美国分会的研究项目;又如金陵大学的孙文郁负责中国土地利用调查项目中的食物消费调查,但他同时参与了美国分会的一个研究项目——由斯坦佛大学的阿尔斯伯格(Carl L.Alsberg)主持的“东亚农产品消费趋势”研究。其二,学会对学者的技术支持,中外学者研究资料的共享。通过与包括总会、外国分会在内的海内外各界交换及赞助资料,中国分会在上海建立起一个有关太平洋问题的研究图书馆。亦有一些外国利用中国学者所收集的研究资料。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1930年著名的经济史学家托尼(R.H.Tawney)应太平洋国际学会之邀来到中国考察,他在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何廉、方显廷等人的帮助下,主要利用该委员会收集的书籍、数据、资料,写成《中国的土地与劳动力》一书。[]其三,学会就太平洋沿岸各国较为普遍存在的,且影响该区域国际关系的一些社会经济问题展开了一系列平行研究,其中包括土地利用问题、食物供给问题、人口问题、外国投资问题、国际贸易问题、关税问题、远东工业化问题、远东农村社会经济问题、生活水平问题、移民及外侨问题等。中国分会参与了其中大部分研究项目,如学会分别在日本和中国进行了工业化问题的研究。再如,1933年后,太平洋国际学会在九个国家展开了对于生活水平的考察。还有一些研究,即使在当时的西方学界,亦属于时新的研究方向,如土地利用问题,1920年代流行于美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最初在日本和中国组织此项调查工作,后又推展到朝鲜、新西兰、菲律宾等地。太平洋国际学会在中国所开展的研究工作,加强了与中国学界之间的国际研究合作;而中国学者则通过参与学会的研究项目,加强了与国外学术界的联系与合作。

此外,一些中国学者在学会的机关刊物《太平洋事务》上发表文章,《太平洋事务》亦对中国学者的有关研究论著,予以评论、介绍。这些都增进了中、西学界的相互了解与合作,对中国相关学科的发展,亦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研究政策也做过一些调整。学会的研究工作刚开始不久,即遭遇经济大萧条,1929~1933年间,学会财政状况不佳,其研究基金的主要来源——洛克菲勒基金会亦对拨款设置了更为苛刻的条件。1933年在班夫举行的第五届会议上,学会的研究管理政策做了一些调整。1920年代末,学会研究活动开端之时,它主要是与现有学术机构,以及在与学会研究计划相关领域已有研究基础的学者进行合作。在学会看来,这主要是考虑到一些远东国家(特别是中国)研究设施仍很欠缺的情况而做出的决定。到1933年,学会鉴于近年来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因政府及其他机构的支持,已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因此,学会认为已具备条件,制定统一的研究计划,在数国沿相近路线展开研究工作,开展平行研究(parallel inquiries)。首先确定的研究题目,即是生活水平问题。[]当时,不少西方学者相信,远东太平洋地区的国际争端,主要源于社会、经济因素。而此区域国际贸易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日本生活水平较低、可以在贸易竞争中降低生产成本进行不正当竞争所致。此外,生活水平也是导致移民问题的主要因素。不过,远东的局势发展很快证明,此问题并非如其原先预想的那般重要。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研究方向再次进行了调整。如前所述,自1938年,太平洋学会国际秘书处开始进行名为“调查”的一系列研究,主要目的在于考察日本侵华之后果。参加这一研究计划的主要是西方学者,在中国学者中,只有在美国的冀朝鼎承担了一项有关中国战时经济的研究,不过,研究进行期间,冀朝鼎回国工作,因而并未最终完成。抗战对中国分会研究工作造成了严重影响,战时,一部分中国学者及中国分会的研究成果被送美国刊印出版。


四 太平洋学会在中国资助及推动的研究项目

1928~1949年,太平洋国际学会与中国学界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合作,尤以中国经济及社会研究领域的合作最为突出。之所以有这种侧重,首先是因为学会一向认为,东亚地区的政治冲突,根源于经济、社会问题,而世界经济大萧条发生后,太平洋学会对经济问题更加关注;其次,中国社会、经济研究原本就是备受当时中外学界关注的两个研究领域。此时期,主要是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太平洋国际学会在中国赞助、推动了数项规模较大,也较有影响的研究项目,其中包括:南开大学的何廉、方显廷主持的天津工业化问题研究及华北乡村工业问题研究;刘大钧主持的上海工业化问题的研究;卜凯主持的金陵大学农学院进行的中国土地利用调查、陈翰笙的农村问题研究等。这些调查研究活动,规模较大,历时较长,学会投入的资金较多,其成果在当时即引起中外学界的广泛注意,在今天看来依然堪称经典。以下即对上述调查研究项目做一下简要介绍:


(1)何廉、方显廷主持的天津工业化研究和华北乡村工业研究

1927年,何廉创建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1928年下半年,他拟定了一项以天津为中心,考察中国工业化程度及其影响的研究计划。次年年初,方显廷受何廉之邀任教于南开,同年,此项目获得太平洋国际学会的通过,研究工作由方显廷主持进行。1931年,南开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扩充为经济学院,天津工业化研究是该院最初的三项研究工作之一(另两项为编制各项物价指数,以及亦受太平洋学会赞助的山东、河北向东北移民问题研究)。1934年,经济学院复改为经济研究所。同时期,又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赞助。至1937年,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方显廷写成《天津地毯工业》、《天津织布工业》、《天津针织工业》、《中国之棉纺织业》、《天津棉花运销概况》、《天津之粮食业及磨坊业》等研究著述。“方显廷的研究把天津地区的主要工业从工业组织到资本都包罗无遗了。”[]此外,作为向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的阶段性研究报告,何廉、方显廷写了《中国工业化之程度及其影响》、《中国之工业化:天津情况之调查》,方显廷写了《中国工业化之统计的分析》。据何廉回忆,在研究工业化问题的过程中,他逐渐感到工厂工业在中国经济中无足轻重,因此,到1931年,他们将研究重心转向农村经济。1930年代上半期,中国农村问题日益受到中外学界及政府的关注。1935年,南开经济研究所与北京协和医学院、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和金陵大学联合成立了“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何廉任主席。此时期,何廉写了《中国的农村建设》,方显廷则将天津工业化研究发展到华北乡村工业研究,写了《中国之乡村工业》,并以高阳织布业为研究对象,写成《华北乡村织布工业与商人雇主制度》。


