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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平洋国交讨论会时期(1925~1930)
  • 作者:张静
  • 来源: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研究(1925~1945)
  • 时间:2013-06-01
  • 关键词:中国;太平洋地区各国;国交讨论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相继召开,美国、英国、法国、日本诸列强根据自身力量对比重新调整国际关系,建立新的国际关系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为避免世界大战再度发生,国际联盟(the League of Nations)成立。而在政府间国际组织之外,一批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亦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在欧战结束之初,对于如何处理国际关系问题,具有和平主义、理想主义特征伍德罗·威尔逊(Woodraw Wilson)的《十四点和平原则》曾盛行一时,甚至国际联盟也体现出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新成立国际非政府组织的鼓吹者对于国际事务的看法,亦多带有一定和平主义思想和理想主义特征,他们反思战争的破坏性,冀望通过加强各国民间交流,以避免另一次世界大战之再次发生。

此时期,在太平洋交通枢纽夏威夷,出现了数个关注太平洋问题、以“太平洋”冠名的国际组织。其中,成立最早的一个组织是泛太平洋联合会(Pan-Pacific Union),该组织于大战结束前的1917年宣告建立,不过直到1920年初,它才因举办一系列国际会议(包括泛太平洋科学会议、泛太平洋教育会议等)而开始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该组织注意吸收各相关国家政府官员为会员,因而具有一定的半官方色彩。1925年,同样在夏威夷成立的另一个国际组织——太平洋国际学会,则是一战后亚洲太平洋区域存在时间较长、影响也较大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之一。该学会虽于1936年将总部搬到美国本土大西洋西岸的纽约,但其关注重心并没有发生变化,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宣告结束之前,它一直是太平洋区域一个十分活跃的国际组织。它所主持或资助的大量有关亚洲太平洋问题的研究,使其成为同时期此领域最具声望的学术团体之一,每两年或三年举行一次的国际会议更引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相关国家的政府、社会团体、民间人士,以及国际联盟等其他国际组织的关注。

太平洋国际学会在美国、中国、日本、英国等国所建立的分支的发起人及早期的会员,其中很多人都曾目睹一战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建立,曾出席或者近距离观察巴黎和会或华盛顿会议,或曾参与国际联盟及其他政府、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创建。

然而,这一国际组织最初只不过源起于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一次集会计划,数年后,当会议结束之际,各国与会者才决定建立一个永久性组织。若单从这点来看,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诞生似乎又具有一定的偶然因素。


第一节 缘起


一 从“泛太平洋基督教青年会会议”到“太平洋国交讨论会”

太平洋国际学会(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在中国一度(1925年9月至1931年年初)被叫做“太平洋国交讨论会”,其缘起与基督教青年会有直接关系,而它的第一次会议的酝酿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1919年,檀香山基督教青年会提议在檀香山举行太平洋沿岸数国基督教青年会会议,以讨论青年会内部工作事务。1921年,在日内瓦召集的基督教青年会的一次会议上,提议得到基督教青年会领导人穆德(John R.Mott)的支持。随后,檀香山青年会的负责人威廉·霍尔(William Hall)邀请檀香山实业家及慈善家阿瑟顿(Frank C.Atherton)等组成委员会,对开会计划做初步的探讨。经讨论,他们将会议计划发展为召集一次泛太平洋基督教青年会会议(Pan-Pacific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Conference),目的是在基督教中找到普遍适用的、可以构成太平洋区域各国国民间相互理解之基础的元素。1922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the World’s Christian Student Federation)大会上,檀香山青年会的代表与中国等东方国家的基督教青年会领袖就召集会议的计划进行了讨论,获得了后者的赞同与支持。1923年5月,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另一次会议上,此计划获得了通过,并决定会议于1925年在檀香山举行。然而不久后,会议的视野有所扩大,开始脱离青年会事务的范围。1923年12月,檀香山基督教青年会致函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日本、朝鲜、新西兰、菲律宾、美国等地青年会,征询对于会议的意见,信中提出,“会议的目的在于从基督教的视角出发,思考太平洋区域人民的问题,并制定切实可行的、建设性的方案以利于问题之解决”。[]

随着一系列筹备会议的举行,筹备者渐感到会议的议题范围仍有扩大的必要:一方面,对太平洋人民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考察势必将越出宗教的范围;[]另一方面,一些来自美国本土的会议筹划者主张扩大会议的视野,淡化基督教色彩。[]在后者的推动下,1924年,檀香山的筹备组织确定,会议名称为“太平洋国民会议”(A Conference on Problems of the Pacific Peoples),目标定为“研究交往与冲突,培育理解与合作”(to consider contacts and conflicts and to foster understanding and co-operation),开会时间定在1925年7月1日至15日。[]他们所发表的一份声明表示,会议召开的现实背景是:“很少有人为各民族之间真正的相互理解而无私地努力,也没有人去将人们内心深处的理解引导为以相互同情与合作为目标的国家行为。一国的对外行为愈来愈为少数当权者所左右,而非由全体人民的意见决定。当此之际,我们应明辨事实、认真思考、正确行动。”[]声明提出,会议的精神应是开诚布公,会议的氛围应是质询、谦卑、好学,为未来寻求更为明智、合理的解决办法。会议的研究领域是“阐明及探讨国际关系、人种关系,以增进相互理解,并由此导向明智、正当的行为”。[]声明建议,由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日本、朝鲜、新西兰、菲律宾和美国的基督教青年会组织一个会议的召集机构——中央委员会。声明还规定,与会者资格是“不分宗教派别,应对本会精神及目标有深切之同情者”。[]会议议题大致包括:移民问题;国际关系、商业关系、工业关系;宗教问题、种族问题、文化接触问题。声明还对会议程序和组织方式等作了规定。当年9月在美国亚特兰大召开的一次会议通过了这一声明,随即将之散发。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到,历经5年的酝酿与初步筹划,会议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主题渐次拓展,宗教色彩也逐渐淡化。一个基于太平洋视野的会议的设想之所以产生,并在数年中发展为以太平洋民族关系为关注内容,这与太平洋区域的国际关系,以及美国的社会心理有直接关系。有学者把会议最终确立的永久组织看作美国人眼中的太平洋区域国际秩序——“威尔逊国际主义”(Wilsonian Internationalism)和“太平洋社区”(the Pacific Community)的产物。[]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亚洲太平洋区域,美国与日本的角力日益成为一个突出的现象。美国1924年颁布移民法,确立移民限额制度。该移民法对日本、中国移民设置了苛刻的限制,尤其是对前者,因而成为1920年代中期影响美日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依然靠乘蒸汽轮船跨越太平洋的年代,夏威夷是连接东西方的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当地各种族、族裔杂居的状况,使得它对移民法案更为敏感。夏威夷人一向以太平洋区域各族裔和平共处的典范自居,因此,当地基督教青年会,以及一些实业家、学者之所以发起此次会议,一个现实的原因也是为了处理1924年移民法颁布后土著居民与中、日侨民,特别是与日侨之间的关系。

会议的主倡者身上展现出和平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倾向,他们相信人类理性和道义的力量,乐观地认为同情与理解有助于民族间关系的改善,并最终消除战争的隐患。发起人之一——檀香山实业家及慈善家阿瑟顿(Frank C.Atherton)就认为,“如能把各国男女代表召集起来,围坐桌旁,在两个星期期间以开放的心态,提出事实、陈述现状,设法为将来寻求并拟订建设性的方案,即会取得相当的收获”。[]


二 余日章等对太平洋国民会议之筹备

大约在1922年,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北京开会时,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首次获悉会议的计划。[]此后,美国的筹备者曾与该会偶有联络。1924年,正在美国的余日章参加了在亚特兰大举行的筹备会议,其时,决定将计划中的会议更名为“太平洋国民会议”。[]1925年1月,余日章回到上海,即着手会议的筹备。[]


1.“太平洋问题”与“国民外交”——太平洋国民会议之社会心理背景

当余日章等将“太平洋国民会议”引介到中国时,它身上有两个特质正与中国的社会心理相呼应:其一,会议以“太平洋问题”为关注对象;其二,会议具有国民外交性质。


(1)“太平洋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尤其是华盛顿会议以来,“太平洋问题”日益为国人所关注。早在1903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即预言,世界将进入“太平洋时代”(Pacific Era),“世界竞争之舞台,由地中海趋于大西洋,更由大西洋趋于太平洋。太平洋时代,乃世界文化最高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又名“太平洋会议”的华盛顿会议召开。中国人开始认识到“太平洋问题”的严重性,而“太平洋问题”这一概念中所昭示出的欧战后列强在太平洋区域角逐竞争、瓜分资源与市场的内涵,更在中国人心中投射下一种危机感:“太平洋问题之核心,即太平洋问题之症结,第一为中国问题,第二为移民问题,第三为原料与市场问题。”[]中国问题不但是太平洋问题的一个焦点,也是最复杂、最难解决的问题。因此,自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出现了一批以“太平洋问题”为研究对象的著述,其目的在于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探讨中国如何应对列强对亚洲太平洋区域的争夺,挽救民族危亡。以太平洋问题为关注点的太平洋国民会议,正在这种形势下,被引介入中国,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中国也加入了这一讨论。


(2)“国民外交”

另一个因素源于中国的筹备者对会议性质的认识。1925年2月10日,《申报》上刊载了中国筹备会即将开会的消息。

本年七月一日至十五日,檀香山首都火奴鲁鲁,将有一纯粹之国民外交会议出现,名曰“联太平洋会议”……所讨论之问题,赅括一切沿太平洋各民族邦交上之种种,期待谅解与协作而免除国际之纠纷……此会议之宗旨,即以纯粹之国民外交,开诚研究,厘定普通原则以资遵守,并解决各种专门问题之症结,以祈和平。其重要殊不在华府会议之下。[]

从一开始,太平洋国民会议的中国筹备者即把会议贴上了“纯粹的国民外交”的标签。这种看法源于中国筹备者对会议的认识,也与中国当时社会心理背景有着密切关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面对民族危机和外交颓势,加之民主观念的勃兴,国民外交观念及国民外交运动都在中国风行一时。中国的国民外交运动,是对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的直接反应,又受一战后威尔逊“十四点原则”对于公开外交之鼓吹的影响。巴黎和会及华盛顿会议举行期间,中国国民外交团体和刊物纷纷涌现,国民外交运动十分活跃。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巴黎和会前后,张謇、熊希龄、林长民、王宠惠等创建的国民外交协会,该会主张撤废各国势力范围及不平等条约,敦促国际联盟之建立。再如华盛顿会议前后,《国民外交杂志》在北京创刊,亦以排斥旧式的官僚外交、提倡新式的国民外交为号召。自1919年后,“国民外交”逐渐发展成为国人普遍使用的观念。就其内涵而言,所谓“国民外交”,与我们今天常使用的“民间外交”有相近之处,而又有诸多不同。时人虽然常使用这一概念,但对于“国民外交”的含义,因每个人的侧重点不同,故其解释有所差异。

1921年8月,《东方杂志》发表的《国民外交》一文,指出国民外交运动的缘由:“比岁以来,吾国有差堪自慰之一事,即国民对于外交事情,已渐知注意是也。吾人处此不良政府之下,对于政治改革,几已绝望,不欲有所论列;至于外交则其关系实足以宰制吾民族前途之运命,故不得不起而抗争。”华盛顿会议召开在即,中国国民外交运动风起云涌,“全国舆论大都能持一定之方针,作政府之后盾,甚有因不信任政府之外交政策,而主张国民自选代表列席大会者。吾民对于重大之外交事项,注意若是,苟能加以训练,导以方针,则国民自决之外交,固不难实现也”。作者进而提倡“有实力之国民外交”:“第一,对于政府之外交政策,须积极监督,对于条约之缔结,国际谈判之进行,外交代表之派出,须使国民有容喙权。全国舆论,对于外交,须由一致之主张,留外学生,对于驻使行动,更须为严重之监视,由是则政府遇外交事项,始不敢颛顼将事矣。第二,吾民对外,须施有实力之宣传运动,不仅发数通空洞之电报而已。尤必集合国内公团,组织国民对外宣传机关,广刊西文杂志报章及小册子等,以宣达吾国之民意,解释友邦之误会。宣传运动,为弱小民族所用之利器,吾民苟能秉国际的正义,为恳切之呼吁,则必能见谅于明达之友邦也。”“最后有实力之国民外交,必须使大多数国民皆明外交真相而后可。此则有赖于国民外交教育之扩展矣。”[]

