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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前的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
  • 作者:张静
  • 来源: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研究(1925~1945)
  • 时间:2013-06-01
  • 关键词:抗战前;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

在京都会议上,应中国分会的邀请,太平洋国际学会决定第四届会议在中国举行。余日章等做此决定,是出于国民外交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与日本分会之筹办京都会议相抗颉。本次会议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协助筹备工作之进行,对来华外国代表也提供了种种便利。不料会议尚在筹备之中,即遭遇了一些社会团体及国民党地方党部的抵制,会议开幕前夕又遭遇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这些都使得此次会议前途难卜。

1931年的会议对中国分会自身的发展也有很大影响。一方面,借会议筹备之机,其会务有所发展;另一方面,此时期,中国分会也酝酿着一些变革。先是随着研究工作的进展,该会于1931年初由“中国太平洋国交讨论会”更名为“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而在此次会议之后,1932年初,中国分会进行了改组,彻底抹去了基督教青年会的印记。


第一节 1931年上海会议


一 第四届会议之筹备

出于开展国民外交的动机,余日章等在1929年的京都会议上邀请下届会议在中国举行。在他们看来,以往国际上对于中国现状存在种种误解,而此会议正是让世界了解中国真相及立场之良机。[]况且,一般说来,在国际会议中,东道国的身份更为有利,日本亦曾借京都会议之机对外宣传且不无获益。

不过,对在中国开会事,也曾有外国会员对中国政局是否足够安定提出怀疑。[]


1.关于东北问题是否列入会议议题的争论

为拟订会议议程,1930年11月,学会召集各分会代表在美国纽约开会。代表中国分会出席的是华昌贸易有限公司经理李国钦,正在美国访问的张彭春亦作为客人参加。经讨论,会议向总干事提出如下建议:(一)主要圆桌会议议题:(1)世界经济关系;(2)中国之国际关系。(二)专门圆桌会议议题:(1)粮食与人口问题;(2)太平洋诸岛非独立民族问题;(3)文化关系;(4)移民;(5)种族问题;(6)劳工问题;(7)生活水平问题。[]

受1929年发端的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经济问题自然成为本次会议关注的焦点。值得注意的是,曾为上届会议重要议题之一的东三省问题,未被列入议程。在此决定之背后,实际上存在着学会内部的意见分歧及由此导致的学会的两难境地。当成立之初,太平洋国际学会主要以社会、经济、文化等问题为关注内容,它们被视作长时段的、更深层面的问题,是解决当下国际纷争的根本所在。而自第二届会议,学会开始更多介入外交事务的讨论。到了京都会议,这一趋势更加明显。会议对于中国国际关系,尤其是中国东北问题的关切,以及中日代表围绕东北问题的论争,在学会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对于学会是保持原初的状态,还是更积极地投入对当下国际关系热点的讨论,会员的意见见仁见智,差异颇大。[]而在学会领导层,对于这一决定学会的工作取向和性质的问题,也一直存在意见分歧。传统的一派担心,将政治论争引入学会,后果将是破坏性的,会招致对学会的各种误会及批评。这种意见逐渐失势。有人认为,这也是导致京都会议后太平洋理事会主席戴维斯(J.M.Davis)辞职的主要原因。[]

对是否将东北问题列入太平洋学会会议议程,中、日两国会员的意见一向相互冲突。京都会议后的调查显示,日本代表“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中国问题应作为讨论中心……满洲问题已讨论完毕了。”[]中国代表中,虽然也有人希望学会远离政治论争,以避免沾上政治团体之嫌疑,[]但大多数人认为,东三省问题是太平洋国际最主要的问题,若舍此不谈,则更无可讨论的了。[]因此在纽约开会时,中国分会提出将“满洲问题”列入议程,日本分会则表示反对。[]会议提出的议程草案事实上是一个折衷的方案,体现了对各方意见的妥协。满洲问题不作为一个主要议题出现,但在其他问题,如中国国际关系或经济问题的讨论中涉及相关内容时,亦不限制其讨论。一些西方会员预计,满洲问题势必将被提出讨论。[]


2.中国分会的筹备工作

1930年秋,中国分会开始筹备工作,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确定开会地点。为选择一个足以代表中国的城市,分会煞费心思,北平、南京、广州、杭州等都曾被列入考虑名单。尤其是北平,作为旧都与文化中心,合乎学会的要求且特性与上届会议举办地相类,然而,考虑到会议将讨论收回租界问题,分会“不欲在东交民巷所在地开会”。[]会址最终确定为杭州,因其完全在中国主权之下,在自然风景、文化、建设、交通方面具有优势,“且远政治中心”。[]开会时间定为1931年10月20日至11月4日。[]

1930年4月,中国分会呈请外交部,告以下届太平洋国交讨论会决定在中国开会,恳请仿照日本先例,优予招待,并请以杭州为开会地点。5月20日,行政院训令:经国民政府第七十六次国务会议决议,交行政院转令外交部和浙江省政府接洽招待事宜。[]由国民政府向各国分会发出会议的正式邀约,邀请一些国府要员及其他名流担任名誉职务,其中蒋介石、张学良、唐绍仪、蔡元培为大会名誉赞助人,王正廷任名誉会长,宋美龄为名誉副会长,陈光甫为名誉司库。[]大会“一切筹备事宜,政府均予种种之便利与合作,浙省当局,已得政府训示,对于该会议各事协同照料,而各代表,在华乘坐火车,亦得铁道部之同意,凡国内任何路线,一概优待”。[]国民政府支持会议在中国召开,是把会议视为进行国际宣传的机会。

1931年年初,中国分会推定余日章、郑毓秀、刘鸿生、王云五、钱新之、徐新六、刘湛恩等为筹备会执行委员,计划一切进行事宜。[]陈立廷任大会总干事。与前三次会议不同,由于地域广阔、会员及研究工作分布较为分散,因而本届会议筹备工作在南方与北方几个城市分头展开,准备材料,安排场馆,讨论进行程序,将筹备进行情况通报总会并知照国内舆论界。[]作为地方分会的东北分会,也准备了自己的提案。[]

为准备中国代表团提交会议的论文,分会聘请会内外专家从事撰述,并分类请几位学者担任主持,其中,“(1)关于经济问题组,聘刘大钧主编;(2)外交问题组内分(甲)普通组,夏晋麟主编,(乙)东北问题组,徐淑希主编;(3)文化问题组由潘光旦主编”。[]

各论文、参考论文的题目及承担者如下:

经济类:

银价与货币 孙拯

财政 贾士毅、叶景华

工业 方显庭

劳工 陈达

国际贸易 潘序伦

铁路 刘大钧

外人投资 刘大钧

关税 李干

外交类:

外侨在华之现状 鲍明钤

东北国际问题 徐淑希

矿权问题 丁文江

矿业现状 王正黼

最近中国之外交 夏晋麟

文化类:

中国对西洋文化之态度 胡适

几种中国社会制度之特征 潘光旦

中国之侨民 吴泽霖

外国报纸之影响 陈石孚

西洋对于中国文学之影响 林语堂

西洋对于中国思想之影响 张歆海

其他:

中国国内人民之迁徙 何廉

农田人口 张心一

生活程度 陶孟和

参考论文:

中国文化: 陈衡哲[]

东北现状:

东北韩侨问题 王维新

东北铁路现状 苏上达

东北金融状况 宁恩承

东北农业 姚梦年

东北拒毒状况 阎宝航

东北教育 王卓然

外侨生活 卞宗孟[]

7月,中国分会在上海举行会员年会,讨论会议人选及议案等问题。经反复讨论,确定金贵银贱、内河航权之收回、驳复费唐报告诸问题需特别关注,此外,决定派人对万宝山事件做精细之调查。“各会员均认为本届杭州大会,在国际宣传上有最严重的关系,对于出席人选,非常注意,经数小时之研究,始得名单如下:颜惠庆、陈立夫、张伯苓、胡适、王世杰、丁文江、徐新六、马寅初、刘大钧、张公权、陈光甫、周作民、王云五、董显光、夏晋麟、陶孟和、吴经熊、曾宝荪、徐淑希、刘鸿生、陈衡哲、鲍明钤、吴大钧、林文庆、宁恩承、吴贻芳、蒋梦麟、刘湛恩、阎宝航、锺荣光、王卓然、苏上达、李纶一、何廉、王国秀、陈达、周寄梅、刘竹君、杨杏佛、李熙谋。”[]


二 反对太平洋国际学会在杭州开会风潮

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在中国开会事经报章的报道,在社会上也引起了一定的注意。1930年底至1931年初,当会址问题悬而未决时,北平各界力主会议在平举行,当时,中国分会也的确曾考虑以北平为会议举办地。此后,当得知杭州被定为会址后,北平总商会、北平私立中小学联合会等团体致电蒋介石、张学良等,请求将会议改在北平举行。其理由为:上届会议即在日本故都京都召开,此次效仿旧例,藉以繁荣北平市面,帮助国都南迁后的北平尽快走出百业凋敝之境。但中央政府在质询外交部后回复说,会议已决定在杭州开会,所请在北平开会一事,不必再讨论。[]在北平之外,舆论界对于太平洋国际学会在华开会一事亦大体持期盼欢迎的态度。如《时事新报》乐观地预料,届时西子湖边“必有一番盛况”。[]

然而到了1931年5月底,当外交部咨请浙江省政府协同办理会议筹备的消息传出,忽然由北平策源,掀起了一股反对太平洋国际学会在杭州开会的风潮。


1.东方问题研究会与反对风潮的发端

5月底,北平的东方问题研究会致函外交部,同时,北平市国民党员方济生(原名方竹峤,系国民党中执委方慧生之侄)等134人具呈中央,反对太平洋国交讨论会在杭州开会。他们提出:“中国国民党总理所倡导之国民革命,其所标对外之两个根本原则,一曰打倒帝国主义,二曰扶助弱小民族,国民党同志,秉承遗教,继续奋斗,对一切帝国主义,均不应与之妥协,对一切不利于弱小民族之组织与运动,亦当予以摒弃。查太平洋国交讨论会,完全为国际帝国主义者的代言机关,亦即欺骗弱小民族之团体”,“不仅与我国有害无益,且完全与本党主义相反”,因此请拒绝该组织在中国开会。[]他们的请求虽未得到答复,但其主张既经各大报章披露,社会舆论也为之一变。[]

当然,事情的起因还应追溯到两年前的太平洋学会京都会议。如前所述,那次会议曾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与期待。而会议讨论的结果,尤其是日本代表在东三省问题上所采取的追随本国政府政策的做法,在中国引发了失望甚至不满。[]加之舆论对于日本代表阻挠朝鲜代表出席会议的报道,使学会负上帝国主义代言人的形象。当时,在国民党的喉舌《中央日报》的一些副刊上,出现了最严厉的批评,即指责学会为帝国主义奴役弱小民族的工具。北平的《新东方》杂志亦持同样看法。《新东方》1930年1月由吕振羽、郑侃、谭丕模、刘思慕、穆雨君等人创办。在刊物基础上,同年10月,还成立了东方问题研究会。研究会中,既有国民党员,也有初步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成员。该会的宗旨是:“站在革命立场,根据社会科学原理及客观事实,以研究东方各种问题,努力东方民族解放,促进世界人类平等。”[]东方问题研究会不单纯以学理研究为目的,而更注重以研究所得,“见诸实行”,“唤醒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共同致力于反帝国主义之运动”,[]反对太平洋国际学会也成为该会所致力的行动之一。《新东方》在创刊号上刊载了穆雨君的《太平洋会议与太平洋问题》一文。文章之写作正值京都会议闭幕不久,因而作者的目的就是要揭露太平洋学会对部分人的“蒙蔽”。文章通过对学会的历史,尤其是京都会议的分析,批评会议对朝鲜代表与会资格的限制,及日本代表在满洲问题上的蛮横无理,认为学会是“帝国主义宣传机关”,“宣传着欺骗弱小民族的理论”。[]东方问题研究会成立后,承继了这种看法。

其次,太平洋国际学会自身也具有一些晦暗不明的,甚至矛盾的特质,其中之一即与学会关注的问题有关。正如上文所提到的,自第二届会议起,太平洋学会以政治热点为研究中心的趋向逐步加深,而学会内部围绕此趋势一直存在意见分歧。京都会议后,学会自身也意识到,处理带有强烈政治论争色彩的主题容易使人对学会的性质及目的产生误解。[]也在这个时候,中国分会因受到种种批评及误解,为削弱自身政治色彩、突出学术特征起见,于1931年初将名称由“太平洋国交讨论会”改为“太平洋国际学会”,由此中国分会也更名为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学会固然以学术团体相标榜,且确实主持了大量学术研究工作,然而,一方面,学会关注的仍是带有浓厚政治论争色彩的问题,另一方面,其研究活动相对不为人所知。因此,学会的“学术”身份常遭到质疑。有人提出,学会自居于学术团体,但热衷谈论政治问题,其性质“异常不明”,“不能不令人怀疑该会,蒙学术之假面,玩国际政治之把戏”。[]

1931年5月,东方问题研究会提出反对太平洋学会在中国开会的主张。7月,为扩大声势,在东方问题研究会发动下,包括北平党部成员在内的北平各界反对太平洋国际学会临时联席会议成立。其成立宣言实际提出,“太平洋问题彻底的解决,惟有该地被压迫民族自谋解放,推翻帝国主义势力的一途”。太平洋学会“为纯粹资产阶级的学者的集团”,宣传帝国主义者的“善意”,造成亲善和睦的空气,愚弄太平洋被压迫民族,掩饰国际帝国主义的矛盾和各殖民地的革命斗争,“与国际联盟异曲同工”。鉴于国联的面目已人所共知,因而“假借学术团体美名,做帝国主义欺压弱小民族工具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真相,更有揭露的必要。宣言提出如下口号:“拒绝该会在杭州开会!”“警告中国出席代表!”“敬告中国总支部自动解散!”“推翻一切帝国主义的代言机关!”“另组东方被压迫民族会议!”“扩大反帝国主义的运动!”