(2)刘大钧主持的上海工业化研究

1931年,刘大钧主持的中国经济学社因得到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赞助,与中国统计学社合办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并联合国民政府统计局(刘大钧任局长)、实业部、财政部国定税则委员会、上海市社会局,国立交通大学研究所,组织联合调查所,举行上海工业调查,共调查工厂两千余家,最后采用1666家。1933年,刘大钧向太平洋国际学会班夫会议提交了一份初步报告。[]嗣后,因感到采用范围及整理方法有不甚满意之处,又有所修订,工厂总数亦略有增加。1933年,刘大钧主持的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复受国防设计委员会委托,调查全国工业,涉及包括上海在内的17省、150县市、2700余家工厂。上海社会局又重新调查全市工厂,中山文化教育馆亦委托该所研究都市经济社会问题。在上述调查基础上,刘大钧于1936年写成英文《上海工业化研究》一书,其中文版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3)陈翰笙的农村经济研究(抗战以前)

1929年,陈翰笙应蔡元培之邀担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不久,他将调查研究转向农村。“我认识到,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造成社会的基础结构,这是真正社会学研究的出发点,而中国大部分的生产关系是属于农村的,因此中央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学组就拿中国的农村研究作为它的第一步工作。”[]随后,陈翰笙组织了数次农村社会调查。其中,1932年11月至1934年5月,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山文化教育馆和岭南大学联合进行了对广东农村的调查。先对梅县、潮安、惠阳、中山等16个县进行了详细调查,又在番禺10个代表村中调查了1209户。同时对50个县335村进行了通信调查。在此基础上,陈翰笙用英文写了《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一书,该书得到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赞助。

1933年,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班夫会议决定,在各会员国进行社会水平的研究。中国分会所提出并获得通过的研究计划包括:陈翰笙主持的有关烟草产区生活水平的社会经济调查、刘大钧主持的浙江丝产区的社会经济调查,这些尤其关注生活水平;陈达与拉斯克共同承担的有关闽粤华侨与当地生活水平关系研究;陈翰笙、王寅生、张锡昌等在安徽、山东、河南烟草区进行了调查。陈翰笙利用这些调查资料,以及在美国搜集的资料,于1939年用英文写成《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中国烟农生活研究》一书,以反映国际资本、中国的中央及地方政权、军阀官僚、土豪劣绅、买办高利贷者互相勾结,对烟农进行的剥削。

1929~1949年,太平洋国际学会及其中国分会在中国发起、赞助的研究项目的成果包括:[]

中文著作及翻译:

侯树彤:《东三省金融概论》,“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上海:太平洋国际学会,1931。

何廉、方显廷:《中国工业化之程度及其影响》,上海:工商部工商访问局,1930。

方显廷:《天津地毯工业》,“工业丛刊”第1种,天津: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1930。

方显廷:《天津织布工业》,“工业丛刊”第2种,天津:南开大学经济学院,1931。

方显廷:《天津针织工业》,“工业丛刊”第3种,天津:南开大学经济学院,1931。

徐淑希:《满洲问题》,“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上海: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1932。

鲍明钤:《在华外侨之地位》,“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上海: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1932。

鲍明钤:《外人在华沿岸及内河航行权》,“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上海: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1932。

陶孟和:《中国劳工生活程度》,“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上海: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1932。

夏晋麟编著《上海租界问题》,“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上海: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1932。

刘大钧:《外人在华投资统计》,“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上海: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1932。

谢家荣、朱敏章:《外人在华矿业之投资》,“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上海: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1932。

贾士毅:《中国经济建设中之财政》,“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上海: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1932。

张心一:《中国粮食问题:中国十四省粮食供给和需要的研究》,“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上海: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1932。

赵敏恒:《外人在华新闻事业》,“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上海: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1932。

大岛与吉:《满蒙铁路网》,“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中国太平洋学会译,上海: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1931。

金冶井谷:《日本对华投资》,“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编译,上海: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1932。

Unokichi Hattori:《汉字之优点与缺点》,“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编译,上海: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1932。

木村增太郎:《中国的财政改良与公债整理问题》,“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译,上海: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1932。

W.F.Spaloling:《银价问题与远东》,“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译,上海: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1932。

夏皮罗(H.L.Shapiro):《夏威夷之华侨》,“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编译,上海: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1932。

陈翰笙:《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海:中山文化教育馆,1934。

方显廷主编《天津棉花运销概况》,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1934。

方显廷:《中国之棉纺织业》,上海:国立编译馆,1934。

方显廷:《天津之粮食业及磨房业》,“工业丛刊”第4种,天津:南开大学经济学院,1934。

方显廷:《华北乡村织布工业与商人雇主制度》,“工业丛刊”第6种,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1935。

方显廷、毕相辉:《由宝坻手织工业观察工业制度之演变》,“工业丛刊”第7种,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1936。

卜凯著:《中国农家经济:中国七省十七县二八八六田场之研究》,张履鸾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

刘大钧:《上海工业化研究》,“中山文化教育馆丛书”,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

卜凯主编《中国土地利用:中国二二省一六八地区一六七八六田场及三八二五六农家之研究》,乔启明等译,成都:金陵大学农学院,1941。

英文著述:

Ching-Lin Hsia(夏晋麟),The Status of Shanghai:A Historical Review of 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hanghai:Kelly & Walsh,1929).

Shuhsi Hsü(徐淑希),The Manchurian Question,(Peking,1929).

Chu Hsiao(萧遽),Manchuria:A Statistical Survey of Its Resources,Industries,Trade,Railways,and Immigration(Tientsin,1929).

Franklin L.Ho and H.D.Fong(何廉、方显廷),Extent and Effect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Shanghai:China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29).

H.D.Fong(方显廷),Tientsin Carpet Industry(Shanghai:China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29).

Franklin L.Ho and H.D.Fong(何廉、方显廷),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A study of Conditions in Tientsin(Shanghai:China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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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的中国土地利用调查

在太平洋学会中国分会所进行的各项研究工作中,土地利用调查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它可以称得上太平洋学会所赞助研究项目中,规模最大、投入最多的一项研究,其主持者虽为外国学者,但算作中国分会名下的项目,且确实在金陵大学进行,研究过程体现了中外各国学者及学术机构的合作。

1929~1936年,在卜凯(J.Lossing Buck)主持下,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进行了中国土地利用调查。该调查涉及22省168个地区的16786家农场及38256户农家,是当时官方之外所组织的最大规模的农村调查之一,耗资亦不菲。作为调查的成果,《中国土地利用》一书自其问世,即备受学界关注。虽然对于卜凯的调查及分析方式,其取得的数据的准确性,及得出的结论等,学界一直存在各种评价,但未可否认其在中国农村问题实地调查领域中的地位,其调查所得至今亦对研究者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卜凯主持的包括土地利用在内的中国农业经济调查,以往学界多有探讨,许多研究中国现代农业经济问题的论文及专著都有所涉及,近来亦有专门的研究论文出现。[]笔者则试着从学术史的角度关注这一调查研究,探讨其缘起、进行、结果,特别是它与其最主要的赞助者——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关系,并由此窥探1920年代中期至1930年代中期该学会对中国农村问题、经济研究,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赞助。