1925年《东方杂志》所刊载的另一篇文章提出,帝国主义外交造成一战的恶果,“于是各国的政治家思想家都觉悟到利己主义的外交,和阴险诡计的外交,决不可靠,另谋国际协调的方法,倡导光明正大的外交,欲把外交中心移至民众之手,换句话说,这是外交的民众化,或称民众外交”。“民众外交与旧时代外交最不同的地方:一是秘密的,一是公开的,一是侵略和独占为基础,一是以共存共荣和均匀分配为主旨,而其所用的方法亦自不同:一是以武力为后盾,一是以正义为前提。”[]

陈耀东提出,国民外交运动出现的原因在于,“晚近国人觉到我国在国际上受了不平等的待遇,所以时时努力民族解放运动,因此对于外交问题发生很浓厚的兴趣。原来民主国家,国民是国家的主体,内政与外交,应当同样重视,况且在这强权即公理的世界,强国有武力为外交的后盾,我国处在国际的压迫之下,自己既没有武力做外交的后盾,只好以组织有纪律的国民来做外交的后盾。所以国民外交在今日的中国,实在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但他所主张的国民外交,又非民间的交换意见与联络感情,而是所谓“刚性的国民外交”,“是说全部的国民,应当严密的组织起来,施以训练,积极的辅佐政府外抗强权,以求中华民国之独立于自由,遇事机急迫时,亦得单独的对外表示”。[]

1937年出版、由外交学会所编之《外交大辞典》,对于国民外交的解释为:

国民外交(National Diplomacy,Peoples’ Diplomacy),以国民舆论或权能,监督并督促外交当局,使外交方针与国民意志一致,是谓之国民外交。国民外交可谓历史上之一名词,其前身为宫廷外交,官僚外交,乃十九世纪末叶、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下之一产物,一般官僚尝以外交为政府之所有物,不许民众容喙;今则随民主思潮之进化,复鉴过去秘密外交之毒害,民众乃运用种种方法,以实现国民外交之企图。论者或以国民外交即由国民自己参加外交;其实不然,兹举现在国际间实行之国民外交手段如下:(一)舆论——依国民之良知良能,批评外交之当否;鼓吹国际之谅解与友好。(二)限制外交权——如关于国家之重大外交事件(宣战、媾和、缔约、领土主权之变更等),常依宪法或行政之限制,使之经过种种慎重手续,然以国民大势为依归而决定之。(三)设置常设外交委员会——以备政府之咨询,或审政府之案件。(四)公民投票——如一七九三年法国共和宪法第六十条;瑞士国一九二一年之新宪法第八九条均大致规定,举凡国家重大外交事件,均须人民以总投票之方法决定之。(五)国际上之限制——如《联盟规约》第十八条,凡一切条约必须向国联登记,然后经公布方能有效,是以积极防止秘密条约,而消极的促进国民外交之方法也。[]

综合而言,所谓“国民外交”,大致有如下涵义:近代以来,身为弱国的中国,面对列强的欺凌,在外交上处于劣势地位。随着一战后民主观念的勃兴,并受威尔逊“十四点原则”之影响,民众要求参与外交,以舆论等手段监督、敦促政府的外交政策,充当政府外交之后盾,努力挽回外交颓势。倡导废除不平等条约,争取国家权益,反对秘密缔约,并鼓吹民族和解,注重与他国国民交流意见,联络感情。而就中国的国民外交活动的实践而言,充当政府外交之后盾,争取国家权利,与他国国民交换意见是其最侧重的内容。

在此次会议中国筹备会成员中,以及后来(特别是早期)中国分会的会员中,有不少人曾受到国民外交观念的影响,或者亲自参与一战后的国民外交活动。例如,华盛顿会议召开之际,余日章曾被“国民外交后援会”推举为国民代表前往美国,监督本国政府代表,访问美国朝野要人,联络新闻界,以影响国际舆论。[]另一位“太平洋国民会议”中国筹备会执行委员、后来曾担任中国分会执行委员会司库的方椒伯亦是国民外交的鼓吹者,他认为,“不过国民外交,非国民全体筑室道谋之谓,其根原全在国民识者阶级,深觉自由及自身国民之于世界地位,不得不企谋生存或向上,以为民族之争存,及国家之荣光者”。[]在夏威夷参与会议筹备总会工作的李绍昌在巴黎和会召开时,曾在美国组织“侨美中国国民外交会”,1925年7月又在檀香山组织“檀山华侨国民外交协进会”。[]

需要说明的是,美国的筹备者关于所谓“太平洋国民会议”的设想之中,并不存在与中国的“国民外交”相对应的观念。不过在此时期,确切地讲是在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创立时期,其指导思想中的确含有与“国民外交”相接近的因素,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同样受到威尔逊主义的影响,因而对旧式的秘密外交提出质疑。如前所引,檀香山筹备机构1924年的声明就表达了对少数当权者控制外交政策的不满。太平洋国际学会后来将自身视作一战后出现的新型国际关系体系的一部分,与这种新型国际关系体系相对的正是传统的建立在尚武基础上的秘密外交。[]另一方面,他们也或多或少地希望,由这种民间国际交往所取得的共识能够形成舆论,并最终对政府政策产生影响。阿瑟顿曾说到他对于此次会议的理解:“通常,普通公民能够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坦诚地与他人讨论国是,政府官员则不能。”“另一方面,一切国家的公民个人或团体都能坦诚、无畏地发表意见,这些建议、请求成为舆论而散布开来,于是就有可能被提交政府官员讨论并获得实施。当涉及国家大事时,非政府团体通常以此特权来为他们的行动做铺垫。”[]在太平洋国民会议中,普通国民以个人身份,公开、坦诚地与他国国民探讨太平洋国际关系,联络情感,同时希望将所取得的知识与共识反馈于本国政府,寻求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这些特征都与国民外交的观念相契合。

0此外,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政府尤其是日本外务省非常注重利用文化的、非官方的场合来改进外交形象,发展外交关系。其对太平洋国民会议以及后来的太平洋国际学会也采取了此种政策。[]在中国,有人观察到日本方面刻意进行民间联络,并做出于中国不利之宣传,于是主张中国同样运用民间手段以为应对。[]这也是促使中国筹备者将太平洋国民会议作为国民外交的机会在中国推介的一个现实因素。


2.中国筹备会的工作

最初的筹备工作主要在基督教青年会内部进行。据1925年2曰10日《申报》的一则消息,“青年会全国协会刘湛恩博士,并已通函全国各青年会,注意此事,从速组织研究团体,研究‘公民与国际问题’,汇录研究之结果,以当我国国民对于国际之意见。”[]但不久筹备方式即发生转变,2月24日,余日章等人召集江苏省教育会、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上海总商会、上海妇女会、上海妇女节制会、上海新闻记者联欢会等上海各重要团体,假上海总商会召开联太平洋会议筹备会,会议余日章为主席。他介绍“联太平洋会议”的动机是“邀请沿太平洋各国国民代表,讨论关于各国国民自身应解决之各项重要问题。该会与各国政府既无关,亦非法定会议,其性质可谓为沿太平洋各国国民外交会议。俟各国国民代表各就本国民意所需要,提案议决后,即由各国与会代表竭力宣传,造成一致舆论,以促各国政府之采用”。他认为,“吾国沿太平洋之一国,自应物色相当人才、代表与会”。[]会议推定首批筹备委员三十余人,并举余日章、赵晋卿、黄炎培、方椒伯、许建屏、俞庆棠、朱经农等七人为执行委员,执行一切筹备事宜。其中:余日章为主任,赵晋卿、黄炎培为副主任,方椒伯为司库,许建屏为书记。[]

会议的名称亦发生了变化。在2月底或3月初举行的筹备会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仍带有从前基督教青年会会议遗留的“联太平洋会议”被改为“太平洋国民会议”,这个新名称更能体现会议的国民外交特征。[]

从3月至6月,太平洋国民会议中国筹备会奔走接洽,函电鼓吹,进行组织、宣传、议案、代表、资金诸方面的准备。以下分述之:


(1)筹备组织之建立

太平洋国民会议中国筹备会第一次会议,曾公推筹备委员30人,3月初,又增选蒋梦麟、徐季龙、任鸿隽、颜福庆、王正黼等12人为筹备委员。[]然而真正执行筹备事宜的是7名执行委员。

筹备会先后聘请提案研究委员(也作专门委员)七十余人组成提案研究委员会,研究提案、征集材料、撰写论文。

总体而言,作为一个会议筹备机构,太平洋国民会议筹备会不过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借用上海总商会作为筹备会议召集地,很长一段没有办公地点,办事人员没有薪金。[]执行委员的筹备活动也主要是经由私人网络,或者通过其他社会团体的襄助。


(2)扩大宣传

自成立后,太平洋国民会议中国筹备会所采取的宣传、联络手段主要是利用《申报》“本埠新闻”栏发布消息,以及为征聘委员、代表,筹募资金事而与个人或团体进行的接洽。4月初,刘湛恩“以自筹备以来,各方影响者尚属不多”,赴山东、天津、北京、河北、山西等处“游行演说,与各处有力绅商接洽,从事提倡”。[]

为了扩大宣传,筹备会委托欧阳心农编写宣传小册,5月底印竣,“决照前议,分寄全国各埠商会,及中等以上学校,以资宣传,俾得明了大会意旨”。[]两天后,据报告,已散发出5千余本。[]

这本名为《国民外交》的小册子以一幅太平洋地图作为封面图案。图中,由太平洋周边8个国家及地区引出8条射线,它们汇集于图案中心代表夏威夷的一点,夏威夷之侧则是“国民外交”的题名。[]此封面明确传达了中国筹备者对于会议特征的理解:“太平洋问题”与“国民外交”。[]位于第一页的副题则体现了它的内容:“太平洋国民会议中国筹备处通告书”。

书中首先登载了由余日章、黄炎培、朱经农、俞庆棠等起草,并于3月18日发表在《申报》的《太平洋国民外交会议筹备委员会宣言》。[]宣言介绍了太平洋国民会议的发端:“欧战终了,世界各国人民,知武力政策之足以危害民生,颠覆邦国也,于是憬然觉悟,思以人民自团结力,联合寰球各国国民中之领袖,组织一大团体,共同讨论,交换意见,以表示互相维护之诚意”,“其宗旨以纯粹之国民外交,研究一切国际种族之种种问题,而求达真正世界和平之目的。诚今日民气兴奋,空前绝后之一大盛举也”。继而讲述了他们决定加入会议之考虑:“我国以积弱之余,对于列强之交涉,无不受人劫迫、事事退让、示弱于人,今日幸得与斯会,自当集合全国领袖,共同讨论将来列席时所应注意之各种提案,积极筹备,以冀将领事裁判权、移民、关税、私运违禁品等重大问题,得于斯会议中收圆满之结果,影响所及,其重要殆不在华府会议之下,实我国存亡之莫大关键。”[]其次,小册子又介绍了会议的缘起、性质、组织、代表以及中国方面的筹备情况。小册子强调会议的性质“为国民的而非政府的”;“为研究的而非立法的”;“为公开讨论的而非秘密专断的”。[]会议的结果“虽无施行之表面威权,但由各国代表各自携回本国,以舆论鼓吹之,督促其各国政府之采择与改革,则民意苟有力,实收效果,亦未尝无把握”。[]


(3)提案之征集

中国筹备会确定提交会议的议题有8项:关税税则、移民问题、私运违禁品、治外法权、教育方针、人种平等、劳工问题、宗教问题。相关提案和论文的收集采取征求团体、个人征求、广告征求三种方式。[]