临时联席会议成立后,一面致函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分会请其自动解散,致函各代表与会议脱离关系;一面电请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政府要员拒绝该会在杭州开会,同时联络各地党部、新闻界,宣传自己的主张,并派东方问题研究会会员方济生南下,与各方接洽。


2.各地党部的响应

国民党各地党部纷纷响应,北平党务整理委员会联络察哈尔省党务特派员办事处、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等致代电国民政府,请求饬令外交部禁止该学会在杭州开会。[]在杭州,6月,东方问题研究会致函浙江省政府,请其拒绝筹办会议,并称“现敝会正拟联合东方各革命团体,一致反对”。“素审贵省为中国革命历史上光荣的地域,杭州胜迹,乃东方纯洁之区,革命先烈陈英士先生铜像,巍然尚在,断不容此帝国主义代言者活动其间,贻山湖羞。”[]浙江省党部机关报杭州《民国日报》在主笔胡健中的领导下,成为当地反太平洋学会的先锋。杭州其他报纸虽未明确表明态度,但数月间未刊登有关太平洋学会的半条消息,也有人说,事实上,它们对相关消息一概拒绝登载。[]6月26日,浙江省党部决议“密呈中央制止太平洋国际学会在杭开会”。[]7月,一些地方党部发表了反对通电。[]杭州渐成为北平之外,反对太平洋学会在中国开会风潮的又一个中心。这种形势使协助会议筹备的浙江省政府处于“两难之间”,尽管在6月22日接受记者采访时,浙江省政府代表仍不以各界之反对为然,并表示筹备工作系出自外交部咨请,不会因此而停止,[]但随着反对风潮的扩大,当地官员的态度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

8月间,方济生代表北平各界反对太平洋国际学会临时联席会议在南京、杭州和上海进行接洽。此行,他取得了南京国民周刊社、新京日报社、亚洲文化协会、杭州民国日报社等团体以及一些地方党部的同情;但在国民政府及各要人那里,却未得要领,外交部长王正廷更明确表示支持学会在中国开会。[]浙江省党部等因中央未表明态度,亦表示不便公然反对。在此情况下,方济生于出席浙江省党部纪念周等一些公开场合声称,若反对最终无法奏效,太平洋国际学会硬在杭州开会,则有“许多国民党员及朝鲜台湾等处革命青年”,“与他们五步流血,来一个对付一个”。[]这番话见诸报端后,“杭州市空气,骤然紧张”。[]

东方问题研究会等出于反帝的目的而反对太平洋国际学会在中国开会,故其来有自,但亦源于其对于所反对者——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性质、工作方式有诸多的误会与不解;而反对风潮中也有一定的盲目排外、人云亦云、附和盲从的现象,且此日趋激化。

对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来说,反对风潮之骤起“好像是平地一声霹雳”。[]所谓“千夫所指,无病而死”,对于这一关乎学会生死的问题,他们一方面回应东方问题讨论会的批评,一方面派陈立廷赴北平、刘驭万赴杭州,向各方进行解释与疏通。“为使一般人明了内容,免除误会起见”,7月12日,分会总干事陈立廷向北平新闻界报告学会的渊源、目的及本届会议大致情况。他强调学会的宗旨在于“联络各民族感情,以解决国际间之纠纷”,并称“本人站在党员立场说话,以为与总理所谓联合世界弱小民族之旨恰相符合,纯粹为公理而奋斗,久后必有良好之结果”。[]陈立廷还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发表于各大报章,介绍学会的缘起、性质、目的、工作内容、工作方式、历届会议经过及第四届大会的筹备情况等。[]然而,正如学会后来所说的,“解释自解释,反对仍反对”,[]他们的努力未能制止反对风潮的扩展。在反对升级为威吓后,杭州的会场建设受到了一定影响,[]关于会议将流会的种种传言也甚嚣尘上。[]

反对风潮对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会员以及已推定的代表,也是一个挑战,事关他们对于学会及这种国际交往形式之信仰。准代表及其他担任会议论文准备工作的学者屡次收到反太平洋国际学会临时联席会议等组织的来函或通告,警告其不要参加会议,“致隳清誉”。[]中国代表更是被斥为“帝国主义走狗”或“帝国主义者走狗之走狗”。[]新闻界亦对这些准代表是否出席会议表示关注。可能部分由于这种舆论压力,一些初次被选为与会代表的学者,如杨杏佛、蒋梦麟等公开表示辞谢代表身份。[]相对而言,那些老会员,尤其是有出席会议经历者,因对学会的情况有更深切的了解,所受舆论影响也较小。[]据《北平晨报》对陈衡哲的采访,她表示自己不出席会议,但对反对风潮并不以为然。[]总的来说,反对风潮对代表选派及论文准备造成了一定影响,但相关工作始终仍在按计划进行。

在反对太平洋学会在中国开会的风潮中,新闻界的态度也值得一提。新闻界既是太平洋学会及其反对者争夺的对象,也代表了论争双方之外的另一种立场。以几家报纸为例:姑且不论国民党各级机关报的立场多反对太平洋学会,其他各大报纸对太平洋国际学会和反对风潮的看法差异颇大,然而基于不同的出发点,它们却得出一个相近的见解,即反对在中国开会的做法不可取。《北平晨报》对反对太平洋学会风潮表示同情,但认为一味反对在中国开会是消极、闭关的做法,应该采取积极手段,联络平等待我之民族,一同监督该会之言行。[]《时事新报》对学会所标榜的学术机构、私人团体的身份提出质疑。但又认为,在中国开会事已由政府知照各国代表,无故取消是国际失仪。“与其反对开会,毋宁为努力之工作,如研究议题,注意代表人选,及监视出席者之举动,此皆为国民之责任。”[]连载于《申报》的《太平洋国际学会之回顾与前瞻》提出,近来出现的反对风潮应由上届太平洋会议之日本代表完全负责。一切国际组织,本无绝对利害可言,亦不能因噎废食。外交上的胜利在于本国之努力,对于该会,国人应淡漠视之,既不应把它当作扶困济危之活佛,也不必“力予反对”。国人应在诚意款待之余,监督该会,使之纳入正轨;中国代表,应做好研究准备,并将中国在不平等条约下所受苦痛,敷陈于大会。[]

国民党地方党部所主导的反对太平洋国际学会风潮甚嚣尘上,起初,国民党中央虽未做任何公开表示,但实际是持一种纵容的态度。国民政府接到北平各界反太平洋国际学会临时联席会议、察哈尔省党务特派员办事处、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的禁止开会请求后,交付外交、教育两部核办,在事实上也起到了听任事态发展的效果。随着反对风潮的不断扩大,太平洋国际学会在杭州开会一事似将渐成泡影。此时,最关键的仍是国民政府与国民党中央的态度。


3.宋子文力促蒋介石干涉

1931年8月21日,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致密函给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兼陆海空军总司令蒋介石,提出地方党部反对太平洋学会在杭开会不妥:“兹密陈者,方觉慧之侄方济生近致函余日章,对于本届太平洋国际会议在杭举行竭力反对。查该项会议关系国际情感,我国如欢迎其在华开会,似应妥为保护,否则亦宜即行通知。近来对外政策,党部与政府不能一致,如此次太平洋会议,弟固知吾兄极端欢迎,而下级党部如此反对,真贻笑外人也。”[]蒋介石批复:“似应予以保护,先函商中央党部秘书处。”同时,蒋介石致电陈立夫:“陈部长立夫勋鉴:闻南京、杭州市党部力诋杭州太平洋会议,未知何意?此实为政府对国际联络之一种,如各级党部不顾一切反对政策,殊非党国之幸也。”[]国民党中央随即指令各级党部,太平洋国际学会在杭州开会问题,“既经政府准其开会,党部可置不理”。[]9月初,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训令,警告方济生,对于太平洋学会问题,“不得违抗中央指令,鼓动风潮也”。[]同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饬令浙江省政府和外交部对会议予以招待保护,并以“太平洋国际学会历在各国开会,所在国政府招待,均极优渥,本届既在我国举行,一切未便独异”,而令铁道部自10月1日起至11月15日止,各国代表在国有铁道乘车一律予以免费。[]

9月14日,蒋介石在第一二九次中央纪念周上演讲《太平洋国际协会之性质》。他提出,在了解太平洋学会真相之前就遽然表示赞成或反对,是失于盲从、妄动。太平洋学会由各国国民发起组织,目的在以国民资格研究国际间各种问题,推究解决方法,并增进各国国民之感情,“并非某国藉以侵略某国之工具”。“此种团体,吾人不惟不宜反对,并宜充分赞成及奖励,以促进我国国民外交与民族运动之成功”。“吾人应随时随地应用机会,充分宣传”,使各国国民了解中国在不平等条约下之处境,以引起国际同情。“如不问其有无侵略野心,亦不问其是否表同情于中国,苟为外国人,则一律自目之为帝国主义者”,“将尽变友为仇,而更置我国于孤立之境”。“吾人求国际平等,必得自身之努力,固不能专事外人之同情,然亦何必拒人于千里之外,而绝人之同情”。此次太平洋学会在中国开会是受政府之邀,“政府之为此,实欲联络国际间国民之感情,且藉以宣传我国之不平等地位”,“且党部与政府意志应统一”,党员应“勿为反对派反宣传之利用,盲从妄动,以自暴露其弱点,徒为他人所讥笑”。[]

此演说词在报章发表后,《大公报》等立即表示赞同。《大公报》提出,“夫民族建国,自不能倚赖外人,然国际同情,则亦势所需要”。“中国近年在国际间,实孤立无友,中国政治及社会状况,失去各国一切倾向之人之尊敬与同情。故努力改革之需要切矣;而承袭容共时期之大言壮语,岂不更索然寡味乎?”[]而持续数月的反对太平洋学会在中国开会风潮亦在蒋介石的演说之后逐渐平息。

对于此次反对太平洋国际学会在杭州开会风潮,蒋介石、宋子文等人从外交全局出发,出面进行干预,使风潮逐渐平息。但反对风潮的平息并不意味着社会舆论一转而成为信任和支持太平洋国际学会者。对于学会来说,能否摆脱各种负面印象,即将召开的会议是一个关键。


三 九一八事变爆发与会议延期的危机

自1929年京都会议以来,中、日两国会员围绕东北问题的论争成为太平洋国际学会双年会上一个突出的现象。1931年,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相继发生,中日关系益形紧张,两国会员的关系也变得十分敏感。尽管有观察家推测,1932年将有重大意外事件发生,[]但在杭州会议开幕前夕,没有人料到这种意外会突然降临。对于以实现太平洋区域民族和解为诉求的太平洋国际学会亦是如此。

据《密勒氏评论报》的鲍威尔(J.B.Powell)回忆,会议前夕,一批学会职员先期抵达中国进行筹备工作,其中包括美国著名报人切斯特·H.罗威尔(Chester H.Rowell)。一次,在宴请上海新闻界时,罗威尔发言阐述学会工作的目的,其中提到学会力图(至少在太平洋范围内)制止另一场大战的发生。当他演讲完毕,鲍威尔提问道,如果学会开会时,中国和日本发生了战争,学会将如何应付?鲍威尔回忆说:“罗威尔,长期以来美国西海岸公认的最佳宴会后的演说家,一时语噎。”想了一会儿,他大声断言:“战争将终结一切!”然后坐下了。[]鲍威尔一语成谶。蒋介石关于学会性质的演说余音尚在,反对太平洋学会风潮正在平息,各国代表已在来华途中,就在此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无论对于“以研究太平洋各民族之状况,促进太平洋各国之邦交为宗旨”的太平洋国际学会,还是对于素以“国际主义者”(internationalist)或“具有国际思想者”自居的中国会员,九一八事变都是一次考验。[]

事变爆发后,日军大肆侵略东北,中华民族面临危亡,全中国范围内反日民族情绪日益高涨。在此形势下,中国会员最初的反应是:“我们觉得自沈阳事变之后,我们实在没有与日本会员共聚一堂之必要了!甚么国际谅解,甚么国际亲善,都不是一些骗人的话吗?我们自然承认在日本国内亦有开明的份子,不过正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时候,静悄悄的坐下来研究国际问题是不容易做到的。”因而许多人主张取消会议,或将会议延期。

23日,胡适、陶孟和、颜惠庆[]由北平共发一电给中国分会:“鉴于日本军阀侵占满洲,我们相信此次会议对于中日关系很难达成共识,故建议会议延期。”[]英文刊物《中国评论周报》亦提出,“遵循一贯的自由主义、世界主义立场,我们曾奢望日本政府中负责、明智的份子能够说服军国主义者放弃武力”,而事实证明,“那些军国分子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事已至此,我们建议学会负责人,要么驱逐日本代表,要么取消会议”。[]23日,担任会议招待主任的虞洽卿表示,“在此生死关头,唯有暂行停止此项会议,故本年大会,中国决予停开,业已通知各国代表”。[]随即,在杭州的筹备工作也中辍了。

日本代表出于对人身安全的担心,拒绝到杭州开会。[]同时,他们提出,鉴于日本代表不能出席,日本对于远东问题的立场缺少了发言人,这对日本不公平,因而也建议会议延期。[]有日本代表提出会议改在上海召开,也有人主张在中立地点如菲律宾举行。[]他们提出,若会议终究抛弃日本代表而召开,日本将永远退出太平洋学会。[]

中、日代表在开会问题上的意见冲突使太平洋学会第四届会议乃至学会本身再度陷入危机。如果说,不久前的反对在华开会风潮是来自学会之外的冲击,那么此次会议延期,甚至流会的危险则是来自学会内部的考验。这种形势对一个以处理太平洋民族关系、促进和平为宗旨的机构,也是挑战,即:学会所倡导的思想和工作方法是否只适用于和平时期,而在危机发生时则失去了效用?[]学会是否能继续推进自己的工作,尤其是赓续不断的研究计划?