(一)太平洋国际学会与中国农村问题研究

1927~1937年,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而在经济研究领域,也有学者认为,1929年后,中国经济学出现了一个初步繁荣时期。[]也大体在此时期,“以研究太平洋各民族之状况,促进太平洋各国之邦交为宗旨”[]的太平洋区域国际组织——太平洋国际学会,也涉足中国经济研究,通过与经济学者和研究机构的合作,对此时期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起了一定推波助澜的作用。太平洋国际学会是较早赞助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组织之一。自19世纪20年代末,该组织开始发展自身的研究计划。

1930年代前后,尤其是1925~1935年,中国出现了一股农村调查热潮。[]其中,由卜凯主持的中国土地利用调查是规模较大的一次。该调查也是太平洋国际学会赞助的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系列研究之一。该学会建立不久,即开始关注中国农村问题。在此时期,该组织在中国赞助的相关研究包括:卜凯的中国农家经济调查和中国土地利用调查、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的华北乡村工业问题研究和华北县政问题研究、陈翰笙所主持的延续到1940年代中期的中国农村问题的系列研究。[]1940年代,学会还资助了费孝通、张之毅的《被土地束缚的中国》、林耀华的《金翼》的出版。[]上述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形成了一系列堪称经典的著作。而其中规模最大,历时最长,耗资最多的,仍是中国土地利用调查。


(二)中国土地利用调查之缘起

中国土地利用调查之所以在1920年代末出现,最深层的原因在于当时中国农村日渐破产,农村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金陵大学叙述调查之缘起为:“整个农村经济之破产,实为今日中国之致命伤,地利未尽,人谋不臧,农业衰退,伏根已深,国人侈言农业者,类多昧于农业之现状,欲术其病,须明病源,土地为一切农业之母,故土地利用之研究,实为当务之急。”[]而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这样一项研究在此时期出现,也是由多方面的因素所促成的:


1.192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农村调查与统计之缺乏

在中国,采用现代的研究方法,对农村经济与社会问题进行实地调查,是从19世纪末开始,而于1925~1935年形成一股热潮。最初的农村调查是由在华外国传教士及大学教师进行的。一般认为,农村调查的发端是19世纪末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H.Smith)根据自身观察所著《中国农村生活》和《中国人德行》。[]“这两本书所记载的,当然有许多主观的见解,谈不到调查,但调查的发端,实由此开始。”[]1919年,清华学校教授狄特莫(C.G.Dittmer)带领学生在北京西郊调查195户农民家庭的生活费用。1919~1920年,沪江大学的葛学溥(D.H.Kulp)指导学生在广东潮州凤凰村进行调查,1925年出版了《华南乡村生活调查》。[]1922年,马伦(C.B.Malone)和戴乐仁(J.B.Taylor)受华洋义赈会之请,带领北平九所大学学生调查了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等省240个村庄,于1924年出版《中国农村经济研究》(The Study of Chinese Rural Economy)。中国学者主持的调查自192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以后,中国学者调查农村的报告才次第出现。如张镜予的《社会调查——沈家行实况》,陈达的《社会调查的尝试》,李景汉的《京兆农村的状况》,及乔启明的《江苏昆山南通安徽宿县农佃制度之比较》等作,都在民国十三、四年间发表。”[]1926~1927年,李景汉带领燕京大学学生调查了北京郊区4村160户农家,于1929年出版了《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李景汉还于1926年在定县开始了历时七年的社会概况调查。[]在政府的农业统计方面,北京政府时期,最主要的举措是1914~1924年的农商部先后九度编制农商统计表,但前几次是根据实地调查,后几次则为估计数字。[]陈翰笙评价说:“前北京农商部之农村经济调查与统计,其简陋虚妄之点不胜枚举。”[]南京政府成立后,农业统计工作主要由立法院统计处及其后身主计处统计局负责。总体而言,直到1920年代中期前后,农村调查活动虽已开始,但其数量、范围及影响都很有限,其成果殊难称得上丰富,农业统计更为空缺,有关中国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基本资料仍相当缺乏。1924年,罗马万国农会(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griculture)决定于1930~1931年举行世界农业清查(World Agricultural Census),向各国政府发出公函,邀请其参加。1927年,该组织还曾派专家到中国接洽,适值北伐战事正酣,该专家仅及沪上而返。[]


2.金陵大学农林科农业经济系之初步发展

金陵大学农林科是中国最早的高等农业教育机构之一,1914年由传教士出身的裴义理(Joseph Bailie)创办。[]在历任科长裴义理、芮思娄(J.H.Reisner)、过探先的主持下,获得了初步的发展,奠定了教学、研究、推广三重事业并重的格局。[]农林科农业经济系成立于1921年,初仅有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的卜凯一人任教,后又有金大自身培养的徐澄、孙文郁、乔启明等人加入。1924年该系分为农业经济系、农场管理、农村社会三组。该系一向注重调查工作,1921年,卜凯制订农村调查表数种,开始在南京农村试行调查。[]1921~1924年,在其组织下,该系教师和高年级学生通过抽样调查的方法,对7省17县的2866户农家进行了调查。此调查以农场管理为主要内容,还包括土地利用、人口、食物消费等社会、经济信息。它是民国成立后“历时最久,调查地域最广,调查项目最详,和比较上最富于科学性的农村调查”。[]鉴于农业统计工作的缺失,金大农林科对将于1931年进行的世界农业清查十分关注,孙文郁翻译了该组织所作《农业统计之效用》一文,过探先为译文作的注语呼吁道:“此事之办理得当与否,关系于国际名誉极大。切望政府注意及此。”[]

1920年代中后期,随着民族意识觉醒以及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发展,尤其受北伐运动的影响,作为教会学校的金陵大学也面临变革。1927年春,北伐军进军南京,随后南京事件发生,金大校园在乱中遭劫掠,西人副校长被杀,外籍教师纷纷逃离南京。在留守的中国教职员工的组织下,学校管理层进行了改组,陈裕光被推举为校长,由华人主持行政;又根据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的规定,向其申请立案,并于1928年9月获得批准,成为最先立案的教会大学。[]