根据这8个议题,筹备委员会前后共推选出提案委员70余人,并组织了提案专门委员会。委员会的构成是:“关税税则”股,包括施伯安、欧阳心农、徐庆云、沈九成等,以黄炎培为召集人;“治外法权”股,包括谢永森、陈霆锐、唐绍仪、张履鳌等,许建屏任召集人;“移民问题”股,包括朱成章、朱少屏、陶孟和、陈达等,俞庆棠任召集人;“违禁品私运”股,包括锺可讬、冯少山、徐季龙等,王立明任召集人;“教育方针”股,包括范源濂、朱经农、晏阳初、张伯苓、陶行知等,黄炎培任召集人;“人种平等”股,包括张君劢、陈衡哲、方椒伯、张东荪等,陈立廷任召集人;“劳工问题”股,程婉珍、宋美林、邵力子、丁汝霖等,朱懋澄任召集人;“宗教问题”股,包括诚静宜、聂云台、贾季英等,余日章任召集人。[]

3月,筹备会决定“请各日报、及东方杂志、国闻周报,特辟论坛,征求论文,以资集思广益”[]。4月,檀香山中央筹备会致函中国筹备会,提出他们暂时拟订的教育、经济、劳工、移民等方面的讨论问题,征询中国的意见。中国筹备会将这些问题译出,在《申报》上连日发布通告,“征求全国国民意见”。[]

筹备会还向其他个人和团体征集意见。中华国民拒毒会向筹备会提出禁烟议案,并派顾子仁担任代表并携议案赴会。就关税问题,筹备会向上海总商会,并通过其向上海其他行业组织及各地总商会征询意见。筹备会还派人晋京,向蒋梦麟、胡适、胡文甫等征求关于治外法权等问题意见;并向王正廷寻求襄助,后来王正廷所提供的对于关税问题的意见,被筹备会认为“颇可采择”。[]

直至5月底,各项问题议案和材料尚未汇集,筹备会频频致函催促提案各股负责人,尽快汇集材料,以便编制。


(4)代表征聘

根据会议中央筹备会在亚特兰大所做的决定,出席会议者“应是对舆论有影响的一小批人”。[]中国筹备会对代表资格的认定是:“须在本国社会极有声誉者”以及“对于一种事业有专门研究者”。[]此外,由于会议语言规定为英语,这也为代表资格设置了限制。中国筹备会确定,中国出席太平洋国民会议代表名额为12人,其中女代表2人。

代表征聘的工作进行得不太顺利,许多一度确定的人选最后都以事务繁忙而辞就。截至4月,日本、朝鲜、美国、加拿大等地都已经推定代表。而中国代表直至5月26日前后,即出发前一个星期,才全部确定,这11名代表是:

张履鳌 汉口 律师,汉口特别区公署顾问

黄宪昭 广州 新闻记者,路透社通信员

温世珍 天津 前江苏特派交涉员暨上海海关监督

陈 达 北京 清华学校教授

罗有节 广州 基督教女青年会干事

王季玉 苏州 振华女学校教务主任

顾子仁 上海 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干事

欧阳心农 上海 经济讨论处秘书

陈立廷 上海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干事

晏阳初 北京 全国平民教育促进会总干事

林国芳 檀香山 基督教青年会干事[]


(5)资金筹募

筹募资金对于这样一个没有根底的组织而言并非易事。在基本预算中,代表的路费一项需7200美元左右,连同其他费用,约需2万~3万元。3月初,筹备委员会讨论资金问题,决定“由本会筹募”。代表的旅费,则希望其尽可能自筹。[]募捐对象主要是银行、商会等商业团体和个人,也包括财政部、外交部这样的政府机关。

筹募工作进展得并不太顺利,例如,向南洋各地的问捐没有回音;财政部允诺的1万元和外交部允诺的500元捐款迟迟不能兑现,筹备会不得不再三派人晋京接洽催交。

最后募集到的资助,数字比较确切的有:蔡廷干500元、周作民1000元、徐庆云200元、叶公超100元、花边大会1000元。另外,上海总商会、商务印书馆、交通银行、檀香山华人大学生会等也各有捐助。[]


(6)其他

为了协助进行国际宣传,中国筹备会预备了瓷器、茶叶、纸扇等中国特产。在此方面,上海总商会商品陈列所提供了帮助。

总的说来,在短短3个月内,中国筹备会在毫无基础的情况下,为完成提案收集、代表征聘、经费筹募诸方面的工作,做了相当大的努力。然而,他们的工作着手较晚,筹备工作进展也并非很顺利,许多工作直到代表出发前夕才算落实,致使代表“仓促就道”。[]檀香山中央筹备会曾因其工作进展缓慢提出委婉批评。[]

另外,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1925年2月,在美国纽约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确定了一项旨在把“太平洋国民会议”发展成一个以“发现与收集事实”为目的的永久组织的计划。[]随后,夏威夷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认可了这一计划,并将会议更名为“太平洋国际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在此时期,基督教青年会自动放弃了会议的领导权。[]


三 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的召开为了行文方便,这里采用了其中文译名。

6月初,中国代表分两批起程赴会。他们此行所携“最重要方针”一是“根据一切事实,公开讨论”,二是“注重个人之联络”。[]

还在国内的时候,中国代表就确定下了“根据一切事实,公开讨论”和“注重个人之联络”的行动方针。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国代表除了参与对重点问题的圆桌会议讨论外,还利用各种场合宣传自己的主张,介绍中国的现实情况。

中国代表出发前夕,正值“五卅”惨案发生。抵达檀香山后,中国代表即着手进行宣传。他们致电国内,了解事件的详细情况,[]通过演讲等方式,在会内会外揭露“五卅”事件的真相。7月13日,陈立廷在全体大会上演讲了“五卅惨案事实及影响”。[]中国代表且以此事件为例,重申即刻取消领事裁判权的主张。

6月底,出席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的各国代表都已抵达檀香山,会聚于历史悠久、风光旖旎的普那厚中学(Punahou School)。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共有109人,分别来自9个国家及地区,其中美国代表27人、澳大利亚6人、加拿大6人、中国12人、日本19人、朝鲜6人、新西兰11人、菲律宾3人、东道主夏威夷16人,另有3人来自其他国家。其他与会者还包括准代表32人,秘书处成员6人。[]

在正式会议开始前,举行了一系列的筹备会议,“完全由代表共同选决”会议的组织机构和议程。[]

会议选举威尔伯为大会主席,[]阿瑟顿为副主席,并任命了一个包括中国的温世珍在内的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之下,又设立了程序、“永久组织”、财务等委员会。会议筹备委员会向各国代表团征求提案。随后将所得63项提案分作15类,由全体代表投票,以得票多少决定讨论顺序。列入议程最前列的是移民问题和人种平等问题。正式会议的讨论形式分为三种:大会讨论(forums)、圆桌会议(round table discussions)及公开演讲(addresses)。[]前两种只允许代表参加,讨论内容亦不准对外发表,后一种则欢迎外界人士参加。

6月30日,太平洋国交讨论会正式开幕。第二日,由九个代表团分别做公开陈述,演说本国或本地区对于太平洋问题的见解。中国代表顾子仁演讲的题目是《太平洋国交上之中国》。他首先表达了对会议这样一个试验的信心。既而,他提出,构成太平洋国际关系现状的,一面是数十年间西方国家在此地区掠取特权和侵占土地;一面是近来东方民族的民族觉醒。二者的冲突将会导致可怕的后果,必须尽快寻求解决办法。他认为,自建立共和以来,中国最显著的变化是人民的国家思想和民族觉悟之发展。“民众团结力之进步”、新文化运动、国粹运动,以及实业的发展都促进了中国的民族觉醒。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对内要求教育独立、省自治、妇女解放等,对外则要求收关税自主、取消领事裁判权、修改不平等条约。这些国际上的不公平若不解决,则世界和平难以实现。[]

7月2日至14日,会议进行了27场圆桌讨论,所涉及问题包括移民、教育、社会学、工业化、国际合作、宗教、道德、生活水平等。其中与中国关系最密切的是“治外法权问题”、“海关管理、修改税则和外国投资”,以及有关移民的几个圆桌会议。


1.移民问题

移民问题是本次会议关注的一个重点,相关讨论占据了5个圆桌会议。议题涉及移民政策的基本原则,以及移民问题的文化与信仰方面、政治与法律方面、种族方面和经济方面。移民问题主要涉及日本、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不过,日本受美国新移民律的影响更大,因而讨论也主要在日、美代表之中展开。

反映中国代表看法的是陈达的两篇论文:《中国之太平洋移民问题》和《中国在国际关系上希望列强承认之二三事》。文中,他主要分析了华侨在太平洋区域的分布情况,重点介绍菲律宾和夏威夷两地华侨在当地经济、社会中所占的地位。他提出,自美国新移民律施行以来,华侨在法律和社会上受到了歧视和排斥。这违反了徙居自由的天赋人权,且其排斥理由仅仅依据于肤色、人种之差异,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对于解决美国目前的移民问题,他提出的两项建议是:(1)施行同化政策;(2)奖励家庭生活,允许华侨配偶入境。[]

对于移民问题的讨论更多集中于法理和学理上的探讨。圆桌会议讨论的一个着眼点是移民的同化。对于东方移民的大量涌入是否会在当地导致社会等级制度出现;这种社会等级制度是基于生物学的,还是基于社会心理的;能否通过种族间的接触而得到改善,与会代表的意见不一致。会议确认,种族歧视是现实存在的,但对于其产生的原因,东方代表及某些西方代表强调文化、心理、道德的因素,认为它是一个可以被改变的问题;而一些美国代表则认为人种的生物学差异才是根本原因,是无法避免的。对于移民能否被当地社会所同化,有日本代表提出,出生于美国的日裔移民后代已表现出与他们的先辈不同的特征。一位美国社会学者也表达了类似见解。[]

会议确认,西方人应放弃西方文化优越观。

对于美国的新移民律,日本代表和中国代表提出反对。在美国代表内部,存在着反对和全力维护两派截然不同的意见。与会者还讨论了个人迁居权和国家主权之间的轻重关系。有美国代表表示,一国应首先考虑其自身利益。

对于如何从经济层面解决移民问题,会议提出的建议是:相互协作,平衡各国家人民生活水平;工业化;控制人口。


2.治外法权问题

关于治外法权问题,提交大会的论文有张履鳌的《中国之司法改良史》和陈达的《中国在国际关系上希望列强承认之二三事》。张履鳌的文章回顾了中国法制发展的历史,尤其是1912年来在制定新律,设立新式法院、检查厅等方面的发展。他指出,俄、德、奥各国均已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而其侨民能在中国安居乐业。因此应当取消领事裁判权。[]陈达回顾了领事裁判权产生的历史,认为在其确立时就没有充分的理由。他提出,领事裁判权的几个弊端是:损害中国主权并造成中国人与外国人的交恶;使法律变得混淆;操持领事裁判权者由于缺少专业训练,常常显失公平。因此,中国人就有了撤消领事裁判权的要求。他认为,近年来中国司法改良已取得长足进步。并举中国模范监狱、新法庭、中国法庭审理外国人的案件等方面的数字加以证明。他还提出,撤消领事裁判权,实不容再缓。[]

参加圆桌讨论者公认,维持领事裁判权在原则上是错误的,在实际上对中国有损害,是不公平的。但是对于取消领事裁判权,代表们的意见颇不一致。有人认为,列强虽应度量时机,尽快取消领判权,但这必须依据中国司法改良之程度而循序渐进。他们认为,中国目前的法律和法庭的改良情况,尚不能为领事裁判权之取消提供担保。他们提出的理由是:中国缺少训练有素的法律人才;中国政治形势不安定,领事裁判权仍有维持之必要。有人建议,有必要研究领事裁判权在中国迟迟没有废除的原因,并详细研究日本和泰国废除领事裁判权的经过。

会中有一些代表曾参与华盛顿会议。他们提醒说,华盛顿会议已经承认领事裁判权在原则上是错误的而在实际上是不公的。有中国代表提出,华盛顿会议还曾决定会后组织一个委员会调查中国的司法状况以根据调查结果来确定是否废除领事裁判权,然而这个委员会迟迟未能指定。[]