接到中、日两方延期建议后,学会负责人、太平洋理事会主席杰罗姆·D.格林(Jerome D.Greene)等决定,是否开会问题留待即将在上海召集的理事会会议最终定夺。10月2日,格林等抵达上海,在接受采访时,他“力言展期或停止开会之说,全无根据”。[]

尽管有个别西方代表表示,若中国代表不愿与日本人合作,将说服日方不要出席。[]但是太平洋学会仍希望中、日代表共同出席会议。格林认为,在有关中日关系的讨论中,中、日代表“无论哪一方缺席都会对双方造成遗憾,因为缺少任何一方的代表,都将使讨论受到局限”。在中日关系以外,还有许多问题,也迫切需要各代表相互交换信息与见解。他提出,当此特殊时期,这样一个会议是有益的。[]为促使中、日代表共同出席会议,学会一方面与中、日两国分会进行接触,并居中斡旋;一方面,也开始酝酿将会议改为一个非正式的、变更的形式,着重探讨基础性、长时段的问题。[]

当中国分会决定建议将会议延期后,仍有一些现实的问题摆在他们眼前。首先,欧美代表,都应中国之邀远道而来,如若延期,这些人恐难以变更行程,再度赴会,况且这些代表已在来华途中。[]其次,会议的延期会对学会的工作造成影响,尤其将中断学会年复一年的研究计划。[]再次,也有一些中国代表认为,此次会议是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要求提出讨论之良机。[]

而在国民政府方面,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即确定东北问题的解决方针是:一面依靠国联、非战公约,以求公理战胜;一面团结国内共赴国难。10月4日,蒋介石会见余日章,与其谈外交,吩咐他在国民外交方面进行三件事,其中,“以国民外交名义联络各国,与日本国民主持公道”;“属太平洋协会各国有力者督促其政府注重日本之暴行”。[]10月初,会议筹备委员会收到了国民政府的劝勉电。经筹备委员会、中国分会开会讨论,决定恢复各种筹备工作,会议将如期在杭州举行。[]中国分会通知格林:考虑到会议的延期或取消将打断学会在研究、出版、文献收集等方面的工作,并会给学会造成只关心当下政治问题的错误印象;又考虑到各代表已应邀抵达,中国分会愿意接受学会的最终决定。[]

13日,太平洋理事会会议决定,会议如期举行,为外国代表的方便和安全起见,地点改在上海公共租界,会议形式有所简化。[]中国代表同意地点的变更。日本代表也决定参加会议。于是,在距开幕日期仅剩一个星期的时候,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届会议终于得到保证。


四 上海会议之开幕

10月20日,出席会议的各国代表40人赴南京谒中山陵,并在国民政府大礼堂受蒋介石接见。蒋介石致辞欢迎各代表,并谓:“希望诸君在会议期内,设法研究,如何联合世界公众之舆论,消除一般自私者之重心。全世界和平,实利赖。”[]

10月21日,第四届会议在上海静安寺路万国体育会开幕。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英国、日本、新西兰、菲律宾、美国的正式会员140人出席,荷兰、国际联盟、国际劳工局派观察员列席。中国代表31人出席,包括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申报》馆总经理张竹平、金城银行展业部主任陈立廷、中国银行国际贸易部襄理陈长桐、清华大学教授陈达、南开大学教授何廉、麦伦书院校长夏晋麟、燕京大学教授徐淑希、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董事胡适、美顺轮船公司经理曾广顷、伦敦会顾子仁、中孚银行副行长顾季高、上海水泥公司总经理刘鸿生、前中东铁路督办刘景山、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妇女节制会总干事刘王立明、律师刘世芳、中国银行会计主任刘驷业、辽宁边业银行副行长宁恩承、《中国评论周报》主笔潘光旦、光华大学教授王国秀、社会调查所所长陶孟和、北京大学教授丁文江、长沙艺芳女学校长曾宝荪、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辽宁青年会总干事阎宝航、沪江大学教授余日宣、北京大学教授陈衡哲。此外,还有中国分会干事刘驭万和陈湘寿夫人。

在开幕式上,杰罗姆·D.格林称会议开幕的本身就是一个胜利。[]大会主席胡适[]发言,称学会为其他国际组织树立了先例,“在承平的时候,凡自命为有国际思想的人,不应该在黑白不分意气用事的当儿,放弃他们开诚布公静心探讨的态度”。[]胡适的发言与此前一天徐新六的讲演一脉相承,其时,徐氏欢迎与会代表并提出,当前的形势对每一个国际主义者的信仰提出了挑战,“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即国际主义是否是可行的。一个具有国际思想的人,在事关是与非的问题上,即使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是否亦不做任何妥协”。[]这种主张为会场涂上了某种国际主义的色彩。松本重治是日本代表中的青年一代,亦以国际主义者自居,多年后他回顾上海会议会场上的情形,“虽然在满洲和锦州等地,枪声在响,轰炸在继续,但在这个国际会场上,尽管是短暂的,却展现出一种美好的情景。我不由地感到:人虽然不能脱离国籍,但只要有一种境界,作为一个人,作为世界一员的境界,即使跨越国境,也能充分地相互理解。”[]

本次会议的圆桌会议的主题包括:太平洋区域贸易关系、中国经济之发展、劳工问题与生活水平、太平洋区域的外交机制、中国的国际关系、银价与中国币制问题、大学与文化交往、移民与种族问题、太平洋土著居民及其独立、国际研究合作。其中最重要的圆桌会议,是中国的国际关系、太平洋区域的外交机制和中国经济发展问题。


五 上海会议有关中国对外关系问题之讨论


1.治外法权和上海租界问题

第四届太平洋国际学会有关治外法权问题的讨论中,英、日两国代表仍是会中反对即时废除治外法权的主要力量。他们主张治外法权的废除必须是渐进的,在此期间要对外侨的安全予以特殊保护。一些在中国内地居住的教会、商界、教育界西方会员则倾向于认为,治外法权在中国内地只是理论上的特殊权利,在条约口岸、租界、租借地之外,并没有存在的意义。会议还讨论了中西法律体系不同与治外法权产生之间的关系。[]

尽管此次会议因为种种变故最终被迫在上海公共租界举行,但让一些西方代表感到失望的是,上海问题并没有引起多少中国代表的兴趣。对于该问题的讨论以费唐报告为中心。夏晋麟做了《费唐报告与上海之将来》的报告,他分析了费唐报告引起中国公众失望的各个原因,并提出了自己的评价及解决上海问题的建议。夏晋麟的报告获得了许多人的赞同。[]不过,对于他所提出的费唐报告对上海租界的让渡问题漠不关心的看法,也有外国代表表示不同意。有中国代表提出,中国人对报告的一个不满意的地方在于它没有说明让渡如何实现。西方代表则大多认为,费唐报告强调过渡期的必要,但又以让渡为最终目标,这样就提供了一个基础,在此之上,中国政府或许能够与各关系国协商确定此过渡期的期限。[]


2.关于东北问题的讨论

在进行会议筹备之初,中国分会即将东北问题确定为准备的重点。有关研究准备由徐淑希主持,[]徐氏本人对满蒙问题相关资料的搜集,据说相当丰富。[]南开大学的何廉准备了有关东三省内地移民问题的论文。东北会员也准备了论文,涉及东北的铁路、金融、农业、外侨、教育、拒毒等问题。[]

虽然“满洲问题”在本届会议上已不再作为一项单独的议题,然而对此问题的讨论却不但在“中国的国际关系问题”、“太平洋区域的外交机制”圆桌会议中占了相当的分量,“太平洋区域的外交机制”(the diplomatic machinery of the Pacific)圆桌会议实质上成为“解决满洲争端的外交机制”,讨论国联在处理中日冲突中的作用,以及现有太平洋区域外交机制的局限性问题。[]这一圆桌讨论开始之前,10月24日,国际联盟理事会刚以13∶1的票数通过决议,要求日本在11月16日以前将军队撤退到南满铁路区域以内,建议中日两国政府在日军撤退后举行关于解决一切争执问题的直接谈判。日本随后表示不打算撤兵。在这种情况下,27日,“太平洋区域的外交机制”圆桌会议开始。有中国代表发问,为何日本反对将东北问题提交给国联?日本代表答称,日本并非对国联不友善,但此问题过于复杂,非国联各位委员所能完全明了,需要中日两国直接谈判。[]至于此问题的性质之所以复杂,日本代表、东京帝国大学法学教授高柳贤三解释说,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民族意识的伸张,另一方面由于日本对其在东北的经济、国防、历史上的特殊权益的维护。对于“特殊权益”这个日本代表的口头禅,徐淑希则反驳说:“任何经济权益,自必为人所享有,为何因日本享有,就变了特殊的呢?任何经济权益,自必有一定的地点,为何因在东省,就变了特殊的呢?”所谓国防上、历史上的权益,并没有合法的依据,所谓苏联的威胁,也并不一定是现实;而中国民族观念的伸张,是一种通常、健全、合理的现象。他还劝告日方代表说:“为中、日两国打算,为全世界打算,凡我两国思想上比较清楚的人,都要努力的督促政府,使其采取合理的、和平的方策,不宜一味的为他们袒护。”[]对于10月24日国联决议案问题,有日本代表为本国政府辩护说,日本无接受之必要;有中国代表则认为,日本的态度表明其不愿停止侵略。许多代表都认为,国联在处理中日冲突上所面临的问题是对它的一大考验,事关其自身的命运。[]中日两国代表的另一个意见分歧在于日方主张由两国直接谈判,而中国代表主张先撤兵后谈判。为打破僵局,有代表提议日本应接受先撤兵后解决各项悬案的原则,中国亦应承诺于撤兵之前,由双方讨论关于撤兵之细则,以及日军撤退时,如何接收被占土地问题。又有人提议由中立国之人对此进行监督。[]

对于国联处理远东太平洋问题的局限性,一些代表提议在太平洋区域设立某种机构辅助国联等机构,对于此种机构的形式则有不同的设想:有人建议让国联秘书厅在东方设立办事处,有人提议国联行政会及各委员会在远东开会,甚至有人建议以太平洋国际学会作为国联与各关系国政府之间的联络人。


3.由中、日两国分会设立委员会的构想

会上,有代表提到,上届京都会议中日两国会员曾制定过一个计划,由两国分会筹设一个委员会,以讨论影响中日关系的各项具体问题。事实上,京都会议在双方会外的恳谈会实质上已破裂后,这一委员会差不多已被人忘记,只是1930年初,日本会员金井清同颜惠庆谈及太平洋国际学会时提出,希望中日委员会继续进行工作。[]上海会议上,这一计划重新引起一些西方代表以及中国、日本代表的注意。围绕这个委员会,会上提出了各种建议:有人提议该委员会应从小问题着手进行研究,推动中、日两国国民持久的对话;有人认为,应设立两种委员会:一个在国联的框架内处理各种重要问题,一个解决随时发生的小问题;还有人建议,由学会对此计划进行研究。太平洋国际学会会长杰罗姆·D.格林、美国分会总干事爱德华·C.卡特(Edward C.Carter)、日本分会会长新渡户稻造,和一位中国代表都对这一设想感兴趣。会议结束后,11月4日,蒋介石在南京分别接见了一些英美代表和日本代表,其中,与英美代表谈话一个小时。[]据卡特说,蒋介石亦提议,在太平洋国际学会主持下在中日之间进行完全民间性质的对话。[]卡特自己对设立这种委员会的构想尤其感兴趣,力图将其付诸实现。在他看来,这个委员会之所以没能在京都会议后建立,是因为缺乏第三方的穿针引线。上海会议后不久,美国会员郝兰德(Charles Prentice Howland,1869~1932)到中国访问。郝兰德是耶鲁大学教授、美国外交关系协会(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研究主任,并曾在1925年至1926年担任国际联盟希腊难民安置点委员会(the Greek Refugees Settlement Commission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主席。卡特要其充当第三方,以促成中、日会员举行会谈,但因“一·二八”事变爆发,郝兰德提前回国而未能实现。不久,郝兰德去世,此计划再度搁置。[]