3.太平洋国际学会对中国农村问题之关注

20世纪初太平洋周边国家面临的人口快速增长的压力,以及由此导致的移民和限制移民问题,特别是美国1924年移民法案对日美关系造成的影响,是以太平洋区域民族关系为关注内容的太平洋国际学会成立的背景之一。对移民问题讨论的深入不可避免地涉及人口、食物供给、土地利用、生活水平等问题,1927年该组织的第二届会议上,在移民问题之外,食物与人口也成为一项单独议题。会上,关于中国农业问题,美国农业部经济分析专家O.E.贝克(O.E.Baker)提交了题为《中国土地利用》的论文。土地利用是1920年代美国农业经济学的一个流行的研究主题,[]贝克本人曾关注美国的土地利用问题。他为编制世界农业地图而注意到中国农业。作此文的原因,正如作者所言,是认为20世纪美国人口的增长,与两个世纪前中国的情况相似,因而中国农业状况足以为美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提供借鉴。因此,他以美国的农业情形为参照进行研究,主要利用北洋政府农商部刊布的相关统计,提出中国已开垦土地面积仅占可耕种土地的26%,而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生产力低下,改良农业的办法是采用新式机械。对于中国农业与人口的关系,即中国是否可以通过增加农业生产以抵消人口增长的影响,提高农民生活水平,贝克持悲观看法,他提出的建议是中国应尽力发展工业。[]本届会议上,相关数据和基本知识的缺乏仍是一个问题。在土地利用方面,除美国外,各会员国的统计数据都很缺乏,而就中国而言,有关农业、人口等问题的确切数据更付阙如。[]贝克提议对中国土地利用状况进行调查。此后,又有一两名留美中国学生就此问题草拟了研究计划。[]


4.卜凯与康德利夫的结识

1927年冬,康德利夫赴日本和中国访问,发掘可能的研究项目。在日本,他与日本分会拟定的第一项研究计划是由东京大学教授那须皓承担的日本土地利用研究。[]1927年年底至1928年春,在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分会执行干事陈立廷等人的陪同下,康德利夫在中国访问。在上海,康德利夫遇到了避乱于此的金陵大学教师卜凯和芮思娄。卜凯向康德利夫出示了金大农业经济系搜集的农场管理调查材料,这引起了后者的兴趣,[]随后,康德利夫在陈立廷的陪同下访问了金陵大学。他对金大农业经济系抛开教科书,注重实践,把教学、研究和推广结合在一起的工作方法十分欣赏。对于卜凯主持的农场管理调查,他认为这种收集中国农业基本资料的工作很有价值,更让他感兴趣的是,该调查所涉及的土地利用、人口、农产消费、生活水平等问题,也是太平洋学会历届会议所关注的问题。他决定帮助该系出版相关研究结果,并就在他看来有必要进行的最基础的研究——中国土地利用问题——与该系进行合作,并嘱其草拟研究计划。[]在他访问时,金陵大学尚未从南京事件的影响中恢复,新任校长陈裕光率中国教职员工维持校务。康德利夫与陈裕光的一次会晤中,陈裕光提出,金陵大学本身就是国际合作的象征,又将其比作黑暗围裹中的烛光,若要继续照亮下去,需要一些帮助,这番话坚定了康德利夫与之合作的决心。[]

促使双方就中国土地利用调查达成合作的另一个因素是将于1931年举行的世界农业清查。卜凯、康德利夫等人也对这次农业清查十分关注,并希望中国土地利用调查能够对其起到一定的辅助、补充作用,他们认为,即便中国将缺席此次清查,但通过土地利用调查,仍可收集基本材料,为中国农业资源状况提供建立在抽样调查基础上的可靠估计。[]

在康德利夫访华期间,中国分会进行了扩充,举措之一是为加强研究工作而设立了一个特别研究委员会,由刘大钧担任主席及国际研究委员会的中国代表。[]1928年2月,陈裕光向中国分会提交了“中国土地利用和人口调查”研究计划,在陈立廷、刘大钧等人的支持下,该计划随即获得通过,并与中国分会拟定的其他研究项目一起,提请学会国际研究委员会考虑。[]

由于太平洋国际学会本身并无直接、固定的经费来源,其研究经费主要通过其位于美国本土的美国分会向当地企业、银行、基金会等筹募。在该组织的历史中,洛克菲勒基金会是最重要的赞助者之一。1928年,由学会国际研究委员会确定的第一项研究计划所选取的获得资助的路径是由萧特韦尔将计划交给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经后者通过后再代向劳拉·斯皮尔曼·洛克菲勒纪念基金会(the Laura Spelman Rockefeller Memorial Grant)推荐。[]

1928年秋,当中国土地利用调查计划经太平洋国际学会国际研究委员会通过并已提交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时,该项目最初的动议者贝克却对之提出了质疑。在致学会领导层相关人士的信中,他对该调查能否取得可靠材料表示担忧。他提到自己曾带着这种疑虑与正在美国的何廉和晏阳初分别举行了一次会谈。据贝克说,何廉提及自己参加陈达在北京近郊组织的一次调查的经历,调查人员虽持有军政当局的介绍信,但仍不能取得当地农民的信任,以致所得数据无法使用;[]而晏阳初认为,目下最理想的方式是由纯粹的中国机构主持调查,且渐进地进行,并表示平教会愿意提供帮助。[]贝克的意见主要针对调查的主持机构,他对调查人员能否获得被调查农民及村中耆老的信任,以取得可靠的调查数据表示担忧。根据他本人在美国的经验,他认为这是个难点,因而建议由平教会那样的纯粹的中国机构主持调查。另外,他认为卜凯提出的研究计划扩展得过快:一方面,卜凯的调查群体将由三四个人迅速扩大到五十至一百人,能否确保这些调查人员受到必要的训练是一个问题;另一方面,他对卜凯采取广泛(extensive)抽样调查方法,举行一个范围空前广大的调查的可行性也存有疑虑,他本人更倾向于做一个小范围的深入调查。[]贝克的意见在学会内部引起了关注,也惊动了中国分会和金陵大学。数月之间,各方书信往还,展开讨论。当时已返回美国的芮思娄还同在美国的学会领导层成员接触并进行游说。

贝克所提出的最尖锐的问题是变更项目负责机构和负责人。由于晏阳初也牵涉其中,故而其动机也引起了人们的质疑。[]后来贝克又澄清说,晏阳初并无意取得该项目的领导权,相反,他是在犹豫许久之后才答应了自己提出的让平教会提供合作的建议。[]此问题又涉及另一个敏感问题,即金陵大学的身份。尽管随着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开展,金陵大学逐步进行了本土化变革,其管理权也转入华人手中,但它仍是一个与外国差会有关联的教会大学,因而在一些人眼中并非“纯粹的中国机构”。而以西人作为中国土地利用调查的主持者,尤其容易与民族情感牵扯到一起。对金陵大学身份的质疑激起该校农林科科长过探先的强烈反应。他争辩说,金陵大学已在国民政府立案,且处于华人管理之下,在中国人眼中就是一个中国机构。[]陈立廷也指出:“至于‘纯粹的中国机构’问题,我个人认为,金陵大学身上的中国特质与其他机构无二。感情用事者动辄将其造就为一个问题,但在现实政治中,这并无多大意义。”[]陈立廷认为,在中国,无论从机构的稳定性,还是从实践经验的角度看,金陵大学都是从事此项调查的最合适的机构。后来,贝克在此问题上的态度也有所变化,承认卜凯是承担此调查的最佳人选,但强调与其他中国机构进行合作。尽管如此,事实上,后来调查进行的过程中由外国人主持中国土地利用调查,中国国内一直有异议存在。[]