陈达、张履鳌指出,俄、德、奥等十国在中国都已没有领事裁判权,而中国在东北处理俄侨司法事务的成绩已有公认。中国代表还指出,领事裁判权是造成中国不稳定状态的潜在因素之一,不久前发生的五卅惨案就是一个例证。即刻废除领判权,是中国的公意。也有中国代表表示,华盛顿会议所决定的派遣司法调查委员会的方案,并不为中国人所赞同,因为列强对华外交政策,往往听命于在华外商,后者是领事裁判权的受益者,自不肯有所变动。

有中国代表提议,各代表在本国国内唤起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的舆论,以协助中国领事裁判权之最终取消。[]


3.修改关税税则问题

关税问题是当时中国公众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中国代表最注意的问题之一。关于这个问题的公开演讲有陈立廷讲《中国之外债问题》,美国人詹克斯讲《太平洋各国之借贷与投资》,[]陈达讲《中国在国际关系上希望列强承认之二三事》。陈达提出,中国应当立刻收回关税自主权,其理由是,凡独立国,均享有关税自主权。而现行税率有很多不合理之处:(1)对各类商品没有分别,不合乎科学原则,使中国对于进口货物毫无管理权利;(2)未能适应货价之升落;(3)关税收入在国家中所占比例过小;(4)妨碍中国工业及国际贸易。

与会者公认,税率有增加之必要。对于中国关税自主的要求,也没有强烈的反对意见。一些美国代表对中国的要求表示同情,并认为关税自主不必非与裁厘问题相联系。对于此问题如何处理,会议明确了如下各点:[]

(1)外国列强对于修改税则表示同意,但要求裁撤厘金。

(2)华盛顿会议赞成将关税税率提高到7.5%或12.5%。

(3)有关人员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公债持有者赞成提高关税,以使他们的债券利息更有保障;商界人士担心对他们的生意造成损害,故赞成降低关税。

(4)列强是否必须将裁厘与增加税率挂钩,此问题值得考虑。

(5)建议中国逐渐增加税率而实现关税自主。


4.外国投资问题

涉及中国外债问题的论文有陈立廷的《中国之外债问题》,美国人詹克斯的《太平洋各国之借贷与投资》。

在文中,陈立廷回顾了中国外债产生的历史,介绍了中国反对外债的社会心理。提出,外国向中国提供的借款往往由外国政府幕后操纵,他们给借款附上苛刻条件,以攫取中国利权,这种借款,自然受到中国人民的反对。中国欢迎外国投资,但它必须以不侵害中国主权为前提。中国欢迎的是私人投资。詹克斯认为,中国必须先建立健全的经济法,然后才能获得外国投资。中国代表则表示,中国人反对外债,因其助长了中国的内战。尽管出于不同理由,但在不应向当今中国政府提供贷款问题上,多数与会者达成了一致。圆桌会议还决定,设立一个由中国人和外国人共同组成的委员会,以研究并整理一切产生于一方建议或经双方同意订立的外债。[]

还在国内的时候,中国代表就确定下了“根据一切事实,公开讨论”和“注重个人之联络”的行动方针。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国代表除了参与对重点问题的圆桌会议讨论外,还利用各种场合宣传自己的主张,介绍中国的现实情况。

如前所述,中国代表出发前夕,正值“五卅”惨案发生。抵达檀香山后,中国代表即着手进行宣传。他们致电国内,了解事件的详细情况,[]通过演讲等方式,在会内会外揭露“五卅”事件的真相。7月13日,陈立廷在全体大会上演讲了《五卅惨案事实及影响》。[]中国代表且以此事件为例,重申即刻取消领事裁判权的主张。

中国代表参与了各种演讲活动。在每日晚间举行的公开演讲中,欧阳心农讲《中国之实业》、陈立廷讲《今日之中国》及《中国之外债》、陈达讲《中国切望解除之不平等待遇》、顾子仁讲《禁烟问题》、晏阳初讲《平民教育运动》。在公共图书馆举办的10次会外演讲中,共4名中国代表登台,包括:顾子仁演讲《中国先哲之人生观》、晏阳初演讲《中国之平民教育》、张履鳌演讲《中国现实之司法改进》、陈立廷演讲《五卅惨案事实及影响》。据说,“凡所演讲,无不大受舆论界之欢迎,而激起极恳切之同情及赞许”。[]晏阳初对中国平民教育运动的介绍更是引发了与会代表和檀香山当地人士的兴趣。檀香山华侨因此为平教会捐款2万多美金,大会主席韦尔伯也对中国的平民教育工作表示赞赏。[]中国代表也利用了其他如写文章、接受采访以及与各国代表发展私人交往的机会。[]至于后一点,会议本身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会议举办场所清幽、旖旎的自然风光给来自不同国家的代表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议的组织者尽量把不同国籍的代表安排在一起,鼓励他们展开交流。[]中国代表感受到会场中有一种平等、友好、开诚布公的氛围,“各代表都以诚相交,以礼相接,黄皙中西,无分畛域”。[]中国代表的会内外发言也受到了包括檀香山当地报纸在内的广泛称赞,《檀香山星报》(Honolulu Star-Bulletin)评价说:“中国代表之言论及态度极令各方人士敬服。其特别可注意点有二:(1)团员有具体的及贯彻之主张;(2)立论诚切中肯。其言论不惟陈出今日中国对外所受委屈之处,且详述国民中种种建设之运动,因而听其言者,衷心诚佩。中国进行程序之可嘉,及中国代表之彼此合作,实为全场之冠。且其发言无不礼貌有加,使人益感其诚恳慷慨之态度。”[]

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一次会议所倡导的跨越种族和国籍的、平等的民间交往与对话模式为包括中国代表在内的各国与会者提供了一种新的体验。会议本身提供了很多崭新的东西。或许在今天,这样一种国际论坛已经司空见惯,但在当时,即使在西方代表眼中,它也是一个新鲜事物。[]中国代表感受到会中平等与开诚布公的氛围,以及外国代表了解中国现状的诚意。其他国家的代表对于此次会议也有类似的感受。[]

这次各国民间代表的集会是在一片和睦和令人鼓舞的氛围中结束的,也正因为如此,会议结束之际,与会者做出了几项决定:首先便是太平洋国际学会作为一个永久组织正式成立(其时,在中国译作“太平洋国交讨论会”)。该组织的工作是:“搜集有关国交之事实而加以阐述”;“敦促司法与行政之改善,修正现行制度中足以妨碍国际亲善之各点”;“运动增进国际的友谊,藉国民个人的交际,并从事研究经济、教育、社会、政治、道德、宗教等情况”。[]会议任命了一个由阿瑟顿、鹤见祐辅、温世珍、韦尔伯、纳尔森(J.Nelson)组成的临时总委员会,进行相关的组织机构建设。会议还确定,两年后在檀香山召开第二次会议。


四 中国分会宣告成立

出席此次会议的中国代表深为会上平等、和睦、友谊的氛围所鼓舞,他们回国后,即开始着手对此次会议及新成立的国际组织进行宣传。他们通过在中、英文报刊上发表文章,在各学校、团体发表演说,印行《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第一次会议报告书》等方式向公众通报会议的情况。在发表于《东方杂志》的一篇文章里,陈立廷把太平洋国交讨论称作国民外交的新面目。[]他认为,旧日的临事而动、仓促奔走宣传的国民外交是政客式的国民外交,难以见成效;而会议这种以增进友谊为目的的、经常的民间交流与联络才是“真正的国民外交”。他认为,太平洋国交讨论会会议在太平洋区域开创了国民外交的新纪元。

会议甫一结束,中国分会即于1925年8月中旬在上海宣告成立,定名为“太平洋国交讨论会中国支部”,这一组织的建立体现了余日章等人推动国民外交的理想。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无论是太平洋国际学会,还是“太平洋国交讨论会中国支部”,其章程尚未制定,且中国分会内部组织亦未完善,其办公场所也是暂借于基督教青年会八仙桥会所。

作为推进国民外交的一项活动,1925年秋,余日章、陈立廷、顾子仁等人筹划了一个中英人士间的定期聚会,旨在改善“五卅”惨案后居住在上海的中、英两国国民之间的紧张关系。[]此外,第一次会议后,太平洋国际学会已认识到,会议讨论应建立在相关问题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而中国分会亦意识到,欲求解决中国内政外交各项问题,必须先进行深入的研究。[]因此,1925年年底,分会组织讨论小组,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同时,编辑了以“治外法权”、“关税自主”及“不平等条约”为题的小册子,据说,这些小册子很受欢迎,首批9000册刚一面世便销售一空。[]此外,中国分会编纂了太平洋学会第一届会议的详细中文报告,其中收录了会议论文、公开演说和圆桌会议讨论报告等,藉以使国人了解相关情况及中国支部的工作。


第二节 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二届会议

1927年7月15至29日,第二届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在檀香山举行。来自中国、美国、日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夏威夷、朝鲜等国家及地区的137名代表出席此次会议。国际联盟和国际劳工局(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今译为国际劳工组织)亦派观察员列席。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会议,首次有英国代表参加。由于英国在太平洋区域有其属地和特殊利益,而上一届会议讨论因五卅惨案发生而对中英关系问题多有涉及,因此会后一些来自英联邦国家的会员建议邀请英国代表参加。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接受了邀请,[]并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出席。团长为前英属印度国民会议议长弗里德里克·怀德(Sir Frederick Whyte)。[]


一 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

中国代表原曾推定蔡廷干、伍朝枢、朱经农、王云五、陈达、刘大钧、朱胡彬霞等人分别担负一定的研究题目,但由于时值中国国内政局动荡,上述诸人均未成行,原定计划被打乱,实际出席会议代表14人,其中10人由国内出发,4人系由夏威夷当地华侨就近充任。中国代表包括:

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

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副总干事顾子仁

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干事陈立廷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鲍明钤

燕京大学教授洪业

前北京大学教授陈衡哲

上海水泥公司总经理刘鸿生

前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牛惠生及夫人徐蘅

王正黼夫人、前广东基督教学校女子部主任王廖奉献

夏威夷大学教授李绍昌

檀香山华侨商人郝伯洋

檀香山基督教青年会的林国芳

檀香山华侨银行家黄福民


二 会议对于中国问题的关注

7月15日会议开幕。16日,由各国代表团团长致开幕词,余日章代表中国会员演讲《最近两年来中国对于太平洋各国的国际关系》,概述两年间中国国际关系及内政的发展,并提出:“在未来的两星期中,我们这一班真实的世界主义者——也就是真实的国家主义者,对于太平洋问题必能获得更进一步的了解,从彼此的谅解和合作上,力求增进太平洋各国繁荣国际贡献。我们应大家努力,不达目的不罢休。”[]

第二届会议的圆桌会议讨论原定以政治、文化、教育、人口与粮食、民族等问题为主题。然而鉴于此时期中国国内的北伐、宁汉分裂、清共等一系列的政局变迁,以及中国南北政府一系列修约、废约对外政策,在会议开幕之际,英国代表突然会同美国代表,向大会提议,以中国国际关系问题为中心议题,得到大会的采纳。于是,圆桌会议讨论的前三天,全体代表分为四组,全部集中于讨论中国的关税自主、治外法权和租界问题。这种变动颇令中国代表团措手不及,因为他们所准备的论文和材料都是按照原议程进行的,集中于文化、教育方面,而中国代表中只有燕京大学教授鲍明钤一人是外交领域的专家,因此,中国代表团不得不由其充当该三问题的发言人。


1.中国关税自主问题

1925年年底在北京召开的关税特别会议上,列强应允中国于1929年1月1日实现关税自主,北京政府又应允1929年1月1日前裁撤厘金。1927年1月,北京政府通牒各国将于1929年1月1日实现关税完全自主。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二届会议上,各代表在原则上一致赞同中国恢复主权之期望,但在实施方面,英美日等国代表提出中国实现关税自主须先积极达成三项条件:第一,也是最关键的条件是建立统一、稳定、足以号令全国的中央政府;第二,制定详细精密的关税条例在全国施行;第三,培养、训练及有效组织税务人员。至于裁撤厘金问题,鲍明钤提出,中国很难在1929年实行裁厘,厘金由省当局征收,当今内乱方殷,中央政府号令不行,但另一方面,届时中国很可能实行关税自主。