有关中日关系问题,上海会议上还讨论了中国代表提出的满铁驻军,日本代表提出的韩侨、商租权等问题。有关东北问题的讨论基本在中、日代表之间展开。在大多数情况下,双方的态度比较冷静、克制,甚至有中国代表形容为“客气”。[]但会场中仍然出现了风波。日本代表高柳贤三在一次全体大会的演讲中引用了某位英国法学家的话,其中对中国的主权国家资格有所质疑。[]由此导致陈立廷在随后的全体大会上抨击日本的侵略政策,斥责高柳的言论。徐的发言引起以新渡户稻造为首的日本代表的反对。最终在会议主持者的斡旋下,双方表示和解,高柳亦为自己文中的疏漏表示歉意,称其那种引述并不代表自己的意见。会场中的这场小风波是从九一八事变发生以来,中日代表之间积聚的敏感而紧张关系的一次爆发。不过也有西方代表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并提出:当两个国家发生激烈冲突时,其国民仍能坐在一起平静地讨论如此重要的问题,这种情形在欧洲是看不到的。[]


六 上海会议的价值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一个月后,太平洋学会第四届会议克服种种障碍而在上海举行。那么如何评价此次会议?它到底有何意义?

日本分会关于此次会议的报告书说道:“各方面有各种各样的批评。有的意见说,在两国关系日趋恶化的时候,这次会议除了袖手旁观以外,没能发挥有助时局的作用,令人遗憾。也有意见认为,日中两国的委员能同时出席这次会议,就是成功。此外,还有人把会议看作帝国主义的聚会,或者把会议看作解决太平洋问题的唯一办法。从会议的性质来看,它所能做的是有限的,但无疑在它能够的限度内做出了不少贡献。”[]松本重治曾参与编辑这份报告书,他晚年时重新审视本届会议,仍引用这段话以作为他对会议的评价。

此次会议的举行,对于太平洋国际分会,尤其对于筹备会议的中国分会来说,能够克服国内国际的种种障碍而得使会议如期举行,是很不易的,因而,太平洋国际学会将会议之举行本身视为一种胜利。

这次会议之所以能够举行,首先与国民政府,尤其是宋子文、蒋介石等人的支持扶助有很大关系。他们把会议视作获取国际同情与支持的一次机会,为开展国民外交,促进国际宣传,使英美等国代表“督促其政府注重日本之暴行”,他们为会议在中国举行提供了各种便利,并在关键时刻施以援手。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在于学会及会员本身所具有的认真的学术态度和某种理想主义观念,及其所表现出的勇气。

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会议报告指出,会议能够跨越重重阻碍,应特别归功于中国和日本会员。[]无论如何,在九一八事变刚发生后,参与这种集会和讨论,对于中日两国代表,特别是中国代表,无疑是一种挑战。即使是蒋介石,当他于10月20日接见各国代表时,亦抱有非常复杂的心态:“散会后,公叹曰:吾见日本代表,感想无穷,始见之,似甚和柔,一与之近,则狡狯之色,轻傲之气,令人可憎。若欧美各国代表,则皆可亲可爱,未有如日本人之恶劣者也。嗟彼倭奴,畏强欺弱,绝不知有信义,我东方之文化,尽被倭奴摧残矣!吾甚耻与相见也。”[]

《澳大利亚季刊》(the Australian Quarterly)上的一篇文章称赞了中国、日本与会代表,尤其是中国代表的勇气,因为在两国已实际处于交战状态的情况下,这些代表作为公众人物,顶住了国人将其行为视为不爱国甚至叛国的压力,而与“敌人”进行会晤和交谈。文章认为,他们给其同事上了一课。[]

虽然千里之外的东北仍然炮火连天,但在上海的会场上,“尽管是短暂的,却展现出一种美好的情景”。会议对包括东北问题在内的太平洋区域各项问题进行讨论,除一些小波澜外,讨论能够冷静地进行,这与作为中国代表团领导人的胡适、徐新六等人的努力有关。他们在会议开始时,即提倡作为国际主义者,在民族危机之际应不放弃“开诚布公静心探讨的态度”。虽然这种主张所体现的超越国家的立场过于空想而不切实际,但其核心仍在于提倡采取平心静气、谨慎客观的学术态度,对国际关系问题进行探讨,以求有助于相关问题的研究,并最终促进太平洋民族关系的改善。胡适等人的这种主张受到《太平洋事务》主编伊丽莎白·格林、美国分会总干事卡特以及日本代表松本等人的赞赏与钦佩。[]

在日本代表方面,松本重治在会议闭幕时代表青年一代会员发言,提出学会需超越民族主义情感争执的见解。不过,他亦提到,他的这种观点当时并不为鹤见祐辅等较年长一代的日本会员所认同。

对于中国会员来说,从最初面临民族危机时,受朴素的民族情绪、爱国心的促使而做出会议延期的决定,到最终与日本代表坐到同一张会议桌前讨论太平洋国际关系,他们也经历了一次考验。他们最终决定参与会议,认为在面对危机之时,依然应以平心静气、谨慎客观的学术态度,从事对太平洋国际关系问题的探讨,这样才有助于相关问题的研究,并最终促进太平洋民族关系的改善。


第二节 1932年中国分会的改组及其若干新动向

上海会议后,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1932年春,分会进行了改组,胡适当选为新的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徐新六担任副委员长,何廉任研究主任,刘鸿生任书记兼司库。同时,亦对章程做了修订。[]

1932年改组后的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执行委员会及董事会如下。

执行委员会常委委员:

胡适(委员长)、徐新六(副委员长)、刘鸿生(书记兼司库)、吴鼎昌、刘湛恩

执行委员会:

胡适 徐新六 陈光甫 张伯苓 丁文江 余日章

吴鼎昌 刘鸿生 刘大钧 陈立廷 何廉 周诒春

刘湛恩 吴贻芳 陶孟和


1.改组的深层原因

这次改组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自此,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不再由基督教青年会高层职员执掌,标志着其与基督教青年会完全脱离了干系。事实上,1931年夏天,余日章以健康原因辞去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长之职,由浙江兴业银行的徐新六暂代。1932年分会改组后,陈立廷虽然暂时保留了执行干事的头衔,但实际处理具体事务者是刘驭万。次年,刘驭万正式接任执行干事。改组后,中国分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也即会长,均由学界领袖人物担任。继胡适(1932~1946)之后,出任会长的是蒋梦麟(1940~1946),1946年后,胡适再度担任会长。

在表面上的人事变动的背后,此次改组有着深层的原因,与中国分会自身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改组又对分会日后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

首先,此次改组是为适应中国分会作为一家学术性团体的发展的需要。太平洋国际学会及其各国分会之发轫与基督教青年会有着密切关系,但成立后不久,尤其是当它将自身定位于研究性机构之后,它即日渐脱离与基督教青年会的联系。就中国分会而言,1926年,太平洋国际学会总干事戴维斯到中国各地访问,据他考察,北京、天津一带的学术研究机构更为集中,因而产生了以京津知名学者充当未来中国分会领导者的想法。不过他也意识到,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国分会仍需依靠基督教青年会的组织来进行发展。[]1927年后,中国分会的基督教青年会的色彩逐渐淡化,即便如此,二者之间的关联始终是使学会在国内遭受非议的一个因素。另一方面,中国分会逐渐将自身定位为学术团体,为突出这一性质,于1931年初,由“中国太平洋国交讨论会”更名为“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随着研究工作的进展,它与各地研究机构和学者的联系不断加强,其中,平津地区的南开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处的学者在其研究工作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加以当时交通、通讯条件的限制,中国分会逐渐形成了一种分工局面:分会的事务所设在上海,而平津地区的学者成为其研究工作的核心力量。如分会筹备学会第四届会议时,由上海的事务所负责联络、接待、会场安排等工作,由平津的学者负责研究准备。随着分会研究工作的开展,以及一些学者(尤其是平津地区的学者)获得学会总部的重视及资金支持,学者在会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其地位日渐凸显,对于青年会人士执掌分会的状况,提出了挑战。其中一个事例发生在京都会议结束后,当时,国内舆论界对中国分会的会议准备工作多有批评,而会议代表之一陈衡哲于1929年底写了《一封公开的信》,自居于一个学者的立场,对中国分会的会务提出意见,指责余日章等包揽代表选派,质疑分会在财务、执行委员选举等方面不够公开,并批评开幕宣言事先并未征求各中国代表的意见。她还提及,中国分会本打算在会前修改章程,并因此还敦促尽快修改或重定分会章程。[]虽然无法判断这封公开信所造成的影响,但恰在此后,余日章的确表现出辞职之意。1930年初,他与颜惠庆接触,希望颜氏出任会长。[]1931年,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届会议在中国举行,推动了中国分会的改组。一些总会的工作人员会后在中国考察,得知中国分会有改组的计划后,很是兴奋,并开始着手与何廉等平津学者讨论中国分会与总会在研究等领域加强合作的问题。[]

其次,抱着推进国民外交的目的,余日章、陈立廷等在国际会议上尽力宣传中国对外立场,但这种做法并未取得满意的效果。自创立伊始,余日章、陈立廷等主持下的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分会受国民外交观念的影响,并受到废除不平等条约、解决东北问题的强烈的民族愿望的推动,积极促进并参与太平洋国际学会对中国的国际关系问题的讨论,在学会双年会上,他们也表现出一种非常积极有时甚至有些急进的姿态。如前所述,在京都会议上,余日章在开幕式演说中尽力揭露日本的侵略,陈立廷和一些东北代表在会上披露《田中奏折》,这些都引起了争议;第四届大会上,陈立廷也与日本代表发生了冲突,但他们在国际会议上的激进姿态和与日本会员的冲突有时并不能引起欧美会员的同情,甚至有些中国会员亦不赞同他们的一些做法。例如,第三届会议后,陈衡哲写了致“中国分会诸公”的《一封公开的信》,对余日章的开幕式宣言并未事先征求各位中国代表的意见提出质疑,反映出一些中国与会代表对这篇宣言的不赞同。[]

何况,余日章、陈立廷等将外交目标寄托在太平洋国际学会这样一个以非官方的学术团体自居、强调发现事实而不提供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的国际组织身上,其失望在所难免。京都和上海会议后,中国国内出现的一些针对学会的批评舆论也使一些中国会员感到泄气。对于本身即非常微妙的国际关系问题的探讨,其得失原本难以由一时的社会舆论所反映,尽管如此,由于中国分会所遵循的是国民外交的路线,对于民意有天然的依赖,因而它更容易受舆论的影响。此时期国际政治形势的发展,尤其是中日关系的急剧恶化愈发使他们感到在国民外交上无能为力。九一八事变后,一面是国际联盟在制止日本侵略方面的不力,一面是太平洋国际学会囿于自身定位,在国际纠纷问题上不采取明确的立场,于是,中国分会的一些领导者对于国际组织产生了失望。陈立廷从中国分会酝酿时期起就一直是其中积极的参与者、鼓吹者及实际事务的执掌者,1931年夏,第四届会议开幕前夕,他还在为消解国内舆论对学会的质疑而四处奔走,然而到了1932年初,时值“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在致学会机关刊物《太平洋事务》主编伊丽莎白·格林(Elizabeth Green)的一封信中,他表达了对国际社会不作为的失望,以及对于太平洋国际学会自身价值的怀疑。[]陈立廷1931年已兼任金城银行的工作,1932年初中国分会改组时他仍保留执行干事名衔,但实际会务工作由刘驭万办理。刘驭万虽然也出身于基督教青年会,但并非该会高层人员。1933年7月,陈立廷从学会辞职,为学会改造创造了条件。

对于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作用与价值,并非所有中国会员都抱如此悲观、质疑的态度。1933年,陈衡哲就国际组织为何给人留下失败的印象问题解释说,“国际会议之所以失败,一是由于一般人对于它的期望太大了,二是由于参加的分子所求于它的太奢了”。[]另一位会员潘光旦认为,尽管这种组织看似不能产生具体的对中国有利的结果,“不过我们要是不汲汲于一时的功利,我们相信此种讨论、交谊与研究的功夫是不落虚空的,因为它们可以增加民族间的同情,可以促进问题上的了解。而同情与了解是解决一切纠纷的先决条件”。[]