在这场分歧中,康德利夫坚定地站在卜凯一边,并设法在贝克、金陵大学、学会领导层之间进行疏通。在致芮思娄的信中,他表示:“请放心,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我会就我能力所及想方设法促成(进)此项工作。”[]他回复贝克说,该调查的研究计划仍在不断修订完善中;对于变更主持机构问题,他主张一切决定须待1929年学会第三届会议期间,国际研究委员开会时才能做出。[]其用意很明确,届时中国分会研究委员会主席将出席会议,而作为中国分会提出的研究计划,其发生变更亦须经中国分会认可。事实上,“中国土地利用调查”在学会内部获得了包括总干事戴维斯、康德利夫、美国分会执行干事卡德在内的大多数人的支持。贝克的质疑最终没有占上风。不过,他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如加强对调查人员的训练、设法取得被调查农民的信任,对卜凯日后的调查或多或少起了一定的提示作用。

1929年,在学会第三届会议上,“中国土地利用调查”获得了通过。


(三)调查进行中的几个问题

1929年夏,卜凯为与太平洋国际学会及美国的相关研究机构、专家商讨完善研究计划,并联系可能的经济、技术、人力支持而返美半年。由于其差会拒绝继续支付其离华期间的薪金,太平洋国际学会支付了他此行的开销。[]

在卜凯回国前夕,土地利用调查已开始着手进行,当年夏,金大农业经济系的19名毕业生赴四川调查。经过一年的试验,“曾将调查方法及调查表式详加修改”,至1930年夏,调查始大举铺开。[]


1.调查之目的、内容、方法

中国土地利用调查之目的有三:“第一,训练学生谙习土地利用调查之法;第二,搜集中国农业知识,俾为改良农业之借鉴,及决定全国农业政策之根据;第三,俾世界各国关怀中国福利之人士,得知中国土地利用、食粮,及人口之概况。”[]

作为中国分会研究事业的一部分,该调查每年由太平洋国际学会赞助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美金1万元,“是为国外机关资助本系研究事业之始”。[]在土地利用之外,该项目还附带两项调查,一为人口调查,一为食物消费(亦作“农产消费”)调查,“诚以土地、人口、粮食在在有密切的连带关系,一并列入进行,以收事半功倍之效”。[]其中,食物消费调查由孙文郁负责,它本为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另一个研究项目、由美国斯坦佛大学食物研究所的阿尔斯伯格(Carl L.Alsberg)承担的“东亚农产品消费趋势”研究的一部分,该研究由学会每年资助7500美元。1928年春,阿尔斯伯格请北平协和医学院的顾临(Roger Greene)推荐一名年轻中国学者协助调查中国农产消费状况。金陵大学通过顾临推荐了孙文郁,并建议把两项研究结合起来,以取得更经济之收效。[]后来孙文郁在美期间经康德利夫协调,还取得了斯坦福大学硕士学位。[]人口调查由乔启明负责,关于此调查,卜凯1929至1930年回国期间,获得了两个美国机构——密尔班克纪念基金会(Milbank Memorial Foundation)和斯克里波司人口问题研究基金会(Scripps Foundation for Research in Population Problems)的经济资助及技术、人员协助。

土地利用调查沿用了农业经济调查所采取的抽样调查法(sampling method)。之所以采用这种方法,“缘中国版图辽阔,若按县而调查,决非两三年内所可竣事,亦非少数之经费所能举办,更以农业情形不限于政治区域而有所异同”。[]调查地点的选择以能代表中国各主要农艺方式(types of farming)为原则:“调查之地区,系依农艺方式而定,而农艺方式区域之划分,则以各种作物所用农民劳力达百分之二十,或百分之二十以上,而其地域达数县之广者为准。各地区初步界线,至少系根据谙悉本县及邻县情形者三人之估计而定。”与农家经济调查相比,土地利用调查在抽样的数量及代表性方面更为注意,卜凯所采取的方法是,“各地农艺方式区域,选定一村,(或邻近数小村)以为代表,并以田场调查表格,详细调查田场一○○家。此外,又就本村或邻村取农家二五○家以上,以进行人口调查。凡举行调查之地区,大都就中选农家二十家,举行食物消费调查。每地区之进行田场调查者,填地区调查表一份,每县之进行田场调查者,亦各填县调查表一份。农业概况调查表所列之问题,针对性质多少相同之一农业地域,其面积恒与一县相同,惟时或大小不一。”[]但他也承认,在实际调查中,每地至少抽样一百家田场的标准并未完全落实,“以经费限制,致有数区所调查之地区不多”。[]除填造前述田场、人口、食物消费、地区、县、农业概况调查表外,调查人员的工作还包括填具田场调查杂表,采集土壤、作物标本等。

调查人员分为自然区调查员(或谓调查主任)和地方调查员两类。自然区调查员由金大学农业经济系教师、金大农学院及其他大学农业专业毕业生担任,并于调查前接受过特别训练,曾任自然区调查员者包括张心一、张履鸾、乔启明、李明良、刘润涛、潘鸿声、邵德馨、孙文郁、崔毓俊、尉迟秀藻、杨蔚、应廉耕等人。自然区调查员负责填写县调查表和地区调查表,还负有挑选、训练地方调查员的任务。卜凯认为,“在中国举行调查工作,欲谋准确,个人接洽,殊为重要”。[]因此,“地方调查员,类皆以聘用本村或本县人士为原则,因其熟悉地方情形,且无语言之隔阂、来历之怀疑,结果所得之资料,在准确程度上,较为有把握也”。[]地方调查员的选择标准还包括:受过一定教育,具有普通农学知识,熟悉当地农业情形,诚实可靠。担任地方调查员的既有被调查地本乡的金陵大学或其他大学学生,也有所聘当地人,其工作是填造农家、田场、人口等调查表。在调查人员之外,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还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统计团队。1932年,该项目约有地区调查员16人、统计人员及助理员47人。统计人员及助理员均为中学毕业,经考试录取。“有时调查工作紧张,即抽调统计工作人员出外担任”。[]