2.治外法权问题

鲍明钤对1926年9月调查治外法权委员会所发表的报告书做了评价,认为该报告所提出的反对取消治外法权的理由不足以维持治外法权在中国继续存在。圆桌会议认为,目前的问题,是找到方法、途径以使列强“在加强而非削弱国际合作和善意的条件下”,促进中国稳定,并尽可能加速治外法权之废除。为此,圆桌会议试图提出如下可行性方案及步骤:

(1)在中央政府建立前可立刻实行的方案:

A.列强须承认中国改良司法之诚意,注意其实质性的改善。

B.列强尽管意识到采取急进举措的冒险因素,但依然认这种举措为必要。

C.列强立即着手消除治外法权的种种弊端。

D.列强立即在其领事法庭上施行已颁布的中国法律。

E.列强应循1927年1月27日英国政府分别向北京政府和武汉政府递交备忘录所建议的路线,继续发展此种政策;这种政策不过被假定为在具备签订新条约能力的稳定政府建立前必须经历的意欲尽快解决大量重大问题的审慎政策之最初步骤。

(2)在中央政府建立后的过渡期可实行的方案:

A.在中国与相关列强单独或共同订立的新条约中明订彻底废止治外法权。

B.在中国与列强互换备忘录中,对审理外人订立如下过渡方法:

a.外人只受中国新式法庭审理,不受县知事、警察、军事法庭处置。

b.在北平、上海、汉口、广州、重庆,于现有法庭中设置特别公堂,专司外人审理。

c.这些新式法庭和特别公堂设立审理外人的一审法庭。

d.在上海设立一上诉法院。

e.在大理院中亦设立一特别公堂,审理此类案件。

f.有资质的外国律师得以在这些法庭中出庭。

g.这些法庭应配备翻译。

h.中国政府应在上述特别公堂委命一定外国法律顾问,辅助法官审判外人案件,其作用完全是顾问性的。

(3)中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废止治外法权,应作如下司法保证:

A.除当场被捕外,没有法庭传票,不得逮捕外国人。

B.应施用未经审判不能拘捕当事人的常例。

C.审判及听证公开。


3.租界和租借地问题

“五卅”惨案后,上海租界问题成为受人关注的问题,此次会议关于租界和租借地问题的讨论也主要围绕上海公共租界问题展开。大概是为了避免争议,圆桌会议的相关讨论并未过多涉及“五卅”及其后所发生的各个具体事件,而集中于公共租界的管理问题。鲍明钤提出了一项旨在逐步将上海公共租界收回的租界改组计划。圆桌会议认为,对于上海租界问题,亟须进行更为超然而专业的研究。


三 中英代表会外的接洽

中国代表抱着国民外交的目的参与会议,亦因而十分注意与外国代表的交往,并与之交换对中国国际关系问题的看法。据他们在会场内外的观察和感受,“外国的代表要以英国的态度最好,最诚恳”,“在开幕的那一天,英国代表领袖怀德爵士便直言不讳的宣言,英国代表远道而来,惟一的目的在明了中国政局的真相,并寻求解决中英问题的途径。他们代表团中以政见而论,各派都有……而皆能破除了成见,求了解中国人之心理,以友谊解决中英之关系。其对本国政府并不偏袒,且能体会中国民情作正当之主张。其态度的慷慨与我们平日所见英人的态度,迥乎不同”。“美国代表的态度与英国仿佛,但是不如他们实践。以同情心而论,他们都很热烈,很愿帮忙,但美国人的心理趋重法制,实际上难以发生效果。充类至尽,他们不过是取了一种爱莫能助的态度;如要希望他们在国际中作一种创举来的事情,在治外修订平等条约的路上作个前驱,只怕我们终于失望。……所以我觉得中国修约的问题,只怕英国还要走到各国前头呢。因为它的政府,既有坚毅的眼光,而人民又与政治接近,容易直接的发生影响。为我国计,似乎应当变一变方策,实力与英国国民联络。他们如若切实与我们谅解,他们的政府便不成问题了。”“至于日本代表的态度就太难捉摸了!他们也没有具体的表示。而处在六七月的时局中,日本汹涌的出兵山东,我们更难相信他们那含糊其辞的友谊的表示了,然而与日本代表谈话时,他们吞吐之中,我们感觉一件事,便是他们对于东三省是一口咬定,决不放开的。他们以为东省的权利是用铁血换来的,不能白白舍去。最可恨的,与日本代表私人谈话时,有一两次,他们竟然说出:‘中国如不让步,中日的满蒙问题不能解决’的话来!日本的野心暴露,实际上已公然把东省和高丽看作一律了。”[]以怀德为首的英国代表对中英关系问题上的姿态给中国代表留下了良好印象。中国代表与怀德进行了会下接洽后,1927夏天,怀德应中国分会之邀赴华考察,他在上海住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当他回国后,通过其著述、言论、交游等活动,对于促进英国国民对中国政局发展之了解,乃至转变英国对华外交政策,都起了一定作用。[]正因如此,怀德于1929年初被国民政府聘为政治顾问,他担任此职至1932年。


第三节 京都会议与中国知识界


一 中国知识界对京都会议的关注

到1929年,中国太平洋国交讨论会建立已有四年,四年间,尽管该会做了一些宣传工作,但直到9月以前,“太平洋国交讨论会”对于国人来说依然比较陌生。学会的前两届会议,也并未引起广泛注意,只有《申报》、《大公报》等报刊有所报道,但即便在这些报道中,对该会的名字译法也是各式各样。[]1929年,吴鼎昌曾说,学会在中国仍“宣传不广”。[]

在学会第二届会议上,应日本分会的邀请,下届会议定于1929年10月在日本京都召开。此次会议引起了各会员国的普遍重视。这是学会制定章程之后所召开的第一次双年会,学会的组织更加成熟,宗教色彩也更加淡化。会议第一次离开其诞生之地——处于东西方交通枢纽也是文化融合之处的夏威夷,而移至远东国家举行,这多少有些象征意义,体现了关心远东问题的姿态。更重要的因素是它的议题,会上大致将讨论:人口与粮食、土地利用,中国问题,满洲形势,工业化、外国投资及国际贸易,太平洋外交关系,太平洋属地政府问题,太平洋文化联系,通信问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所谓“满洲问题”,即中国东北问题。尚在第二次会议时,就有人建议将此问题列入1929年会议的议程,而后张作霖之死、中东路事件的发生,以及中日两国间关于日本向东北移民问题的冲突愈发使各国认为满洲问题亟须讨论[]。很明显,中国问题,尤其是满洲问题,将成为本次会议讨论的热点,加之这些讨论将在日本进行,因而更引起了人们的特别关注。无论东道主日本,还是英、美各国,都为会议做了充分的准备,所派代表也均可称得上一时之选,[]国联、国际劳工局及墨西哥将派观察员与会,苏联也在决定是否派员参加。

在此背景下,此次会议也在中国引发了广泛关注。1929年夏,中国新闻界主要通过外国的新闻报道开始了解到会议的点滴情况。而学会在中国引起广泛注意的直接起因是会议前夕一些英、美代表的来华。9月下旬,主要为了在讨论中国问题前能有一个更直观的认识,陆续有20名左右美、英代表在赴会途中,顺道来中国访问。这些人中,有萧特维尔等学会的工作人员,有美国代表团团长格林,还有英国的麦克唐纳、美国的洛克菲勒三世这样的名流。他们分别考察了沈阳、大连、哈尔滨、北平、天津、山西、上海、南京等地,[]受到了中国学界、社会团体,以及外交部长王正廷的等政府官员的接待。一些代表也应邀讲演学会的性质、使命及其他国际问题。

中国各界由此开始关注这样一个国际组织,并把目光投向即将召开的会议。在日本讨论中国问题,特别是东北问题这样的敏感话题,在中国人心里尤其引起了特殊的感觉。报章上有关学会、会议的介绍与报道也日渐增多。

正是在开幕前夕,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三届会议在中国引起了各界的注意,而中国知识界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值得注意的。从9月至年底,中国新闻界以空前的兴趣报道并评论了会议的全过程。与会的中国代表作为亲历者,更有不容置疑的发言权,他们在舆论界和社会各界的推动下,对会议做出报告与评价。还有一些知识群体,也对会议做出了各种反应。下文将由中国代表、舆论界、一般知识群体三个群体考察广义的中国知识界对会议的关注。之所以把他们归入广义的“知识界”,一方面是由人员的身份的结构特点所决定的。太平洋学会注重科学的研究,其讨论的问题也具有学术性、专门性的特征,这势必制约着会员的构成,也影响到相关的报刊舆论。另一方面,这三个群体之间在现实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人员交叉与互动关系。


1.代表选派

中国分会对此次会议十分重视,共派出31名代表出席会议,而此次代表选派的一个标准似乎是兼顾了平津、江浙、东北三地人选的均衡。

河北:张伯苓、吴鼎昌、陈衡哲、徐淑希、鲍明钤、陶孟和、何廉、徐宝谦、陈立廷;

江浙:余日章、曾宗鉴、温世珍、刘大钧、夏晋麟、潘光旦、戴蔼庐、吴贻芳;

东北:周守一、阎宝航、苏上达、宁恩承、王正黼、廖奉献、王回波、董其政、南秉方;

湘鄂:曾宝荪、桂质良;

闽粤:王世静、李应林、曹炎申。

原本推举颜惠庆为中国代表团团长,颜氏未能成行,于是改由张伯苓出任团长。[]

因为东北问题在会议上的重要位置,1929年夏,中国分会特组织一部分与会代表赴东北进行考察,并在沈阳召开了预备会议。[]


2.中国舆论界对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三届会议产生兴趣

太平洋学会一向宣称不寻求对现实政治发生影响。作为一个非官方组织,它的作用主要是影响公众舆论。[]尽管学会内部对于其是否以“教育世论”为目的,意见并不统一,[]但从事实上看,学会还是重视舆论的作用的。而其中新闻界所起的媒介与支持的作用,显得格外重要。[]然而,学会对于新闻界的态度同样存在矛盾。不过,在第三届会议前夕,学会对新闻界的态度还是比较积极的。

第三次会议的召开引起了中国报界的兴趣。他们访问学会的负责人及代表,翻译英、美、日各国的新闻报道,通过多种途径了解学会的宗旨、工作内容及本次会议的情况,尤其关心中国代表的人选、提案及准备进度,尤其是有关东北问题的准备。而可能是出于扩大宣传的考虑,学会也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

一次,中国代表鲍明钤等在北平欧美同学会筵请学会国际研究委员会主席萧特维尔与通信部干事罗威尔(Newton W.Rowell)。因二人表示愿意与中国新闻界晤谈,于是当天几位报界人士亦被邀在座。萧特维尔向记者们详细介绍了学会的性质、研究内容与方法,尤其强调其非官方的身份及不做决议的技术规定。不过,中国记者所格外关心的是中国领事裁判权以及东北问题,使两代表不得不一再解释说会议看重的是事实,希望中国代表以事实为讨论依据,并表示作为个人,他们很同情中国。这次接触,西方代表表现出的诚恳给中国记者留下了“极好印象”。[]至于这些西方代表,中国各界对于即将展开的关于东北问题等的讨论之关注程度,恐怕多少让他们始料不及,这是访华留给他们的最深切的印象之一。[]

中国报界对会议的关注是普遍性的,不过这里有几家报刊值得一提,它们代表了对会议的不同兴趣出发点。

其一是英文的the China Critic(《中国评论周报》)。主编刘大钧,是国民政府主计处负责人,也是中国分会的研究委员长。前主编张歆海是学会会员。副主编潘光旦,是刊物中活跃的评论者,也是会员。该刊基本是一个学术界人士所办的时评,值得注意的是它与太平洋学会的关系。陈立廷一度担任其在北平的代表;而《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亦对该刊做过介绍,一些文章也被引用。刘、潘二人都被选为第三次会议的代表,他们负有学会托付的研究课题,要进行专业的讨论,从这个角度说,他们更多的是以代表而非记者的身份与会的,该刊更多体现的也是局内的审视而非局外的评判。不过,在会议开幕前,《中国评论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圆桌会议讨论不对外公开提出质疑,认为这种秘密外交的形式不符合学会自己所宣称的原则。甚至责难说,要么就对公众公开所有的讨论,要么就根本不要向新闻界发出邀请。[]面对批评,中国分会做了解释,然而在此问题上,该刊仍有所保留。[]