2.胡适与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

胡适与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一次会议筹备时期。1925年,中国筹备会决定邀请胡适担任会议代表,刘湛恩、余日章、赵晋卿等再三致信胡适,并派陈立廷前往北京接洽,胡适虽未拒绝,但表现得比较犹豫。[]此后历次会议前,胡适都收到中国分会以及其他国家会员的邀请,但都未参加。1931年第四届大会在中国举行,胡适首次参加会议,如前所述,大会主席原定由颜惠庆担任,但因九一八事变爆发,颜惠庆奉国民政府之命担任驻外使节,因而改由胡适担任。在当时形势已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会议得以顺利举行,胡适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

上海会议的开幕式上,胡适发表演讲,主张以开诚布公平心静气的学术态度探讨问题,其主张得到太平洋国际学会领导层及一些外国会员的认同与赞赏。

胡适本身是平津学者中的领袖人物之一,在中国分会中有不少熟人,而在余日章病后代理中国分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的徐新六更与他私交甚笃,徐氏则又是上海银行界领袖之一。因此,胡适在担任上海会议主席后,又当选为改组后的中国分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既是顺理成章,又是众望所归。胡适曾两度担任此职,分别为1932~1940年及1946~1950年;1940~1946年会长一职由蒋梦麟担任。

胡适主持下的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展现出一些新的动向。首先,是研究工作的加强。自1931年起,中国分会陆续出版中、英文的“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该丛书基本上都是分会所赞助的各研究项目的研究成果,涉及中国政治、外交、经济、财政、社会、文化等领域问题。这批研究原为英文著述,但其中大多数亦被翻译为中文出版。1934年,中国分会成立了新的研究委员会,由何廉任主席,刘驭万任干事,成员还包括陶孟和、刘大钧、陈达、陈翰笙、梁世纯。此外,在当时的会所上海敏体尼荫路123号,中国分会设立了一个图书馆,并对外宣告欢迎他国分会及其他研究机构交换或捐献出版物。其次,分会的机构建设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34年秋,中国分会宣布将建立一个南方支部,涵盖香港和广东,两地已有17名学者加入。中国分会还设立了编辑委员会以协助充当《太平洋事务》中国通信员的刘大钧,其成员包括骆传华、陈翰笙、刘驭万等人。此期,中国会员还试图为分会设立永久会所。[]最后,1930年代初,在处理中日冲突问题上,胡适见解对于分会起到重要影响。基于对中日两国力量对比的认识,胡适在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间,以不赞成立即抵抗,主张通过政治、外交方式谋求和平而著称。对于太平洋学会会议有关中日关系的讨论,他主张采取客观冷静的态度,超越民族情感、意气之争,与先前余日章等人所采取更为激进的民族主义方式有很大差异。


3.1933至1936年间太平洋国际学会会务的变动

中国分会改组后的几年间,太平洋国际学会总会亦发生了一些变化。1933年,在加拿大班夫(Banff)召集的第五届会议上,美国分会总干事卡特(E.C.Carter)当选学会总干事。卡特早年曾担任印度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1925~1933年担任太平洋学会美国分会总干事,1933~1946年担任学会总干事。他是一个能干、活跃、有决断力的行动派,且交游甚广。[]在担任学会总干事期间,他极力对会务进行了改造,其中包括将《太平洋事务》由月刊改为季刊,并聘请刚因《满洲——冲突的温床》一书而崭露头角的拉铁摩尔担任主编。[]拉铁摩尔1934年初就职,在北平遥为主持编辑工作,直至七七事变爆发后才返回美国。在其主持下,《太平洋事务》加重了学术的分量,在亚洲太平洋问题研究领域逐渐奠定了学术声望。此外,卡特力主将学会总部搬到美国东海岸的纽约。卡特所推行的改革措施及其专断的做法在学会内部引起了争议,檀香山总部的一些资深工作人员尤其对其做法不满,但由于此时学会在财政上已极大地依靠于美国本土的实业家、基金会,这些人虽反对卡特的做法,但最终亦无可奈何。在此期间,胡适等中国分会成员亦曾参与有关会务问题讨论与相关的调解工作。1936年在美国约塞米蒂(Yosemite)举行的第六届会议上,最终确定将总部搬到纽约,而原来的檀香山分会今后只作为美国分会的一支。无论如何,以后见之明来看,太平洋学会总部由夏威夷搬到美国本土,使得学会加深了与美国本土的联系,但这种联系也使学会日后更深地涉入美国国内政治演变。


第三节 加拿大班夫会议

1933年8月14至26日,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五届会议在加拿大的班夫(Banff)举行。共有来自中国、日本、美国、英国、加拿大、菲律宾、檀香山、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及荷属东印度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正式代表137人出席会议。国际劳工局、国联中央秘书处、法国派观察员参加。菲律宾、荷兰及荷属东印度代表都是首次出席学会会议。学会曾向苏联发出邀请,但因加拿大法律禁止共产党入境,因此此次会议仍无苏联代表出席。


一 各国与会代表

同前几次会议一样,日本分会会前做了精心的筹备,日本代表团聚集日本学界、实业界、政界的知名人士。新渡户稻造依然担任团长,其余成员则包括:佐藤安之助、那须皓、高柳贤三、鹤见祐辅、高木八尺、信夫淳平、茂木总兵卫、姊崎正治、副岛道正、高桥龟吉、上田贞次郎等。[]美国代表团由牛顿·D.贝克(Newton D.Baker)率领,贝克是资深政治家,一战时曾任战争部长(Secretary of War)。美国代表还包括:杰罗姆·D.格林、爱德华·C.卡特、詹姆斯·T.萧特维尔、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卡尔·L.阿尔斯伯格(Carl L.Alsberg,斯坦福大学食物研究所主任)、菲利普·C.杰塞普(Philip C.Jessup,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法教授)、亨利·R.卢斯(Henry R.Luce,《时代》、《财富》等杂志出版人)、昆西·怀特(Quincy Whyte,芝加哥大学国际法教授)等。[]英国代表团由国会自由党领袖赫伯特·萨缪尔爵士率领(Sir Herbert Samuel)率领,其中亦包括对远东事务较有经验的人士,如英美烟草公司董事娄斯(Archibald Rose)、上海《大美晚报》编辑伍海德(H.G.W.Woodhead,此前曾长期担任《京津泰晤士报》主编)、香港行政和立法委员会(Executive and Legislative Councils)委员申顿爵士(Sir William Shenton)等。

中国代表共15人,分别为:北大哲学系教授胡适、南开大学教授张彭春、清华大学教授陈岱孙、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陈翰笙、北平社会调查所研究员Ping N.Chu(注:原文如此,疑为曲直生)、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助理主任张肖梅、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何永佶、燕京大学新闻系教授梁士纯、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副执行干事刘驭万、英美烟草公司董事沈昆三、前北平协和医学院宗教与社会工作系主任周诒春、前清华大学国际法教授刁敏谦、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前北大历史系教授陈衡哲。[]

中国代表团向大会提交的论文包括:[]

陈翰笙:《中国当前的土地问题》

方显廷:《中国乡村工业》

张肖梅:《中国作为原料产地及工业产品消费地的地位》

蔡谦、陈伟群:《中国对外贸易之趋势与特征(1912~1931)》

翁文灏:《中国人口分布与土地利用》

聂潞生:《中国工业发展:问题与前瞻》

陈其田:《1927年以来中国政府的经济计划与经济建设》

会前,中国分会照例需要四处筹措代表的旅费,此次国防设计委员会为中国代表垫付了旅费;金城银行赞助了中国分会支付给总会的会费美金1500元。[]


二 班夫会议的议题

班夫会议议题之确定经历了一番讨论与妥协。自1927年起,太平洋国际学会内部对于是否将国际政治纷争的敏感性话题纳入会议讨论,一直存在分歧。是以更基础的社会、经济、文化问题作为研究中心,还是更积极地参与对当下国际关系热点的讨论,对于这一决定学会的工作取向和性质的问题,无论在会员之间,还是在学会的领导层,都一直存在分歧。尤其是中、日两国会员之间,在是否将中日关系列入议程的问题上,意见截然相反。第三、第四届会议上,在对相关问题进行讨论时,中、日会员之间屡起争执,第四届会议更因九一八事变的爆发险遭致命性打击。这些都在学会内部引发了很大反响。一些人担心,学会卷入对政治争端问题的讨论,其后果将是破坏性的,会导致学会偏离研究的轨道,并招致各种误会与批评,如将学会的活动看做是“业余外交”、或者“非官方外交”,或者被视为与国际联盟相提并论。[]太平洋国际学会的领导层承认,讨论尖锐的国际政治热点问题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然而,学会又认为,这些问题完全可以客观、理性、冷静地加以探讨。学会还辩解说,其实那些误解源于对学会研究方式的不了解,学会是以国际政治争端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而它所考察的不仅在于争端本身,更在于这一现象背后的广阔的经济、社会背景。[]尽管如此,但在事实上,自上海会议起,学会所制订的会议议程已做妥协。

就班夫会议议题而言,上海会议后,在制定下届会议议题时,不少会员,特别是日本会员提议,会议讨论不应只局限于一国一地,而应将视线放在比当下政治问题更深层的经济、社会问题。[]此外,由于当时经济大萧条不断加深及蔓延,各国经济关系问题自然成为会议的一个重点。程序委员会最初拟订以“太平洋区域经济、政治及文化生活之冲突与控制”为会议主题。然而随后的两年间,亚太区域国际政治局势不断恶化。一方面,日本武力侵略中国的步伐不断加大——占领东北三省和热河,挑起“一·二八”事变,扶植“满洲国”之建立,进攻长城各口;另一方面,九一八事变后,1931年底,国际联盟决定派李顿调查团赴东北调查,次年10月,调查报告书发表,否认日本侵略东北的举动是自卫,并否认“满洲国”合法。随后,日本又因“满洲国”承认问题退出国联。太平洋国际学会为避免刺激日本分会退出以造成学会分裂,决定此次会议避免讨论引起激烈争论的政治问题。最终,班夫会议的主题确定为:“太平洋区域国际经济冲突:其控制与调节”。


三 会议讨论及中外代表会外的接洽


1.“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一个哲学准则”

8月14日,班夫会议开幕。在当晚各代表团长的演讲中,胡适讲《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一个哲学准则》。他的演说针对的是两年前新渡户稻造在上海会议的闭幕式上的发言,当时,新渡户曾主张: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者在会议中是以各国代表的身份发言,而在散会后则以会员的身份及立场讲话。胡适对这种观点大不以为然。班夫会议前夕,他应新渡户之邀于前往加拿大途中访问日本,与日本会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其间,胡适提出:“大会屡次失败,都由于中日两团到会时,皆自居于中日两国代表,而不居于太平洋学会的会员。如此则会议不如不见面不会议。会议必无结果。”[]他评价说,新渡户的上次大会闭幕式上所提主张是乡曲小见,也是会议失败的根本原因,并提出,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在班夫会议开幕日,胡适再次提倡:“我们在出席会议时不应仅把自己看作某一国家的代表,而应把自己视作在本质上是学会的会员,而此学会的目的在于研究太平洋各民族之状况,促进其相互之关系。”他主张会员应秉持超然于国家的立场,并把这种姿态称为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一个哲学准则(an I.P.R.philosophic code)。[]

这种主张是他在上届会议开幕式上所表达意见的进一步发展。首先,这无疑他一贯所持的世界主义观念地体现;但更重要的是,这番话所主要针对的听众是日本人特别是以国际主义者自居的学者而讲的。


2.有关太平洋区域国际经济关系的讨论

受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班夫会议以“太平洋区域国际经济冲突:其控制与调节”为中心议题。1929年9月,纽约股票市场大崩盘,经济危机爆发,此时恰值太平洋国际学会在京都召集第三届会议,中国代表夏晋麟注意到一些美国代表,特别是银行家和大学校长神情不安、精神涣散。不过京都会议上,经济问题尚未被作为重要议题。[]随后的几年间,经济危机不断恶化,各国工业生产下降、产品价格下跌,市面萧条,失业率增高,金融危机蔓延。到1931年上海会议召开时,世界贸易萎缩已十分严重,国际贸易等经济问题因而成为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但那时很少有观察家能预料到它(注:指世界贸易萎缩)会持续发展,到1933年第一季度,已达到惊人的程度”,此外,经济危机不断蔓延,使太平洋区域的主要国家都受到了影响。[]1931年年底之后,以英国为首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保护本国生产,提高进口产品关税,加剧了国际贸易的恶化。在货币金融领域,金融危机扩散,各国纷纷放弃金本位,到1933年第一季度,金价已跌至1929年的三分之一。1930年年底到1933年年初,美国银行业三度爆发危机。

为协调国际贸易和汇兑问题,1933年6月中旬至7月底,在伦敦举行了世界经济会议(World Monetary and Economic Conference),但在关税和稳定货币等问题上,美、英、法等列强纠缠于各自利益,不肯做出妥协,会议最终失败。