2.调查之延期

自1930年夏,中国土地利用调查在多个省同时铺开,加之调查主持者认为,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最好能多调查几处,始足以代表全国”,[]“调查范围除事实上现在难以进行调查工作之数省区外,务祈包括整个中国,作一种比较的调查”,[]不久,他们即感到人力、经费的不足。金陵大学农学院也向调查所涉及各省建设厅、实业厅等部门及其他农业研究机构请求援助。“刻下按过去在华北华中各部举行调查之经验,其所费款额大率超过原有预算,缘是之故,一方面极力节省支销,一方面拟请求各省府、各大学、各农事研究机关,予以行政、经济,及人才之襄助,俾此项调查刻期成功。最近蒙浙江省府农矿所之协助(详见另纸),浙省调查,不日即行实现。甚望其他各省府各建设厅及各农事机关均能予以同样之襄助,使中国全部之调查工作,竟告完成,实所企盼。”[]对于金陵大学提出的行政协助请求,各省政府多给予便利,向调查员颁发护照,饬令各县予以保护和协助,但在经济方面,仅有个别省份与金陵大学达成调查合作,并给予经济赞助。[]

在土地利用调查大范围铺开后,由于人力、经费有限,加之1931年后,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受国民政府委托,先后进行1931年长江流域水灾情况调查及“一·二八”事变农村损失调查,从而影响了土地利用调查的进度。[]

截至1931冬,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的调查范围已涉及辽宁、绥远、山西、陕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南、湖北、四川、安徽、浙江、福建、广东等15省,总计共获得县调查表74份,地区调查表64份,农家调查表7013份,人口调查表31996份,食物调查表938份,杂表、地图等各若干份,土壤标本近250种、约400袋。[]但是,这样的进度远远落后于预期。根据最初的计划,该调查应于三年内完成,且至1931年冬,太平洋国际学会在中国举行第四届双年会时,应向会议提交一份初步报告。

在此时期,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研究政策也正经历一些变动。一方面,受美国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的影响,原本经济上并不宽裕的学会在1930至1933年间更经历了一次财政危机,于研究资金方面失掉了很多源头,不得不更加依赖于洛克菲勒基金会。[]另一方面,学会内部围绕研究工作的意见分歧日渐突出。一些会员(尤其是学术界之外的会员),更看重学会的原初的功能——即通过会议讨论,相互接洽,互通讯息——而轻视研究活动。对于研究工作,1920年代末期以后,随着亚太地区国际纷争日益严重,尤其是中日两国矛盾逐步升级,越来越多的人主张当下国际政治热点问题才是值得学会关注的问题。后一种意见自学会的第三届会议时即已出现,到第四届会议前夕更为突出,以致康德利夫在为会议准备的资料论文(Data Papers)中一再强调人口、农业等基础性研究之必要,并呼吁对此种一时无法见其成效的长期研究要有耐心。[]就中国土地利用调查而言,1931年在中国举行的会议上,很可能因其资金投入大而进展缓慢,且未能向会议提交初步报告,故而国际研究委员会内部就其资助问题发生了分歧。在当时中国分会研究委员会负责人何廉的力争下,该项目最终获允展期两年,每年仍得资助1万美元。[]但这届会议后,学会的研究政策仍发生了一些变化,开始强调研究项目应于两年内完成,且注重发展可在各会员国同时展开的并行研究。[]就土地利用问题而言,学会在中国、日本展开相关调查后,又分别在朝鲜、新西兰、菲律宾等地推行调查,这些分头进行的项目最终在1933年第五届会议上发展为一项“土地利用并行研究”计划。也正是在这届会议上,中国土地利用调查项目再次获准延期2年,但所得拨款金额已较从前大为减少,其中,1934年的拨款为5000美元;1935年的拨款为2500美元,为出版研究成果之用。[]1933年,中国土地利用调查资料收集部分的工作完成。


3.经费及技术支持

1930年4月,卜凯在致燕京大学戴乐仁(J.B.Taylor)的信中抱怨说:“在中国,农业研究的资金和人员都很有限,无论可能得到多少钱,都比不上美国任意一所比较好的农业大学的预算。获得与其同等质量的人手则更为困难。”[]经费和专业人才的缺乏一直是困扰卜凯等人的问题。

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最初向太平洋国际学会提出的经费申请为69000美元,[]但由洛克菲勒基金会通过的拨款数额为3万美元,使他们发出“尚不及原请求额之半数”的抱怨。[]不过,如前所述,此项目因两度延期又另得到四年的赞助。学会对该系的直接资助金额总计为57500美元。此外,作为此项调查的先期成果,《中国农家经济》一书得到学会的出版资助2200美元;孙文郁进行的食物消费调查也是由学会资助的;学会还补贴了前往金陵大学的个别外国专家的花费。不过另一个问题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拨款是有条件的一美元对一美元(dollar for dollar)拨款,即要求接受资助者必须同时从其他途径筹得不少于该基金会资助数额的资金。[]1933年后,这一条件又变为,受资助者由其他途径筹得的资助金额应不低于基金会拨款金额的1.5倍。[]在此情况下,卜凯等人不得不在太平洋国际学会、洛氏基金会之外继续开辟资金来源。除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固有的研究经费之外,如前所述,卜凯1929~1930年回国期间,与美国各大学、研究机构、基金会进行了联络。就人口调查部分,密尔班克纪念基金会和斯克里波司人口问题研究基金会各提供了3000美元的赞助。1930年4月,卜凯向康德利夫汇报说,已从学会外筹集了约4万美元。[]

土地利用调查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所涉及范围亦十分广泛,因此专业人才——尤其是能够在地理、土壤、农艺、人口、生活水平、统计等方面提供技术支持及训练调查人员的专家——的缺乏也是卜凯等人所面临的一个问题。由于该调查是中国分会的一个项目,且曾因主持者为外国人而遭到质疑,因而学会最初也有意多利用中国本土的人力资源,将拨款更多地花在中国职员身上。[]但在卜凯回国期间,芮思娄向康德利夫提出,中国缺乏相应的专业人才,该调查不可能仅靠卜凯个人或在一个外国统计学家的协助下完成,他主张在美国找到更多人手,提出应从学术的而非政治或外交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适当增加预算中外籍人员所占份额。[]其意见得到了康德利夫的同意。[]

受资金、路途、时间等因素限制,从国外大学或研究机构请得急需的专业人才并非易事。太平洋国际学会在物色、联系合适的人选方面给了一定的帮助。寻找合适的农业统计学家的过程尤费周折,学会后来为康乃尔大学的斯坦利·华伦(Stanley Warren)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魏凯思(David Weeks)的金陵大学之行支付了薪俸。整个调查进行期间,金陵大学获得了来自中国、美国、菲律宾、英国的近二十家机构的专业协作和技术支持,陆续有一批外国学者赴该校指导研究及讲学。《中国土地利用》一书的《调查及翻译者一览表》及《序言》的致谢部分所罗列的人员和机构的名单,反映出该研究是国际合作的结果。以其中的土壤调查部分为例,1930年,金陵大学与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委托和资助的中央地质调查所达成了合作,并先后请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萧查理(Charles F.Shaw)、菲律宾农业大学的盆德尔吞(Robert L.Pendleton)、美国土壤局的梭颇(James Thorp)等土壤专家来华指导。[]