与前述二人有所差异的是《大公报》的吴鼎昌,他以经济界人士身份首次被邀为代表,提交了关于外国在华投资的短小的论文。而作为不多的几位能够参与全部会议的中国报界人士之一,他从个人视角记录了沿途所见及会议的基本经过,以通信方式连载于《大公报》及《国闻周报》之上,并被《时事新报》、《中央日报》等各大报刊所转载,成为中国人自己对会议最详尽的一手记录,文中自称记者的姿态以及冷眼旁观的态度体现出更多的是评论者的立场。

哈尔滨《国际协报》的申仲明平素对于中日关系问题即有所研究,作为东北知识分子,无疑对此次讨论更加敏感。由于预想必有一场舌战,从10月上旬,他与同事“尽力搜罗”有关材料,以《太平洋会议与东北问题》为题作文,按日连载报上,“当时一般读者,均极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会议亦引起了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当局的注意。如前所述,是年夏,中国代表曾赴东北考察,并在沈阳召开了预备会。东北当局还对中国代表团提供了赞助,其金额占到代表团所筹募到旅费的大半。[]由东北选派的出席会议代表如沈阳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阎宝航、东三省金融整理委员会主任秘书宁恩承、东北大学教授王卓然等都与张学良有密切的私人关系。他们亦为本次出席会议准备了提案。[]除此之外,东北代表还有一个秘密计划。

会议前夕,部分由于对前两次会议的良好印象,中国各界普遍对会议抱有期望。正如后来余日章在大会开幕式上所报告的,“吾人之期待甚高,而所抱之欲望尤高”。[]人们相信会议具有某种舆论的乃至道德的力量,普遍认为会议正是宣传中国问题真相、纠正外国人对华歪曲印象,进而影响国际舆论之良机。虽然太平洋国际学会不做决议,也不以影响现实政治为目的,但由于各国代表中不乏有影响力的在野的政治家、商界人物,所以人们指望会议能在与中国相关问题上发现共识,并在此基础上对各国政策发生实质的影响。

重重希望都被寄于中国代表身上。《时事新报》告诫中国代表“为四万万人民争生存,其责任实为重大”,希望他们“不辱使命”,“以慰国人之望”。[]一向较温和的《大公报》则就宣传方式提醒说:“吾人说明中国情形,只宜依事实本位,抱诚挚精神,使与会诸人,了然于中国国内之真相,与中国国民之真实愿望。举凡超乎事实之宣传,感情激越之论调,胥当力避,否则徒增反感,转足有损中国伟大国民之信誉。盖中国年来所谓国际宣传,泰半仅为国内宣传之作用,甚至足以激起反宣传之效果。”[]

对于东北问题的讨论,人们屏息以待。北平新东北学会在招待中国代表的茶话会上,叮嘱说:“东省数千万生命财产,全寄托在诸代表身上。”鲍明钤代诸人答曰:“东三省问题,不但为东省本身之问题,实为全国之问题,亦即关系中国生死之问题,且亦为世界之一共同问题。”表示将当本民众意旨力争。[]

然而另一方面,中国报界有些不安地注意到,注定在此次讨论中将成为中国对手的日本方面也是有备而来。有报纸提醒说,日本已有准备,将在会议中做影响国际舆论之宣传。[]事实上,日本国内各界的确对此次会议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对会议的准备也远远超出了中国知识界大多数人的了解,这是后话。与中国的情形相对应,会议前夕,日本新闻界也对与会中国代表心存戒备。[]

总之,在第三届太平洋国际学会开幕前夕,有种种迹象表明,必然将有一番激烈的较量,这注定将是一次不平坦的会议。


二 京都会议讨论之经过有关会议经过,除特别予以标明之外,材料都来源于《第三届太平洋国交讨论会报告》、《第三届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纪要》、Problems of the Pacific,1929中的相关纪录与报告,以及《大公报》、《时事新报》、《国闻周报》、《中央日报》中的有关报道。

10月20日北平、天津的代表分别乘火车出发。当他们抵达沈阳时,与东北代表一同出席了当地为中国代表举行的欢送大会,据说,有200多名“智识阶级人士”前往送行。[]随后,他们经南满铁路,过朝鲜,赴日本。自登上南满铁路的火车起,各国代表的旅费均由日本政府签免,如此安排,可见日本政府重视此次会议,借机进行对外宣传。差不多同时,另一批代表从上海出发,由海路赴会。

中国代表尚在路上,大会的预备会议已于23日在奈良开始,先行抵达的余日章、陈立廷、刘大钧与会。会议确定了太平洋理事会、国际程序委员会、国际研究委员会及国际宣传委员的组成人员,日本的新渡户稻造当选大会主席,余日章为中央理事会主席。调查委员会由各国调查委员组成。关键的部门是程序委员会,其职能为与调查委员会确定会议的议题,并决定日程及一些原则性问题。陈立廷为其成员,美国人卡特(E.C.Carter)任主席。[]

会议的主体部分是根据主题划分的圆桌会议。按照学会惯例,为确保各会员能够坦诚地交换意见,圆桌会议发言不对外界公开。会议也安排有一些公开讲演与讨论,不过只占很小的比例。或许因为此次有许多记者要求列席会议,程序委员会特地进行了讨论,最后决定圆桌会议仍不允许记者旁听,由宣传委员日本人头本元贞、加拿大人罗威尔(Newton W.Rowell)负责安排“官方”采访。二人每日根据会议记录做出摘要,向新闻界发布前一日会议的消息,为了保密,各发言者的姓名被隐去。

经过研究,大会议题最终确定为八项:1.机械文明,2.中国的国际关系问题,3.东三省问题,4.人口及粮食问题,5.交通问题,6.太平洋外交关系问题,7.外国投资问题,8.工业化问题。按上述问题分成四大四小共八个圆桌会议,其中四个大圆桌将分别讨论机械文明、中国的国际关系问题、东三省问题、太平洋外交关系问题。而八方面的具体议题则由程序委员会组织的数个分组委员会决定。

28日,第二届太平洋国际学会开幕。大会盛况空前,共有800多人与会。其中正式代表214人,按职业身份划分,有教育与科学界79人、商界44人、新闻出版界19人、宗教与社会事业17人、律师10人、医学界2人、劳工界2人、公务员(包括在职与在野)6人。[]余者包括观察员、记者、代表家属、各国来宾。大会主席新渡户致开会辞,日本首相、美国总统、加拿大总理等发来祝词。


1.余日章宣言的风波

28日晚的全体大会,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中国、日本、新西兰、菲律宾、美国各代表团团长依次致词。紧张气氛首次见于会场。先是日本的涩泽荣在演讲中对美国1924年移民法案多有指摘,然而掀起更大风浪的是中国代表的发言。余日章预先在会场散发了演讲稿,文中他回顾了两年来中国国内各项事业的发展,并提及济南惨案及皇姑屯事件。演说完毕,日本代表头本元贞即站起来表示反对,认为这不符合大会精神,并要求发言,“议场空气,一时颇为紧张”。[]英国代表及新渡户以在演讲中实际并未提到上述事件(因为发言时间规定为5分钟),以及此大会仅以报告为限为由,进行调解,制止了一场风波。

余日章宣言的事件迅速传到中国国内,引起了反响。各大报纸以显著标题予以了报道,有的后来还刊载了宣言全文。对于宣言的内容,国人的反应有所不同。《大公报》在会前就曾提醒中国代表应避免“感情激越之论调”,此时又含混暧昧地主张“勿徒刺激情感,亦决勿顾忌而不言”。[]也有中国代表在事后抱怨说,公开宣言应代表集体意见,但预先有半数代表并不知晓,似对宣言的内容不尽赞同。[]不过,来自国内的舆论更多的是支持的声音。上海商人团体发贺电给余日章以示鼓励。[]有报纸也向余提出“赞贺”,认为“若为避免彼此交换不愉快的意见起见,置此争端而不谈,则此次大会,在华方之观察点上,将失其重要”,“中国代表对于各种外界问题,尽可畅所欲言,只须婉转之可耳。以中国智识阶级之意见,忠实的陈诸大会,能为中国博得不少同情”。[]《中国评论周报》也回应日本代表的批评说,坦诚地交换意见,不忌讳敏感话题正是会议的精神。[]

会议随后进入了正式讨论阶段,会场外也一片繁忙。中国代表也并不轻松。每日早晨与下午,在圆桌会议召开前,中国代表团都要紧张地召集小组会议。另一个频繁举行小组会议的是日本代表团。


2.有关“机械时代与传统文化”的讨论

29日至31日,圆桌会议讨论“机械时代与传统文化”(the machine age and traditional culture)问题,主要探讨近代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传统建筑、艺术、礼仪、婚姻、家庭、宗教之影响。中、日代表发言相对较多。对于机械文明的得失,及对机械文明与传统文明相互调和的评价,代表间的意见多有分歧。例如萧特维尔在公开演讲中认为机械文明虽在诞生之初对传统艺术造成破坏,但到了现代,已与艺术达到协调发展。这种观点受到了东方学者,包括曾宝荪等的质疑。

文化问题的讨论没有出现很大的分歧,安排其作第一项讨论内容的用意也正在此,即为后面敏感话题的讨论做一缓冲。事实上,大多数代表的注意力也并不在文化问题上。出于同样原因,无论中国报刊的报道,还是代表事后的报告对此问题都一带而过。不过,曾宝荪、陈衡哲等中国女代表的表现颇引人注目,她们积极发言,语出惊人,赢得中、外舆论界的很高评价。[]


3.工业化问题圆桌讨论

30日、31日两天,文化问题讨论还在进行中,工业化问题圆桌会议也同时展开。此次的工业化问题的讨论,事实上集中于劳动状况问题。陶孟和后来报告说,有关新兴产业对于传统国家的影响,并未展开讨论。[]30日的圆桌会议及公开大会集中于讨论国家间工业发展的冲突及一国劳动状态对他国之影响。来自国际劳工局的观察员提出,劳动问题非由一国所能解决,须靠各国相互合作。美国、加拿大、日本、中国、澳大利亚等国代表各自阐述了本国工业发展中的问题,以及对于各国间在此问题上的协调、合作的建议。31日的会议以改良劳工待遇为主题,中国、印度、菲律宾代表报告了本国劳工状况,中国代表苏上达报告的是商务印书馆的情况。


4.有关人口与粮食问题的讨论

此届会议中,人口与粮食问题是分量最轻的话题之一,仅在31日围绕“人口与土地利用问题”有半日讨论。解决太平洋区域人口问题必然涉及移民问题,而这是自第一届会议以来盛行不衰的话题,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代表阐述了各自国家的移民政策,在排日问题上,日、美代表间有所论战。


5.“中国的国际关系”圆桌会议

“中国的国际关系”圆桌会议涉及对两个问题的讨论,分别是治外法权撤废问题和取消租界及租借地问题。


(1)中国治外法权撤废问题

11月1日、2日,讨论中国治外法权问题。虽然这一议题在前两届会议中也曾讨论过,但在1929年秋,由于国民政府正在为取消领事裁判权与列强交涉,并已决定于1930年1月1日单方面废止领事裁判权,于是这次讨论也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讨论开始前后,中国代表收到来全国律师协会、首都废约会等国内团体发来的函电,敦促为撤废领判权、废除不平等条约努力。[]

中国代表鲍明钤等发言阐述了撤废治外法权的理由。他们列举了中国司法的进步,包括新法律之颁布,新式法院、监狱之发展,法院与法官之独立,据此提出,治外法权之存在依据已丧失;认为治外法权的存在损害中国主权,破坏中国司法;此外,突出介绍了中国朝野上下一致主张撤废的意愿与决心。