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班夫会议,是在1933年年初纽约银行业危机爆发之后5个月,以及世界经济会议结束之后半个月举行的,国际经济关系问题自然成为会议的重心,各会员国经济学家、实业界人士,以及前政府经济主管官员参加了讨论。中国代表陈岱孙刚出席完世界经济会议,又赶来参加班夫会议。除去开幕和闭幕两天,有关经济问题的讨论贯穿于会议始终。就圆桌会议的数目而言,班夫会议共举行圆桌会议46个,题目包括:“太平洋区域国际经济冲突:其控制与调节”、“货币问题”、“太平洋区域经济区调整与控制之方式”、“教育问题”、“太平洋区域正式教育问题”、“国际法问题”、“太平洋区域的信息传播”。其中经济问题圆桌会议为33个,占全部圆桌讨论的72%左右。[]

有关太平洋区域经济关系的讨论涉及关税、货币稳定、航运、失业率、生活程度、人口、日本的经济扩张、美国的新经济政策、中国的经济建设等方面的问题。

其中引人注目的一个问题是英日纺织品在印度和远东市场的竞争。自1931年起,英国数次提高进口关税,并在英帝国内部实行优惠税率,以排斥日本纺织品在印度等市场的销售。为应对印度逐渐提高日本纺织品进口关税的做法,日本纺织业增加价格更低廉的美国棉花的购买量,而抵制印度产棉花,到1933年中,印度与日本纺织业争端已发生。为解决贸易纠纷,日本与印度即将在西姆拉(Simla)举行会议。[]班夫会议上,一个日本代表发言称,日本纺织品已在中等及下等之纺织品市场占据优势,其原因在于日本纺织业使用机械优良,以及管理方式得法;并提出,印度提高进口关税对日本纺织业造成损害。有英国代表则提出,英国兰开夏(Lancashire)纺织业自一战后已失去许多市场,在印度和远东市场又受到来自日本的竞争,目前,兰开夏纺织业正在依据降低生产成本的原则,进行改造。英国代表不承认日本纺织业之优势来自于管理得法,而将其归结为日元贬值及工资低廉,指责日本纺织品在印度等市场进行不正当竞争。经过讨论,一些英国和日本代表都赞同,作为避免两败俱伤的现实解决办法,应对纺织品市场进行分配。[]中国代表陈岱孙在会后评价说,这种瓜分太平洋市场的计划,偏离了会议的“太平洋”立足点,“是以大西洋的立场,或是说经济帝国主义的眼光,来看太平洋的问题。于是太平洋经济冲突,一变而为列强在太平洋区域之冲突”。[]

尽管对经济冲突问题的讨论占据了班夫会议的大部分时间,但在陈岱孙看来,相关讨论偏重于陈述经济冲突的事实,而未及寻求调和解决之道,因此有很大的局限。“讨论的程序是先把传统的事例,尽量的详细地列举出来,然后再推求冲突的原因,最后则讨论解决的方案。不幸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陈述冲突的事实上,对于冲突的原因,仅仅稍微讨论,而解决的方案,可以说完全没有讲到。固然,最后这一个问题,较为困难。不过本会议的目标,也就是在于推求有无一种调和种种经济冲突办法,使不至于因此冲突而引起其他严重及不幸之国际事件。事实和原因的讨论,是衬托而不是目标,否则十日之圆桌会议,不过等于听几段经济故事而已。”[]此外,由于大部分的时间耗费在陈述冲突的事例,而这种陈述依赖于专家的报告,因此会员中对于经济问题本无深入研究者,不愿参与讨论,反过来又加深了经济问题讨论给人留下的“太专门”的印象。


3.有关中日问题的探讨

班夫会议力图避免讨论包括东北问题在内的中日问题,这引起了中国舆论界的不满。会议前夕,《中国评论周报》(the China Critic)的一篇社评对这种做法表示遗憾,提出这样做会损害学会的声望,授人以攻击其为帝国主义工具之口实。文章认为,尽管东北问题在一些人看来已成为“既成事实”,再讨论也无法加以改变,但这不构成不能对此“事实”提出质疑的理由。文章呼吁学会尽快就此问题做出补救。[]另一篇文章则指斥会议是“装饰的点缀的门面排场”。[]

不过,会议讨论的第一天,即出现了一个小插曲,会场上一位首次出席会议的菲律宾代表发表意见,要求讨论中国东北问题。新渡户稻造随即回应说东北政治问题不在本会议讨论范围之内,只可讨论东北经济问题。英国代表亦发言附和。此事就此告一段落,但这个插曲也反映出中日问题在会议上的敏感地位以及学会对此问题的回避。陈岱孙亦对此情况有一个形象的描述:“无论讨论甚么问题,中日冲突,老是于不知不觉之间出现,使得圆桌空气,骤形紧张。于是灵敏的圆桌主席,连忙轻轻一篙,又点向指定的方面走去。而聪明的会员,也马上看风转舵,恢复了前此的‘学术空气’。总算是众会员能忍善耐,没有鲁莽灭裂,击破这个闷损葫芦。”[]


4.经济与移民问题

尽管会议回避对中日政治关系进行讨论,但在讨论经济问题,特别是排斥日货问题、人口、移民、东北经济等问题时,亦涉及中日问题。

在讨论日本的人口和移民问题时,日本代表上田贞次郎提出,到1950年,日本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将增加1000万,每年新进入劳动力市场者比退出劳动力市场者将多出20万至25万。这是世界和平之危险。[]对于移民与人口过剩问题的关系,有些日本代表所表达的观点,与日本政府长期以来的主张有所不同,认为移民巴西或“满洲”对于解决日本人口压力没有什么补益,并提出解决人口问题一个更为有效的方法是工业化,而目前的高关税是对日本工业化的障碍。但也有一些日本代表表示,移民满洲计划是可行的日本人口问题的解决之道。[]日本移民中国东北的策划由来已久,在攫取东北后,更开始推行大规模的向东北农业移民计划。1932年年初,日本茨城县国民高等学校校长加藤完治等人制定《满蒙移植民事业计划书》,提出以在乡军人为主体,在日本招募人员向中国东北移民。其主张获得拓务省和关东军的支持,后者还制定了一系列纲要、方案。8月,日本国会通过了第一次向东北移民500人的方案,至班夫会议前,日本已两次向东北武装移民。中国代表对支持日本向满洲移民的言论做了针锋相对的反驳,表示中国将永不承认“满洲国”,指出人口过剩并非日本所独有的问题,并以翁文灏的《中国人口分布与土地利用》一文为依据,提出,中国每年过剩之人口,达450万人;而根据气候土壤条件,这些过剩人口唯一可以指望的出路是东三省;中国移民是东北最胜任的农业开垦者,关闭关内人口向东北移民的通道将阻碍东北的农业发展。日本代表则称,“满洲国”对于中国人民之移殖,并不反对,但必须确保这些移民没有对“满洲国”的恶意,并须适应“满洲国”的新环境。[]

日本将中国东北视为原料产地及产品市场,日本政府更一向声称中国东北是其“生命线”。本次会议考察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就对华出口贸易而言,日本在占领东北后,在东北市场的所得是否能抵消在中国其他地方市场的损失?此问题又涉及抵制日货问题。1931年“万宝山事件”后,中国再次爆发抵制日货运动,并在“九一八”事变后,达到高潮。与此同时,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除东北外的中国各地出口大幅减少。日本代表提出抵制日货运动对于日本小贸易商以及在华商人、企业主的损害。中国代表则认为,中国军事太弱,故而抵制日货运动被中国人民视作为最有效的抵抗武器。[]


5.中日两国会员的接洽

鉴于班夫会议对中日问题的回避,中国分会力图在会外与日本分会员进行接触,以促进相关问题的讨论。

在出发赴加拿大前夕,胡适先到了南京和上海,当然,他此行并不全为班夫会议的事情。他拜访了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外交部长罗文干,了解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交换对华北局势的看法。此外,他会晤了教育部长王世杰、立法院长孙科,以及学界、银行界、出版界的朋友,包括中国分会成员。[]

在上海,胡适又遇到时任日本联合通讯社上海支局长的松本重治。在他看来,“此君是太平洋学会(日本分会)之少年分子,思想稍明白,故我愿意与他谈(中日问题)”。[]松本的下列意见颇能代表当时日本会员的普遍观点。他提出,班夫大会最好少谈过去,多考虑将来,尤其是日美战争的可能性。胡适表示,将来如何全靠现在应付补救,而现在是历史的产儿,因此不能回避过去。松本又说,日本分会的处境甚困难,中国分会的朋友应予体谅。胡适回复说,中国分会的处境岂不困难?两分会应相互体谅。松本还提到,日本分会的高木八尺主张召集一个英、美、中、日太平洋四国会议。胡适提议此会议应加入苏联,并表示将考虑一下高木的建议。[]

随后,胡适从上海启程前往加拿大,途中,他应新渡户稻造之邀访问了日本太平洋问题调查会。6月22日,新渡户稻造、佐藤安之助、鹤见祐辅、横田喜三郎、高木八尺、那须皓、茂木总兵卫、高柳贤三、腊山政道、前田多门、浦松佐美太郎等为胡适设宴。席中,主客都发表了演说,随后举行了会谈。

胡适极力主张不应回避讨论中日关系问题。他提出,“以前到会的日本代表总是规避满洲问题,甚至于正式请求将此问题避开;而中国代表则处处拉入此问题。所以可说是一种‘捉迷藏’的把戏。”“中日问题是太平洋问题的中心问题,无法可以规避,不如老实承认此问题,大家开诚讨论,也许可以想出一个解决方法。”可以想见日本会员对于其主张的回应之消极,胡适同样注意到,对于中日问题,日本代表中的“老派”和“新派”在观念、态度上有差异,就他个人的感受,新渡户、佐藤、鹤见等人“皆属于中年人,处处回避本题的要点”;“少年人如茂木、蜡山则公然赞成我的意见。横田不开口,高木、浦松亦不开口,此皆可信其为赞成我的”。[]

胡适提出一项方案,其内容为由中、日分会或太平洋理事会组织委员会讨论中日问题,此方案与前两届会议所讨论过的计划有相似之处。鹤见祐辅提醒说,京都会议时两国分会曾计划组织委员会。于是,在胡适建议的基础上,综合京都会议的设想及日本会员的意见,形成了四种方案:

(1)仅由中日代表团推出若干代表会商。

(2)由太平洋理事会推举特别委员会,其中包括中日代表。

(3)同京都会议一样,由中日出席代表举行非正式的小组会议。

(4)中日两代表团各推举代表若干人,同时,推举其他国家学者三四人加入讨论。

对于这四种方案,日本会员中的“旧人”都主张采用第三项或第一项,对于第二项,则担心会变成另一个李顿调查团。胡适则坚持他对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一贯看法,声言该调查报告甚为公道。

对于东北问题,佐藤安之助力言“满洲国”的现状不可变更,因此不可讨论。胡适则主张跳出国家、民族的窠臼,在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会议中应首先以学会会员自居,这样才能谋求东北问题的解决之道。对于这个意见,日本会员浦松、高木私下里向他表示赞同,并认为这确实切中了日本会员的问题所在。[]随后,在班夫会议上,胡适重申这一主张,并将之称为“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一个哲学准则”。

访问日本期间,胡适看到了松本提到过的高木八尺的方案。胡适似乎对其方案比较赞同,他为高木在扇子上题字“功不唐捐”。[]随后,高木和东京大学国际法教授横田喜三郎联名向班夫会议提交《一项太平洋区域安全公约》。[]这项“安全公约”方案出台的一个背景是:九一八事变后,在解决中日冲突问题上,太平洋区域现有的和平机制——包括国际联盟、《九国公约》、《凯洛格—白里安公约》等——已日渐失去效力,日本更于1933年退出国联。身为法学家的高木、横田二氏提议:由太平洋沿岸及在太平洋沿岸有利益各国(包括美国、中国、法国、英国、日本和苏联),召集会议,订立安全公约。[]二人声称,尽管明白订立此项公约之困难,但他们确信若要在太平洋区域建立有效的安全机制,就有必要订立此公约。他们所构想的安全公约,其精神、内容以现有的各项国际公约(包括国际联盟盟约、《九国公约》、《四国条约》、《洛迦诺公约》等)为基础,又做了一些修订,还加入了史汀生主义,共计十项条款。但在班夫会议上,其他国家会员对于订立公约的设想提出了不少批评:首先,此安全公约并未涵盖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其次,并未说明如何处理“满洲国”在公约中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和平是一个世界性问题,这样一个区域性公约会使国际和平机制权力分散,并进一步损害国联的权威。[]中国报界在得知这一方案后,亦提出批评,如《中国评论周报》的一篇社评认为,在日本攫取东三省和热河、承认“满洲国”后,再建议订立这样一项公约,是十分“幼稚”的。难道这世界已订立的和平条约还不够多吗?现在需要的不是和平机制,而是和平精神和实现和平。只要封建的、军国主义的日本可以凭借其武力优势随意地破坏条约和承诺,其非法行径都将被纵容,对于日本,非得对它做严厉的处罚,方能使其遵守条约。[]