值得一提的是,康德利夫1928年访华期间,曾对上海等地的工厂有所考察,工厂中恶劣的劳动条件使其联想到英国工业革命早期的情形,因此,他邀请研究过16世纪英国农业、早期资本主义等问题的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著名的经济史学家、费边社会主义代表人物之一托尼(R.H.Tawney)到中国研究。[]尽管对中国问题并无研究,但托尼最终被康德利夫说服,于1930年来到中国。托尼在与太平洋国际学会有紧密合作关系的天津南开大学,主要利用何廉、方显廷等人收集的书籍、资料,写成了《中国农业与工业备忘录》。[]该文于1931年提交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届大会,一年后,略作扩充,以《中国的土地与劳动力》(Land and Labour in China)之名出版。书中,作者参考了大量中外学者的相关调查和研究,对中国的农业、工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做了全面、宏观的论述。该书在之后数十年间成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经典之作。何廉评价说:“汤尼在1931年的研究,为中国经济研究开辟了新天地,这可能是外国学者对中国这一领域的最大贡献。上述前人的研究都是涉及经济的某些专门方面,或是原封不动地收集经济事实与新闻,而汤尼的著作是在中国出版的第一部对中国经济全面研究的书。他作为一位研究中世纪经济史学家,特别适于做这项研究并能看到中国问题的深度。”[]在农业方面,托尼尤其关注农民问题,并从农业政策,交通运输,科学与教育,农业信贷,市场、供销合作,租佃制度,灾荒,人口与移民等方面探讨了农村发展之可能。托尼参考了金陵大学的卜凯、孙文郁、乔启明、徐澄等人的研究,也曾两度前往金陵大学农学院举行讲座并指导土地利用调查。


4.《中国土地利用》的出版及其评价该书的内容涉及广泛,且多技术性分析、探讨,学界历来亦有颇多论述与分析;由于篇幅及作者学识所限,此处仅就其评价问题从学术史角度做一简单梳理。

1930年,在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赞助下,作为农场管理调查结果,《中国农家经济》一书的英文版分别在上海和美国出版,6年后,该书的中文译本在上海出版。1937年,在太平洋国际学会、全国经济委员会、中央银行的赞助下,《中国土地利用》的英文版在分别上海、美国出版,1941年,其中文译本在成都出版。《中国土地利用》全书共有三册,分别为论文集、地图集和统计资料。作者将所调查的22省168地区的16786个田场及38256户农家划分为两大农业地带(小麦地带与水稻地带)及八个农区——冬麦区、冬麦小米区、冬麦高粱区、扬子水稻小麦区、水稻茶区、四川水稻区、水稻两获区、西南水稻区,探讨了地势、气候、土壤、耕地面积、土地利用、家畜、土地肥力、农场大小、农场劳作、物价、赋税、运输、农产品贸易、人口、食物营养、农家生活水平等问题,内容涉及农村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出版不久,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以该书“内容充实,调查精细”,特颁发奖状以示奖励。[]

但对于卜凯所主持这两次中国农业经济调查,中外学界的评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可以说是判然两别。《中国农家经济》英文版问世不久,即受到以陈翰笙、钱俊瑞、薛暮桥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农村经济学家的批评。陈翰笙认为:“金陵大学美国教授主持之农村调查,所用表格大都不适于当地情形。不但对于各种复杂之田权及租佃制度未能详细剖析,甚至对于研究农村经济所绝不容忽视之雇佣制度、农业价格、副业收入、借贷制度等,亦都非常忽略。”[]钱俊瑞虽承认卜凯的研究在调查的技术和方法方面有所贡献,但也提出,其“所得结论往往与中国国民经济自身的要求大相凿枘”。[]他认为,卜凯对于中国农村社会现实的了解很贫弱,其研究局限于农场收支问题及与之相关各因素的技术功能,而未找到农业经济的中心问题——生产关系。作者虽看到了一些表面现象,但未能把握其实质。尤其是在租佃制度和雇佣劳动问题上,更体现出以西方资本主义的经验来套中国现实的倾向。钱俊瑞还就卜凯的研究方法做了具体的讨论。他认为,就抽样方法看,该调查系由金陵大学学生及聘来的助手在本乡进行,因而调查地点的选择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调查农户的选择也偏向经济水平较高的家庭,加之在一些地方抽样过少,从而导致书中所反映的农村状况不如实际之惨苦;在统计方法上,作者处理平均数问题上失之妥当;调查数据的收集时间前后相距多年,也影响了可比性;钱俊瑞还提出,卜凯将农民分为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进行分析“用非得当”,应采用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的分类方法。[]

陈翰笙、钱俊瑞等人对卜凯中国农家经济调查的批评,体现了双方在理论体系、研究的出发点、分析方法及对于中国农村问题解决之道的认识等方面的不同。陈翰笙等人着眼于农村革命,认为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在于土地分配问题,注重地权、社会关系、租佃问题;卜凯则从农场企业经营的角度出发,认为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关键在于技术进步,注重技术因素、人地关系。后来有学者将卜凯、陈翰笙等各自所代表的中国农业经济研究理路,归纳为“技术学派”和“分配学派”。[]

陈翰笙、钱俊瑞等人对中国农家经济调查的批评直接影响了后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于卜凯研究的评价。对于其中国土地利用调查,后来的学者有时亦直接引用前述陈翰笙、钱俊瑞等对于《中国农家经济》一书的评论,但需要提出的一点是,与中国农家经济调查相比,中国土地利用调查所涉及的内容、范围更为广泛,研究技术与方法也相对更为严谨、科学。但不管怎样,卜凯后一次的调查与前一次相比,更有意回避了中国农村社会关系问题。卜凯提出,“本调查对于农民与其他社会阶级间之政治、经济及社会关系,即所谓农民状况,不冀详加评述”。[]如果说在《中国农家经济》中卜凯尚曾用一章的内容讨论土地所有权和租佃问题,并建议实行减租,那么在《中国土地利用》调查里,这些问题的位置就更加不重要。

在西方学术界,《中国土地利用》出版后即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并在其后数十年间一直被当做研究中国农业经济的经典之作。美国学者陈意新提出:“卜凯不仅划时代地建立起了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一套最完整的调查资料,并且他对中国农业经济的看法一直影响着后来的学者。”[]但西方学界,对于卜凯的调查与分析方法、得出的结论及所得的数据的可靠性,人们的评价亦有起落。[]而在中国学界,近年来亦有学者提出“重新审视和认识”卜凯的研究。[]而学界对于其在农业经济实证研究领域的一些开创性意义,对其在技术层面所提出的一些见解,及其调查数据的可信度问题,也较以往给予了更多的正面评价。