面对中国民意之高涨,大多数外国代表都承认维持领事裁判权在原则上是错误的,且其撤废的时间可能会比他们不久前的预计要早得多。但外国代表内部的意见并不一致。倾向同情中国要求的主要是一些传教士及商人,后者尤其对各国政府在此问题上采取的消极观望政策不满。部分西方代表依然举出撤废后外国侨民生命、财产之保障问题为反对撤废领判权的借口,但是,中国代表,以及一些西方代表都认为,这种担忧被夸大了。不过,中国的中央政府尚不能有效控制地方、实现和平与恢复秩序,司法尚未确实独立,仍然是大多数西方代表反对即时撤废领判权的理由。

有几名代表从技术层面提出了有关撤废后过渡期的建议。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美国人萧特维尔的方案。其大体内容是:(1)承认治外法权撤废之正当、必要;(2)在广东、上海、汉口、天津、沈阳等处暂设特别法院五六所,特别法院设一上诉院,特别法院法官,除华人外,以一名为限,由海牙国际法庭介绍外国人担当;(3)此制度是过渡的,实行期为五至十年。此方案获得西方代表的广泛赞同。大多数中国代表原主张无条件即时撤废,[]此时看到萧氏的提案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于是退而敦促各国先做一撤废治外法权的切实表示,以示诚意。因时间有限,此提议决定由会外协商。[]

在中国国内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声浪中,萧氏的方案自然会引发不同的反应。有人认为,此方案在实际中并不可行,中国亦无必要照搬外国的法律。[]也有人认可这种过渡方案,评价说,其“不失为收回法权之一新方案”。[]鲍明钤亦赞同采取过渡方案,“一方面看这个不足以使我们满意。然照实际说来,领权的取消已成僵局,政府虽已宣布明年一月一日取消领事裁判权,实际上,恐怕未必能如此,我们只好在一个折衷的路上找途径”。[]

讨论中令中国代表大感意外的是日本人的态度。大多数日本代表对于中国废除治外法权的要求表示同情,并声称愿意无条件放弃自己的权利。对于萧特维尔的提案,他们表示反对,认为以中国现在的民族情绪,不会接受这样一个提议。这令中国代表感到费解,有人相信日本代表是出于诚意,但也有人出于对日本人一贯的不信任,怀疑他们别有用心。[]


(2)取消租界与租借地

“五卅”惨案后,上海租界问题引起各国人士的关注,本次会议有关租界、租借地的讨论,与前两届会议的情况一样,亦以上海公共租界问题为中心。夏晋鳞受中国分会的委托对上海租界问题做了专门研究,并向大会提交了资料论文《上海的地位》。[]上海公共租界前工部局总董费信惇恰在日本,也以美国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讨论。[]

夏晋麟等中国代表认为,从条约根据上,公共租界的根基薄弱,认为租界的存在,危害了中国的主权、治安、税收,提出必须即时无条件收回租界。而外国代表认为,若将上海公共租界立即交给缺乏市政管理经验的华人,将出现行政牵涉司法,苛捐杂税,以及市政服务退化等问题。

会议还讨论了治外法权的撤废对上海公共租界的影响。中国代表提出,虽然二者产生于不同的条约依据,但在事实上治外法权成为公共租界的首要基础。中外代表都认为,随着领事裁判权的撤废,包括上海在内的租界与租借地的管理都将成为一个亟须解决的难题。

面对中国取消租界的民意之高涨,外国代表也意识到,上海公共租界的问题必须加以解决,需要及早进行研究与磋商,以应对租界未来的种种变化。有数项建议被提出,但都没有做深入的探讨。另外,多数代表同意,公共租界应改良行政,增加华人在谘议局中的分量。

在圆桌会议讨论即将告一段落时,突然有日本代表提出抵制日货问题,认为中国之抵制日货以作为外交的工具,违反条约的规定,应由各国共同讨论。中国代表反驳说,中国的排斥日货为对日本侵略政策的反应,此当与收回治外法权、收回租界问题分开讨论。因时间有限,此话题未获进一步讨论。


(3)夏晋麟、柯蒂斯与《费唐报告》

夏晋麟的《上海的地位》引起了英国代表莱奥内尔·柯蒂斯(Lionel Curtis)的注意。[]他对夏晋麟表示,将设法对上海租界问题谋一个适当的解决。会后,柯蒂斯到上海访问,说服公共租界工部局对公共租界的组织及行政做一个彻底的研究,并推荐由费唐法官(Richard Feetham)承担此项研究工作。[]1930年至1931年,费唐应上海工部局之邀赴上海考察,1931年,《费唐法官研究上海租界情形报告书》(简称《费唐报告》)出炉,这份报告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京都会议的一个副产品。[]


6.京都会议上的“满洲问题”

所谓“满洲问题”,也即中国东北问题圆桌会议共进行了四日,是会议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项议题。然而此问题讨论一直波折不断。


(1)“满洲问题”之列入议程

会议开幕前,对于将满洲问题列入会议议题,日本国内存在着一股强烈的反对意见;但也有人提出,日本没有什么可畏惧的。满洲问题最终按原计划列入议题。[]有中国代表对此评论说,“日人眼中并无所谓东三省问题,问题固早已解决矣。即使有问题,日本人单独之力足以解决之……然以太平洋邦交为目的之太平洋国交讨论会,将东三省问题列为议题,其理由实堂堂正正,日本实无法反对。因此竟使日本人明了东三省尚为问题,为国际间悬案,实予日本全国人民精神上一大刺激”。[]

正式讨论开始前,当满洲问题分组委员会制定具体议题时,又遇到不少困难。中国代表发现,双方的立足点相差太远,中方主张从历史上、根本上进行研究;日方则着眼于现状,即所谓“维持和平、秩序”,以及“发展铁路与移民”之类。经英、美代表的调解,确定了一个调和各方意见的议题。


(2)日本代表的准备

在日本,太平洋学会被译作“太平洋问题调查会”。就其源起而言,日本分会与中国分会有相似之处,都带有某种非官方外交的诉求。[]不过,日本分会的组织比中国分会更完善,它与本国政府的关系更近,也有更稳定的财政来源。[]日本分会的成员也以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为代表,不少人具有自由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但他们在东北问题上,仍对本国政府的政策采取了支持态度。有研究者提出,这些日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面试图教育本国民众接受国际主义观念,一面又力图让西方和中国接受日本的民族主义愿望。[]

日本分会为“满洲问题”的讨论做了充分准备。同徐淑希一样,腊山政道也在会前一年间受太平洋国际学会赞助而对此问题做了研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对此次会议格外关注。满铁预计中国代表将在“满洲问题”的讨论上试图战胜日本,因而组织人员进行资料收集与研究工作,派代表出席京都会议,亦时时留意中国分会的各种动向。满铁所派出的代表中,最重要的是前副总裁松冈洋右,松冈对满蒙问题十分熟稔,他充当此次会议日本代表团在满洲问题上的主要发言人。一位美国代表观察到,在与会代表人选上,再没有比日本代表团更精心挑选的了。[]

中国代表中,燕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徐淑希是主要发言人,几位东北代表也是有备而来,还有几位学者也提交了相关论文。西方代表中,美国人杨华德(C.Walter Young)对此问题深有研究,并有多年实地考察的经验。[]


(3)《田中奏折》之首次披露

会议刚开幕,正式讨论尚未开始前,会场曾发生两个插曲:其一是余日章开幕宣言所引发的风波,详情已如前所述;另一个事件随后发生,在当时并未引起很大反响,只不过是在京都会议的水面上投下了一个小石子,其波澜很快就平息了。但以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件事并未结束,其影响之深远,至今尚存。会议刚开幕之际,陈立廷等人将英译《田中奏折》小册子带到会场散发,随即引发了轩然大波。事实上,如前所述,1929年夏,中国代表曾在沈阳开预备会议,此前,张学良的外交秘书王家桢得到了《田中奏折》,该文件详细记述了日本逐步吞并满蒙、全中国,乃至亚洲及世界的野心和计划。出席京都会议的东北代表宁恩承、阎宝航等人把文件带到京都会议,以公诸世界。[]住中国分会执行干事陈立廷亦参与了此事,或许是中国代表团在东北召集预备会期间,他已与东北方面计划好这一方案。但比较确定的一点是:陈立廷至少参与了英译《田中奏折》,并写了序言。[]中国代表散发的《田中奏折》英译小册子,在京都会议会场引起了一片哗然。作为会议主席的新渡户发言,指出此文件中一些内容与田中本人的经历不符,并据此断言该文件系伪造。他的发言为文件的真伪问题暂时盖棺定论。随后,太平洋理事会为避免更大的争端,劝告陈立廷将小册子收回。大部分已散发的小册子被收回,但也有少数留在会员手中,据说还有一本落入日本政府之手。陈立廷虽然接受了劝告收回小册子,但他在中国分会上海办事处存有大量《田中奏折》的英译小册子,以向各国访客散发。“九一八”事变后,该文件被英文刊物《中国评论周报》刊印,随后又被外国新闻界转载,从而使《田中奏折》披露于全世界。[]当然,自京都会议以后,对于《田中奏折》的真伪问题的争议一直未停止,直到今天,学界仍有不同的意见,但今人大体都认同,该奏折所描述的日本逐步侵略满蒙以至全中国的计划和步骤,与此后历史的发展进程基本吻合。


(4)有关“满洲问题”的讨论

在西方代表的眼中,京都会议上有关东北问题的讨论是在中、日两国新闻界的密切注视下,是在一种紧张的气氛中展开的。[]

4日,圆桌会议开始,首先讨论满洲问题的历史起源。中国代表发言认为,满洲问题起源于日本吞并朝鲜,提出日本在东三省的作为,包括在铁道沿线的设置领事警察、采取妨害中国同意的政策,妨害中国在东北的铁路建设及经济活动,日本侨民侵害中国人的利益等,已超出了经济范围,是侵略。日本代表则强调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利益”,认为日本的大陆政策不是侵略性的,其源起在于日俄战争,强调日本在战争中付出的牺牲,声称在中国有实力防止俄国入侵之前,日本断不能撤除军事设施。中国代表又列举种种实例证明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日本代表则辩称这些例子需要调查证实。

4日晚开公开讨论会。松冈首先宣读了一篇长文,历数日本在促进东北经济发展、维持秩序方面的种种功绩,认为日本之经营促进了东北人口的增长、商业的繁荣。其发言令下一个登台的徐淑希感到意外。因为此前松冈曾让他看过发言大纲,徐氏见其论调尚称和平,所以预备只略述中国人对东三省的愿望。但听了松冈以上发言后,徐淑希便放弃了原稿,就其发言,逐条予以批驳。他提出,中国内地向东北的移民,在日本未得到南满的权益前,已经在进行;中国贸易的逐年发展,是全国普遍的现象,非独东北如此。又指出,中国发展东北的计划,往往受到日本的阻挠。并质问,二十一条之逼迫、西原借款之黑幕、旅大之强租,难道是日本援助中国的行为吗?中国代表评价说,徐的“立论至为痛快”。[]他的发言掀起了另一个波澜,一方面是“各国代表及外国新闻界之大拍掌”;[]另一方面,松冈要求发言辩驳,因时间等原因被拒,日本代表于是大怒,会议几乎于此破裂。

5日上午先开大会,由松冈进行回应。他就徐淑希的观点逐条反驳。在中国代表听来,是“强词夺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松冈在论证中引用了大量数据。随后仍开圆桌会议,讨论“如何解决满洲问题”。日本代表提出,中、日政府举代表组成调查委员会,但前提条件是:日本尊重中国在东北的主权,声明决不侵犯;中日现存各条约协定,继续有效。中国代表表示中国绝对不承认二十一条,因此不能同意。双方情绪激昂,此问题交付会下讨论。

中国报界很快通过外电得知并报道了这一消息,很多报纸都突出了“日本承认中国主权,而中国则同意尊重现有条约与协定”一语。中国代表也受到了指责,《时事新报》批评说:“如果有此事,则吾国代表应严词拒绝,何得与其讨论?”[]