在班夫会议的正式会议之外,中、日会员继续就解决中日问题进行了会谈,因会谈是在小范围举行的,且是非公开的,因此无从得知其具体内容。很可能此次会谈是沿着胡适在会前与日本会员讨论的路线进行,亦可能涉及高木等人的“安全公约”方案。《大公报》的一篇报道称:“太平洋学会中人今日承认,中日代表曾在此间秘密谈话多次,企图草拟一解决中日争执之方式,各代表虽无一有权可代表政府作含有约束力之保证,但信苟能觅得一种基础,即使暂行同意,亦将可得南京与东京两处严重之考虑。据云,谈话结果,曾作成非正式之协定数节,经试行同意,但中国代表拒绝赞同发一总宣言,互相保障领土之完整,因此举无异保障满洲之现状也。”[]不过,这篇报道所依据的也只是一些传言,陈岱孙的记述则应更为可靠:“中国会员因为正是议序上不加入中日问题,想借这个机会,与日本会员会外集谈,交换意见,看一看日本智识阶级所抱的态度,并且探讨一个或可容纳的方案。事先中国会员对于谈话结果,即不抱乐观,不过既然有此机会,亦不妨一试。可是第一次谈话以后,便完全失望了。日本会员中不无少数青年明达之士,对于政府措施不十分赞同,但在种种环境之下,不能有所表示。至大多会员,皆以‘已成了事实’,不必讨论为前提。从中国会员立场,在此前提之下,当然一切问题皆可不必谈。于是中日问题,在会序外之谈论,亦告失败。”[]

自京都会议以来,中国会员在与日本会员接触过程中,对于其面对军国主义的困境及其软弱,已逐渐看清楚,甚至中国舆论界对此问题也有所认识。日本太平洋问题调查会负责人新渡户稻造并非中国会员眼中的“新派”日本人,然而他的经历却在日本会员中颇具代表性。九一八事变后,由于他一向的亲美态度及偶尔表露出的对日本黩武政策的批评,他受到国内军国主义者的压力。《大公报》有一篇评论批评新渡户稻造对日本“和平”政策的矫饰,同时亦提及新渡户等人的困境。“九一八以后,日本军阀,迷信武力,不□对世界挑战,本来是无理可讲;然而日本外交官和负有宣传使命的学者们,因为国家关系,不能不强辞夺理地论出许多理由,掩饰其军阀手造的国际罪恶。他们明知是惑世欺人,却是不能不,不敢不,这样说,其精神的苦闷,也就可想而知了!”“新渡户在九一八事变刚起的时候,曾在某处讲演,指责军部不合,引起过军人责难;后来便被政府派到美国,专任游说,为日本侵略主义充当辩护,又受过美国人不少的讽刺。这番出席太平洋会议,所负使命还是一样的,当然要把同套的诡辩再演一番,所以他无论如何说日本是和平主义者,也不能改变世界的观感,因为‘事实最雄辩’。日本军阀在中国的举动,给予世界人类的印象,实在太深,不从事实变更行动,纠正错误,任何诡辩,终于无效!”[]新渡户稻造在1930年代初的处境颇能代表日本那些曾以自由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自居的太平洋问题调查会会员和学者的困境;而为其个人困境又增加了几分悲剧色彩的是,班夫会议结束后,新渡户突然病逝于加拿大。新渡户稻造是日本分会的精神领袖,他的死对于困境中的日本分会来说,无异雪上加霜,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日本分会会长一职空缺。

回过头来再看班夫会议,中国舆论界从一开始就对此次会议避免讨论中日政治关系持批评意见。有人甚至因此认为,本届会议奄奄无生气,成绩恐怕尚不及前两次。[]而中国代表亦对这种刻意回避的做法不以为然。陈岱孙原本对这种讨论所能取得的收效持非常现实和不乐观的估计,他认为,东北的情形,已成事实,以日本的悍然态度,一席空谈不能发生任何影响。但他仍认为不应回避讨论中日关系,并借用一个会员所讲的故事,以去吃大餐却只吃了点配菜来比喻此次会议讨论之缺失。

由于班夫会议回避中日问题,所以一些中国、日本代表在会外专门举行了会谈,讨论此问题。事实上,自1929年以来,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历届会议中,中、日两国分会屡屡在会内外进行接洽,力图交换对中日问题的看法,并寻求解决争端之可能路径,但种种尝试,均未有收获。到班夫会议时,两国会员的会外商谈再告失败。此后,连这种相互接触,开诚布公讨论的机会亦没有了。


6.加拿大华侨问题

由于本届会议在加拿大举行,因此当地华侨对会议十分关注。十年前,加拿大政府颁布了《1923年华人移民法案》(The Chinese Immigration Act,1923)对华侨予以种种限制与苛待。班夫会议以前,加拿大华侨各商会、会馆代表致电或直接面晤中国代表,要求将移民待遇问题列入会议议题;当地华侨报纸也不时发表社论,关注此问题。但让一些华侨失望的是,此问题并未列入会议议程。不过,一些中国代表和加拿大代表举行了数次非正式的会谈。加拿大代表表示,此法令一时不易废除,但将在可能范围内努力向政府宣传。但这一结果远未让一些华侨满意。尽管太平洋国际学会是非政府及学术性组织,无法影响政府决策,而且不以寻求政治影响力为目的。但仍有人就此问题对中国代表提出了指责。[]

如何评价班夫会议的成绩?陈岱孙提出,由于太平洋会议的性质和讨论方法,会员的发言只代表其个人意见,会议亦不做任何决议,所以无通常国际会议所谓成功与失望。虽然会员高谈阔论,但在实践政治家看来,无关宏旨。“所以会议本身是没有所谓的成败,有之不过是到会个人对于会之满意或失望而已。若是赴会者对本会的性质,已有确实的了解,对于会议并没有任何奢望,到会后看看一二旧人,结识一些新人,甚至于参加一部分的讨论,同其他会员交换一点意见,未尝不可得到一点意外的收获。反之,如果具着十二分热诚,希望在会议里创出种种事业,或者乍逢盛会急于自见者,其结果只有失望而已。所以本届会议之失败与否问题,还是各会员自身态度的问题。”[]


第四节 1936年约塞米蒂会议

1936年8月15至29日,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六届会议在美国加州约塞米蒂(Yosemite)国家公园举行。这届会议与以往相比一个显著变化是与上届会议的间隔时由两年改为了三年,这是班夫会议做出的决定,主要原因在于1930年至1933年间,学会受经济大萧条的影响,财政出现了危机;另一方面,会议间隔延长也有利于学会及各国分会更充分地进行准备。由这届会议起,学会的大会均为每三年召集一次。第二项变化是此次会议首度有苏联、法国两国的正式代表出席。因此,此次会议共有中国、日本、美国、苏联、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新西兰、菲律宾11个国家的128名代表,以及3名国际联盟的观察员参加。就太平洋国际学会与苏联的关系而言,鉴于苏联在太平洋区域的重要地位,自1920年代末起,学会内部一直有邀请苏联代表参加会议的呼声,中国会员及中国报刊舆论也曾多次表达类似的意见。事实上,学会的一些负责人,特别是爱德华·C.卡特一直在积极地与苏联方面进行联络。约塞米蒂会议前夕,苏联分会终于成立,并派出两名代表出席会议。但此次会议后不久,学会的某些举措惹恼了苏联方面,因此约塞米蒂会议也成为苏联代表唯一出席的一次会议。

在班夫会议后的三年间,远东太平洋区域国际形势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就本区域的国际关系而言,最引人注目的仍是中日关系。虽然在1933年初《塘沽协定》签订后,中日关系曾暂时出现过缓和迹象,但日本武力侵华的脚步并未停止,在华北制造出一系列事端,华北岌岌可危。除中日冲突外,在太平洋区域,日本又因其进一步实行海军军备竞赛、推进南进政策、贸易扩张,以及一贯的反共政策而与英、美、苏等国的关系进一步紧张。约塞米蒂会议在制订主题时仍沿袭了前几届会议的路数,避免直接将国际政治争端问题设为主题。在确定会议议题时,日本分会的立场仍同以往一样,主张避免讨论国际政治问题。会议前夕,日本分会会长石井菊次郎致函总会,建议不讨论国际近事,只研究其根本原因,特别是在“太平洋政治力量均势的变化及和平调整的可能性”圆桌会议上,更须遵循这种原则。他的理由是,若讨论政治近事,或加以批判,则日本代表将无法得到其国人的赞助。[]太平洋国际学会一向将社会、经济问题视为国际政治争端的根源,此次会议的总主题定为“太平洋各国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之目的及结果”,主要考察经济大萧条后各国经济建设、经济政策、人民生活水平等问题。此次圆桌会议的设置方法也与以往大不相同,大会共有五个圆桌会议,其中的四个以太平洋沿岸各主要国家为主题,五个圆桌会议的主题分别为:美国经济复兴政策及其国际影响、日本在世界市场的发展、苏联之经济发展与国民生活、中国之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太平洋势力均衡的变化及和平调整的可能性。

此次会议,在相关国家引起了关注,不少代表团都以本国前政要率领,如美国代表团以第一次大战期间威尔逊总统任内的陆军部长牛顿·D.贝克为首,英国代表团由前海军大臣、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副所长亚历山大(A.V.Alexander)为团长,日本代表团由前外长芳泽谦吉率领,法国的首席代表为前总理萨劳(Albert Sarraut)。这为此次会议增添了一丝官方色彩。


一 中国代表及提交的论文

出席此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共16人,胡适依然担任代表团团长。

中国代表包括:

胡适(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

张忠绂(北京大学政治系外交史教授)

张彭春(南开大学哲学教授)

陈荣捷(前岭南大学教务长,夏威夷大学中国哲学交换教授)

冀朝鼎(时在太平洋国际学会国际秘书处工作)

许仕廉(燕京大学社会学教授)

顾子仁(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副总干事)

李干(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成员)

骆传华(华洋义赈会执行委员)

马如荣(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教授)

孟治(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副社长)

沈昆三(颐中烟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施博群(四行储蓄会经理)

吴半农(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Y.S.Leong(华盛顿,统计学家)

朱友渔(圣约翰大学社会学教授)

由于此次会议以经济与社会问题为主题,因此中国代表主要由这两个领域的专家构成。担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及中国分会研究主任的何廉似在中国代表团原定名单之列,[]但在当年8月,何廉被任命为行政院政务处处长,因而未出席会议。

此外,中国代表中有数人为在美中国学者或者华侨,这主要是出于节省路费的考虑。事实上,为筹措出席会议的经费,会前胡适仍不得不同上届会议一样,向翁文灏(时任行政院秘书长)求援,翁文灏回复说:“日前所谈为太平洋国际学会筹款事,昨日面见介公,已为代陈。彼曰:‘可以。’意已许可,但似尚欠切实,尚须再说一次,当能望成。数目亦或尚有斟酌。然彼对兄意极好,如大驾来京,能面见一谈,则更可靠。”[]中国分会筹措出席会议的费用,首次向最高当局寻求赞助。财政部提供了法币1万元以作为中国代表旅费的补助费。[]但此金额仍是不够的。值得一提的另一点是,中共秘密党员陈翰笙和冀朝鼎此时恰在美国,均在太平洋国际学会总部工作,陈翰笙担任《太平洋事务》的编辑,冀朝鼎在国际秘书处工作,二人也出席了此次会议。

中国代表向大会提交的论文及资料论文包括:

林维英:《中国之新货币制度》

何廉:《中国农村经济建设》

方显廷:《中国的经济统制》

张纯明:《适合中国农村之心政制度刍议》

丁佶:《中国棉纺织业之新发展》

马如荣和张忠绂:《〈塘沽协定〉以来的中日关系》

刘大钧:《上海工业化研究》

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

出发赴会前夕,胡适在接受《大公报》采访时表示,中国代表团在人员和论文准备方面均甚充实。[]


二 约塞米蒂会议上有关中国问题的讨论


1.对于1931年以来中国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之评价

有关中国问题的圆桌会议的主题是“中国之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有关这一议题,提交会议的论文除前述中国代表的相关著述外,还有一篇重要论文是曾在南京担任中央政治学校国际法教授的英国学者乔治·E.泰勒(George E.Taylor)的《中国的建设运动》。[]

上文所说之“建设”,英文原作“reconstruction”,意为重建,但中国代表胡适等人按照中国的习惯说法,译作“建设”。按照胡适的解释,此“建设”有三层涵义:建立民族共同体;增进人民的福利;改造文化生活以适应新世界。[]自1931年起,国民政府为抗战做准备,在工业、国防、交通、财政、经济等领域加紧建设。约塞米蒂会议有关中国的圆桌会议,即将重心放在对这些建设事业进行考察上,尤其关注各项建设方案所订立的目标,以及对各建设计划之实施结果进行评价。虽然学会此前两届会议(1931的上海会议和1933年的班夫会议)曾分别将“中国之经济发展”、“中国之建设方案”列入议题,但到了1936年,随着各项建设计划已付诸施行,客观上更有利于对此问题进行更为清晰的观察与分析。