简言之,从1920年代末期起,太平洋国际学会在中国赞助了一系列的有关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其中以中国土地利用调查历时最久,资金投入也最多。如前所述,学会对该研究的直接赞助在57500美元以上。由于太平洋国际学会并无直接、稳定的经费来源,尤其是在其大规模的研究计划起步不久,即遭遇经济大萧条,洛克菲勒基金会自身亦一度陷入财政危机,从而在研究经费上受限。就中国土地利用调查而言,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由学会获得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赞助是有条件的拨款,且其总额无法在研究进行之初预知。这些因素自然影响到研究工作的进行,芮思娄也对此颇有怨言。[]尽管如此,应当看到,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赞助虽然有种种限制,且其绝对数字十分有限,但就一国的单项研究而言,中国土地利用调查是该组织历史上经费投入最大的研究项目之一。而就学会同时期在太平洋沿岸数国开展的土地利用系列调查进行一下横向比较,学会的拨款数额分别为:“中国土地利用调查”每年10000美元;“日本土地利用调查”每年3250美元;“朝鲜土地利用及农村经济调查”每年2500美元;“新西兰土地利用调查”每年2000美元。中国土地利用调查也是其中获得资助最多、时间最长的项目。个中的缘由除中国幅员广阔及以往的相关调查与统计工作相对空白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在中国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更需要资金支援。对于美、英等国学者及学术机构而言,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赞助所发挥的作用多为辅助性的;而中国的情况则大不相同,由于缺少其他资助来源,研究者对学会的拨款更为依赖。[]

中国土地利用调查等太平洋国际学会资助的对于中国农村问题的系列研究,加强了中、外学界的交流和合作;而由这些研究,亦可窥见该组织与中国学界之间的研究互动关系。虽然学会提供的资助金额有限,但至少在研究的策动上,起了很大作用。就中国土地利用调查而言,从研究的策划、立项,直到成果的出版,在各个环节上太平洋国际学会都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其中,学会首任研究干事康德利夫的作用尤其不可忽视。卜凯因此也对康德利夫心存感激,他曾对芮思娄说,“他(指康德利夫)已尽其所能,全心全意地支持我们这些在南京的人”。[]学会与中国学界之间的研究合作也促进了相关机构的发展。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能从1920年代末的财政困境中走出,于1931年组建为经济学院,并逐渐发展成为国内外知名的经济研究中心,是与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数项研究赞助和其他捐助分不开的。[]当然,自1932年起,南开经济学院开始直接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取得数额更大的经费赞助,国民政府也开始向该校按月拨款。[]就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而言,1929年,该系受太平洋国际学会委托调查土地利用状况,“是为国外机关资助本系研究事业之始”;两年后,国民政府委托该系进行1931年长江流域水灾情况调查,“是为国内机关资助本系研究事业之始”。通过中国土地利用调查,该系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资金、师资得到扩充,研究能力也得到了训练。“当此之时,本系人才济济,气象蓬勃。”“自民国20年后,委托本系调查或办理事业不一而足,例如民国21年国民政府委托之淞沪兵灾调查;研究一二八日军犯沪后战区农民所受各种损失程度……良以本系人才齐全,设备完善,故各方乐于委托也。”[]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土地利用调查在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分会的历史上是一个特例,不但因为其耗资最大,且因为它是唯一由外国学者主持的研究项目。至于卜凯与中国分会的关系,正如有学者曾提到的,卜凯在研究进行过程中往往越过中国分会而与学会总部的德康德利夫等人直接联系。[]但不能据此简单认为卜凯有意忽视中国分会。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语言、交流、心理方面的因素;其次,卜凯等人所寻求资金、人力的协助主要来自美国;再次,康德利夫一手促成了该研究,且一直对其十分关注;另一个客观因素是当时的中国分会在空间上分散、组织上松散,而交通、通信又不便。尽管如此,中国分会,包括执行干事陈立廷、研究委员会主席刘大钧及其继任者何廉,对该调查一直持支持态度,因此,卜凯在《中国土地利用》的序言中,也对他们提出了感谢。

1930年代,中国学术界对于农村经济、社会问题的研究不断发展,其与国际学界,包括太平洋国际学会这样的国际组织的交流也进一步加强,在这种情况下,太平洋国际学会与中国学界所达成的一些合作更多地反映出中国学界自身的研究动向。如果说该组织最初对中国农村问题的关注是从收集有关人口、食物供应、土地利用等基本材料开始的,前三届会议的相关讨论,也主要围绕上述问题展开;那么,自1931年在中国召集的第四届会议至1936年的第六届会议,受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影响,乡村改造问题成为会上探讨中国农村问题的主题。此时期,在卜凯、托尼等人的研究之外,学会所赞助的对中国农村经济、社会问题的主要研究工作还包括如下几项: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继对天津工业化问题、东三省移民问题展开研究之后,1931年起,开始转向农村问题研究。该院与太平洋国际学会在此领域达成了两项研究合作:一为方显廷的华北乡村工业研究,一为张纯明的华北县政研究。对于该院研究重心的变化,有研究者更多地从何廉等人为迎合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兴趣,以获取更多资金支持的角度来解释。[]但也应看到,这也是受乡村建设运动影响,且是何廉、方显廷等人研究工作自然发展之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对卜凯的研究持批评态度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农村经济学家此时期亦与太平洋国际学会建立了研究合作关系。1933年陈翰笙向该组织第五届大会提交了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论文,1936年,又赴纽约学会中央秘书处任《太平洋事务》编辑。[]1933年后,在太平洋国际学会资助下,他先后进行了山东、河南、安徽等烟草产地烟农生活调查、广东农村调查、西南边疆土地制度调查等,出版了一系列研究专著。1938年,太平洋国际学会出版了《中国农村》,该书由一批辑自中国刊物的论文构成,托尼为其写了导言。[]有研究者分析,这些论文中相当一部分出自陈翰笙、薛暮桥、钱俊瑞、张锡昌等人所发起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而该书编辑正是陈翰笙,因而也有学者提出,陈翰笙用太平洋国际学会提供的研究拨款赞助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机关刊物《中国农村》的创刊。[]

上述研究项目,与太平洋国际学会在中国赞助的其他“长期”研究项目一道,随着日本侵华的不断深入,而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南开大学。何廉所主持的华北向东北移民调查始于1930年,并于1931年向第四届会议提交了一项初步报告,1932年,学会继续提供资助5000美元。此后,因东北局势已无法做进一步的田野调查,项目于1933年宣告中止。卢沟桥事变后,天津的南开大学遭到日军炮轰,校园毁坏殆尽,何廉、方显廷等所收集图书资料此前已转移到别处,得以幸免,不过南开经济研究所在华北的各项调查研究工作不得不宣告中止。

抗战爆发后,太平洋学会在中国再未举行大型研究合作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