不过此次会议并未试图对各领域的建设项目做一全面的考察。圆桌会议探讨了1933年以来中国交通建设特别是铁路建设的进展;亦讨论了中国的外债问题;而会上最引人注意的一个焦点则是中国的乡村复兴。这种情形正与1930年代中外知识界对于农村问题的关注相呼应。鉴于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因此,会议认为农业建设是国家建设的最重要的方面。会议考察了生产力提高、土地使用权、信贷、赋税等问题。

如何评价五年来国民政府各项建设的成绩?中国代表更多地持正面、积极的意见。此次会议的报告书甚至称,中国代表的看法“惊人地一致”,对五年来的建设成绩给予了很高评价。[]以胡适为例,三年前的班夫会议上,他对国民政府实行经济计划、干预经济抱持谨慎、警惕的态度;而到本届会议,包括胡适在内,中国代表的看法已完全一变,成为政府的各项建设举措的支持者。[]对于中国建设计划施行的结果及其前景,外国代表的估计则不那么乐观。英国学者泰勒认为,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正处于巨变之中,其前途如何现在仍难以预测,但国际关系必将因之而愈趋复杂,其前途亦将受国际时局的影响。中国政治上的统一,中央权力机关与象征,如国防军、国家银行、税收机关及各大城市之飞机场等,都是发展的表征。中国的发展至不平衡,不像苏联那样有预定的目标和一贯的计划,其步骤因势而迁。中国虽在政治方面取得长足进步,但经济建设并无平衡之发展,政府机关之二元主义,实足阻碍此进步。[]对于外国代表的负面评价,中国代表提出反驳,有中国代表认为,这种评价过于简单化;进而提出将纸面计划与实施的实际情况进行对比是纯西方的评价模式,他不赞成使用这种模式来考察中国建设问题。也有中国代表提出,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刚实施了五六年,且是在内忧外患之中进行的,即使目前成绩尚不令人满意,但此问题应以历史的眼光来考量。[]


2.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考察

约塞米蒂会议首次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问题列为议题。1930~1934年,蒋介石通过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五次“围剿”,终于获得军事上的胜利。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华北事变后,中共对外发表《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引起了约塞米蒂会议的关注,会议主要是在“中国经济与社会建设”总题目之下试图对1928~1934年中共根据地各项经济、社会政策,及实行结果做一个考察。关于这一议题,提交会议的唯一一篇论著是日本学者大塚令三所著《中国的赤色势力》,该文记述了中共自成立以来的历史,并列举了中共在农业、工商业、劳工、内政、外交各方面的政策。[]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有关中共根据地经济、政治发展情况,外界仍缺乏详细、准确的资料,此次会议同样面临此种问题。不过,在评价中共的建设成绩,特别是将中共的农民政策与南京政府进行比较时,有西方代表给予了比较正面的评价。[]会议讨论到中共最近的对外政策以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前景,这又涉及日本的对华政策,一位美国代表和几位中国代表都提出,日本以亚洲的反共堡垒自居,其在反共旗号下所实行的政策恰恰助长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增加了中共与国民政府达成合作的机会。[]


3.日本分会的新动向及会议对中日关系的讨论

同前几届会议的情形一样,虽然中日关系问题未列入会议的议题,但在实际讨论过程中,都无法绕开这一问题。此次会议讨论到中国建设事业所遇到的阻碍问题、外债问题、中国建设之国际影响问题,以及上文提到的中共问题时,亦是如此。中日两国代表团长胡适与芳泽谦吉之间发生了激烈的论辩。

在此有必要回顾一下此时期日本分会的某些动向。1930年代中期,日本政局动荡,特别是1936年年初的二二六兵变,使日本进一步军国主义化。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分会亦发生了很大变动。1935年12月,日本太平洋问题调查会宣告与日本国际协会(Nihon Kokusai Kyokai,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Japan)合并。日本分会作为该协会下的一个特别委员会运作,仍保留了旧名,并维持与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关系。日本分会会长一职自新渡户稻造去世后一直空缺,合并后,石井菊次郎子爵担任会长。分会的干事也易人。[]

在此期间,日本当局对于太平洋学会这样一个国际组织的疑虑、敌视与排斥日益增加。1934年,太平洋国际学会研究干事霍兰德为更好地关注亚洲问题,提高学会在亚洲的知名度,决定将办事处搬到日本东京。抵达日本之初,日本分会曾给予他大力协助。然而到1935年5月,霍兰德突然接到日本分会的通知,要他关闭办事处并离开日本。他意识到日本分会受到来自外务省、军部或警方的压力。[]这件事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日本分会的处境。

如前所述,约塞米蒂会议召开时,日本因其在太平洋区域的政治、经济、军事扩张政策而与中、英、美、苏等国的关系进一步紧张。日本分会主张避免将国际近事列入会议议题,他们举出的理由是,若讨论政治近事,或加以批判,则日本代表将无法得到其国人的赞助。会议虽然以经济问题为主题,但在实际讨论中,国际政治关系仍无法避开,成为最受人关注的问题,且“无意中造成一种形势,即一切问题以日本为主要因素”。[]当然,这些问题中最引人注意的仍是中日关系问题。

华北事变的发生,使中国人对日本对华政策有了更为清晰的看法,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日本不会停止侵华的脚步。蒋介石对日态度亦由妥协逐渐走向强硬,国民政府积极进行各项备战工作。而胡适此时仍未放弃寻求和平之可能,并对日本的有识之士抱有期望。同上次会议一样,胡适率中国代表团在赴北美参加约塞米蒂会议途中对日本分会做了短暂的访问。此次访日,他试图与日本会员交换意见。但他很快就发现,与三年前相比,日本方面的形势已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中国代表一路上受到日本警视厅派来的便衣的“保护”。而让胡适深感失望的是,日本分会的干事牛场友彦告诉他,本年日本分会内部发生了重大变化,昔日的所谓“新人物”如高木八尺、横田喜三郎、松方义三郎、浦松佐美太郎、松本重治等都已不在会中任职,也未被派为约塞米蒂会议的代表。松方义三郎则对他说,此次日本代表中只有上田贞次郎一人是自由主义者,能自守其说,其余皆不高明。事实上,此次日本代表团由前外相芳泽谦吉率领,其他代表则包括:坂西利八郎、高柳贤三、鹤见祐辅、那须皓、上田贞次郎等。在其日记中,胡适感慨道:“此次高木横田诸人皆不能去,去者多系老朽,殊令人失望。”[]胡适此行未见到日本分会会长,后者也未出席一些日本会员招待中国代表的宴会,宴会上,主人未做演说,因而客人亦未发表讲演。随后,中国代表启程离开日本。

在约塞米蒂会议上,讨论到中国建设事业与外国的关系问题时,中国代表普遍指责日本阻碍中国的建设与统一。有中国代表发言表示,中国由美国获得人员的训练,由国际联盟获得技术专家的指导,由英国获得货币援助,而从日本得到的则是种种阻碍。[]也有中国代表提出,中国建设欢迎各国援助,但不愿日本干涉。对此,日本代表辩称,中国惟一的希望在于团结与建设,而日本之惟一愿望是与中国合作。中国代表则反驳说,日本向中国人民大事宣传“合作”,但中国人民实在无法了解其合作之真意。[]7月24日的圆桌会议上,胡适发言批评日本对华政策时指出:“中国任何政府,凡力足以统一国家而增强国家之地位者,皆非日本所能容忍,此在日本,殆已成为定策。以故中国所由处境艰难者,彼日本实尸其咎,中国民族,兹已抱定决心,誓必奋斗到底,以维护本国之生存也。至就东三省而言,日本以武力占领该地之后,对于中国,即已酿成一种战争状态,不但中国经济复兴运动,为所阻扰,即他国与中国合作事业,亦因而无法进行,此其用意,益欲阻止中国民族之复兴也。”他还宣称,中国已认定,世界各种和平组织均已摧毁无遗,中国今后必须自力更生。对于广田三原则,他指出,日本的最终目标,显然是要在政治上完全控制中国,但中国决心继续奋斗,以求独立。胡适言毕,日本代表芳泽谦吉立即表示反对,并称要在次日加以反驳。[]

25日,应芳泽的要求,举行全体大会。芳泽氏针对胡适的发言进行辩驳,声称,吾人事后反思,深知日本对华行动,不无失当之处。但中国如欲建设,惟有与各国合作,促进中日邦交即系初步。中日两国近在咫尺,同文同种,日本对中国之复兴甚为关切。胡适所指责日本阻碍中国统一与复兴,其谬误殊甚。中国统一与复兴之迟滞,是内乱等国内问题造成的,并非由于日本的阻碍。华盛顿会议《九国公约》的签订,原是日本发起的。但此后中国屡次提高关税,阻碍日本对华贸易;违反对日条约义务,不顾1905年的议定书,而在东北建造南满铁路并行线;侵犯在华日人之生命财产权利,最终造成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日本过去之行为固有不当,但中国亦有不是。两国如欲恢复正常关系,中国应改变态度,与日本合作。[]

在中日关系问题上,与会西方代表的一般意见是:虽然一些西方代表对于日本的“委屈”表示谅解,但不少西方代表亦对日本所采取的政策提出质疑。一些代表指出,日本一面声称希望维持中国统一和稳定,一面在华扶植地方势力,与南京政府抗衡,实行分而治之,这是自相矛盾。加拿大首席代表罗威尔(Newton W.Rowell)即质疑道,日本代表一方面认同中国有建立强有力政府之必要,另一方面,正如广田三原则所显示,日本反对共产主义运动,而蒋介石看来是目前唯一能够维持政权稳定和实行反共的人选,日本为何反对南京政府?日本代表虽试图加以解释,但仍无法消除这种质疑。[]

约塞米蒂会议期间,中日两国代表团在会下也有所接洽,但与从前不同,此次双方不过是闲谈而已。[]


三 会后的反响

如同往届会议一样,太平洋国际学会约塞米蒂会议在中国引起了各大报刊的关注,尤其是胡适与芳泽之间的辩论,更引人注目,报刊舆论界普遍赞同胡适有关日本对华政策的看法,批驳芳泽的辩解。《东方杂志》的一篇文章指出,胡适所言阻挠中国统一是日本的定策,是“极切实之语”,芳泽所胪列中国侵害日本权利的“事实”是强词夺理、文过饰非,并对其所举事例逐一予以批驳,进而指出,日本若真想促进两国邦交,须先纠正其对华政策。[]《外交评论》的一篇文章表示:“因此吾人对于胡适所述日本阻止中国民族复兴;不容中国统一;意图控制中国;中国决定奋斗以求独立等各点,语语中的,并无过言。”进而提出,对付日本问题,仅有两途:其一是盼望日本能切实明白其过去政策之错误,渐次改变其对华方针;但照现时事实而言,日本必将继续阻挡中国之复兴,加紧对华侵略,因此,中国惟有抱定自卫决心,走上自卫之路。[]

多年后,张忠绂在回忆出席约塞米蒂会议的情形时,指出一个问题:此次会议,中国分会的筹备工作颇不完善,直到抵达美国的前一天,才向代表分配各自负责的题目,致使他们只得临时抱佛脚,匆匆草就会议发言稿。在此问题上,他对执行干事刘驭万颇有指责之意。至于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张忠绂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能力差,做事因循敷衍,他又指出,后来他所参加的各项官方国际会议,如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旧金山会议,其情形更为糟糕,组织办事精神尚不及太平洋学会会议,而浪费与腐化程度的则决非私人或半官方的团体所可比拟。[]造成准备工作欠缺也有人事方面的因素。张忠绂提到,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来历次中国代表团团长,都是国内的人望,然而他们都是忙人,对各项工作无暇顾及。代表团团员人选都是临时凑成,最多也不过在两三个月前方得到通知,使得一切工作十有八九成为急就章。[]

由此又涉及另一个问题,如前所述,学会官方报告书中提到,中国代表在评价国民政府建设的成绩时,意见“惊人地一致”。那么,中国代表是否因接收了国民政府的赞助而秉承了官方的意见?张忠绂的回忆恰给出了答案。他比较了1936年会议中苏两国代表的组织情形,认为两国代表正相反。“苏联只派了两个代表,一切的立场与政策声明都是先在莫斯科预备好的。到会的代表只根据准备好的文件宣读,连辩论时也只根据那些已定的原则。”“中国代表团是自由的、散漫的。政府在事前并无指示……代表团本身也没有肯定的政策与原则,各代表可以人自为政,仅就其所知与常识发言。好处是绝对自由,坏处是无一定的目的或宗旨。有之,则只是共同的反日爱国情绪。”[]由此可见,约塞米蒂会议时,国民政府虽然应中国分会之请,为中国代表的旅费给予了一定补助,但此时并未插手中国代表的活动。

霍兰德在回顾约塞米蒂会议时提到,“在很多人看来,约塞米蒂会议是太平洋国际学会所举行的最后一次常规会议。此后,先是由于中日战争,然后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会议具有了迥异于以往的面貌,而且再未回到其原先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