6日的讨论集中于二十一条问题。实际上,中日双方分歧的焦点,就在二十一条的效力问题。日本代表的许多要求,大都依据于二十一条或西原借款。中国代表建议,为打破难关,先将二十一条姑且抛开,从实际上解决东北问题,希望日本将所谓亲善态度,形诸事实,但没有得到对方的回应。

当日,还召开了一个圆桌会议,讨论中、苏关于中东路的争端。会议明了了两方在谈判基础问题上存在僵局。中国代表提出,谈判应分为两步:先解决局长的权限问题,然后缔结履行1924年条约之协定。关于中东路事件,苏联取得了西方与日本代表的广泛同情。不过,会议组织者原希望听到苏联方面的意见,但苏联观察员不愿发表意见。


(5)中、日代表会外的接洽

为了缓和会上松冈、徐淑希之间的争辩所造成的紧张气氛,取得某种谅解,在部分“较明达”的日本代表的提议下,一些中、日代表还在正式会议外举行了多次非正式的会谈。会谈于每日晚餐后由八点到十点半举行,中方参加者有张伯苓、徐淑希、鲍明钤、何廉、陈立廷,日方有前田多门、高石真五郎、岩永裕吉、松冈洋右、金井清等。会谈由张伯苓担任主持人,松本重治任书记。[]会谈之初,有日本代表建议两国签订“不侵略条约”,以缓和国民情感,但有中国代表以有《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在先,认为无重复订立必要。后来决定由两国太平洋学会组织一个委员会,研究如下议题:治外法权取消问题、关于东三省一切问题、订立商约问题、关于改善国民情感问题。第一个问题的讨论进行得很顺利,日方愿意无条件放弃治外法权,但是随后的讨论进展缓慢,日方的让步也仅是“注意改善”一类的空话。然而,大会闭幕在即,双方会外接洽也只得结束。[]但在会外接洽中,中国代表随着对商谈结果及日本代表的诚意的估计也经历了希望、失望、再希望、再失望的过程。

会议过程中,中国代表十分在意日本人的态度。双方之间的敌意不言而喻。例如对于日本无条件放弃领事裁判权的表示,在讨论中国的国际关系问题时即有部分中国代表不信任其诚意,而到讨论满洲问题,日方再度提出此问题时,就没有人再怀疑日本的用意是以之换取在中国内地杂居权,谋求在满洲的发展了。在中国人看来,日本代表虽然冠冕堂皇地表示亲善,但在实际问题上,搪塞敷衍。不过中国代表也注意到日代表内部的差异。徐淑希、吴鼎昌、张伯苓等后来都谈到了这一点,并把日人分为新派与旧派。他们所说的新派,主要是一些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较年轻的学者,他们表现出更多的诚意,是推动双方会下接洽的力量。旧派则是些老官僚。中国代表感觉他们缺乏诚意,观点也与中国代表差得太远。然而,这些人更有势力,常常压制新派,有时甚至在会场上“私语干涉之”,使新派顾忌而不敢言。[]尽管中国代表明白,无论新派、旧派,在东北问题上都不会放松,但他们对所谓新派多少抱有一些希望。正如《大公报》所说,此次中国代表的一个任务“为研究日本舆论之所在,是以对于进步派人,务当充分交换意见,设法发现解决之途径”。并呼吁有进步思想之日本人,“放大眼光,熟加考虑”,“唤起舆论,鞭策政府”。[]


7.有关中国财政重建问题的讨论

6日,中国财政问题圆桌会议举行。其中一个重要话题是外国投资问题。该问题已被列入研究委员会的研究内容,此次各国代表提交的论文也多围绕于此。不过,此项研究刚刚起步,上述论文也仍以统计资料为主。会议一般的意见是,军费浩大是中国财政问题之根源。然而,中国非有款不能实行裁军;非实行裁军,不能得款,于是陷入恶性循环。普遍认为,在现时情形下,中国没有大举外债之可能,但在特别需要下,可以得到小额借款。与会者公认,进一步的讨论有赖于更充分的研究材料的出现。


8.太平洋外交问题圆桌会议

7日、8日两日,太平洋外交问题圆桌会议举行。会议主要讨论现有解决太平洋区域争端的条约与机构。有中国代表提议,由国际联盟调查中东路事件,但有别国代表提出,俄国未加入国联,此办法不适用。中国代表则认为,这样做至少可以唤起舆论。又有中国代表提议由《非战公约》(亦称《凯洛格—白里安公约》)签字国设调查委员会。日本代表表示,日本愿意出面居间调停。讨论中,现有相关条约与机制——尤其是国联——的作用及公平性受到质疑。中国与美国代表都介绍了本国舆论对国联的不满甚至敌视。中国代表认为,国联太醉心于欧洲事务,而对太平洋区域,尤其是中国问题过于冷淡,建议为太平洋问题另设国际机关。日、英等国代表表示反对。不过很多人同意,当专门讨论太平洋问题时,可以采取临时措施。

9日,京都会议宣告闭幕。综观会议的全过程,虽然出现了几次波折,但考虑到话题本身的敏感程度,应该说代表们总体上表现得比较克制、冷静,会场气氛至少要好于会前人们的预想。这也是日、中、加各国代表在闭幕式演说上,共同表达的感受。余日章说,有忧虑此次会议,必起波澜者,于此可见其无稽矣。[]有日本报纸说,会前新闻界曾担心中国代表心存顾忌会制造麻烦,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各方都冷静客观地听取了对方的观点。[]


三 会议在中国国内引发的反响

当中国代表回国后,他们发现,国内各界,尤其是知识界很愿意了解会议的情况。许多代表都被邀请报告会议经过。以北京大学为例,1929年11月中旬至12月初,先后邀请陶孟和、徐淑希、陈衡哲举行了关于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的公开演讲。一系列的会议报告的出版也可以从侧面证明这一点。[]

然而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对会议的不满与批评也见诸报端,与会前报界普遍的乐观与欢迎的态度形成了反差。这种态度虽然不是普遍的,但至少是突出的。批评意见实际上是随着对会议情况的报道而出现的,其起因在于对中国问题,尤其是满洲问题的讨论结果的不满意。典型的意见是:“此次会议,满洲问题,既未有何结果,而治外法权及租界问题,亦未尝能引起世界之舆论,故我代表在会议上虽发言盈庭,而谓其成绩几等于零。”[]舆论界由对满洲问题讨论的失望继而对中国代表的准备及人选问题提出批评,进而发展到对学会本身,乃至国际组织表示质疑。同时,报界也在追问会议“失败”的原因。这多少有一些讽刺意味:数月前,正是学会自身鼓励了中国报界对会议的关注。

会议代表的反应则冷静得多,他们对会议的正面评价也更多一些。而另一方面,面对舆论的批评,他们也对学会的工作进行了检讨。

会议之所以招致批评,根源于话题的敏感。这一点不言而喻,不过它涉及的另一个问题是太平洋学会自身的演化,或称为政治化的趋向。学会最初以“文化与历史”的交流相标榜,[]在第一届会议中,文化问题圆桌讨论的时间约占全部圆桌讨论的19.4%;第二届会议,由于议题临时改变为政治问题,这一比例有所下降,但它仍位居第二大议题;而到第三届会议前夕,文化问题曾一度被列入“次要议题”,直到预备会议时,其地位才发生了根本扭转。[]而对于勉强成为主要议题的文化问题三日的讨论,一些中国代表并不满意,认为其(尤其是对中国文化的讨论)缺乏科学依据,“肤浅而空泛”。[]事实上,对于太平洋国际学会应以当下的国际政治事务为研究中心,还是以更基础的文化、经济等理论问题为中心,学会内部一直存在不同的意见,而学会通常采取的是折中路线,即“追求二种研究的和谐结合”。[]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学会内部指导思想的变化,政治问题不可避免地日益凸显,成为学会关注的重心。[]1929年会议则体现了这一趋向的骤然加深。

中国知识界,尤其是代表中也有很多人注意到会议讨论重心的转换。有人甚至推测说,下次会议亦将以东北问题为中心。[]而文化问题的式微令那些关注此方面的中国代表多少感到无奈与无所作为,即如陈衡哲后来所言,有“不过尸位陪议”之感。[]出于对本次会议文化问题讨论及中国代表团准备的不满意,可能还出于挽救不断被边缘化的文化问题研究的意识,陈衡哲不久受中国分会之托为出席第四届会议而组织编辑《中国文化论丛》一书。[]

对第三届会议的批评集中于有关东北问题的讨论。会前,中国知识界曾期望会议能在东北问题上发现解决办法,至少能为中国赢得国际舆论的同情。然而,中国人发现实际讨论远没有达到预计的目标:中、日代表因彼此意见相差太远而无法找到多少共识;中国也未能赢得国际舆论的广泛同情;扭转外国政府的政策更无从提起。按照吴鼎昌的说法,是“一无结果”。在吴氏的报道中,一再使用此词,恐怕对舆论界也不无影响,——会议因“无结果”而给人留下失败的印象。[]

如果“结果”指取得实际的解决办法或赢得舆论,这无疑不符合学会的目的。太平洋学会旨在研究,以及为不同观点提供一个论坛,并不提供实质的解决办法,即“本无结果可言”。[]但是,学会对于会员运用会议中取得的认识以个人力量影响于实际政治的行为并不干涉,这也是学会影响实际政治的主要途径。[]第二届会议时中、英代表的私下接触即属于此种“副产品”。正因为此,徐淑希为满洲问题的讨论申辩说,若“毫无成绩”的批评是针对会外的接洽而发则是对的,若针对的是会内的讨论,则误会了学会的性质。他认为,太平洋国交讨论会“并不是要将国际间重要问题用妥协的方法,求立时的解决,乃是要明了各问题的症结所在,以促成早日解决”。[]他甚至乐观地估计,将来如再有一二次的讨论,成绩必将可观。同时,他又与其他中国代表一样,认为此次会议至少使日本人意识到满洲问题竟还是一个问题。

由此再次体现出公众,甚至包括一些代表,对太平洋学会的性质、机制、运作方式的不熟悉、不适应或不满意。其中圆桌会议的秘密方式是最受人指责的,如前所述,即便一些会员也对这种方式不赞成。而学会与政治实践的关系也是容易引起误解的因素。再如本届会议前夕中国知识界对会议所寄予的巨大期望,或许是由于知识界解决中国问题的愿望原本十分强烈。此外,人们不禁怀疑学会自身也助长,至少是听任了这种心理的发展。

使中国分会广受批评的另一方面是代表的人选和研究准备上的临时凑合与临事仓皇。公平地说,就会前准备而言,此次中国分会远较上两次会议更为用心;然而,与其他国家相比,仍不无逊色。

中国代表的选派,固然是以研究专长与资望为基本原则,但另一方面,按地域分派代表名额的做法仍体现出对各方利益的顾全。尤其是东北代表的选派,很可能存在地方当局的干预。在评论者看来,以学问、资望与经验论,中国代表不敌别国。“中国出席代表,固属一时上选,但试以吾国所谓专家与名流。与他国之专家与名流相衡,则未免相形见绌。”[]代表确定得过晚也使中国分会广受一般舆论与会员的批评。不过,分会也自有苦衷:一是“时局多变”,“大多数人,不愿在一、二年前预定其行止”;二是“本会经济,毫无根据”,人数需受旅费筹措之限制。[]还有人对青年会包揽代表选派的做法提出了质疑。[]

据学会的报告,本届会议收到的论文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远超过了往届。中国分会虽就中国的国际关系、工业化及东北诸问题做了准备,但要在此背景下凸显其成绩,亦很困难。若以提交大会的论文与书籍的数量论,中国代表的工作可以说丝毫不逊色,而从质量上就不能这样讲,其中,还有一些研究项目尚处于起步阶段。另一方面,日本人的工作的确引人注目。他们在满洲问题的准备已如前所述,在文化方面,他们编辑了一部由21篇论文组成,反映日本的科学、教育、政治、法律等方面发展现状的论文集。据说,日本人有意要在文化问题上胜过中国。此书也正是刺激中国代表为第四届会议准备《中国文化论集》的原因之一。

缺乏事实、实例与数据依据是中国代表在研究准备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然而这些恰恰是太平洋学会极为重视的。例如,在满洲问题讨论中,日本代表腊山等人引用了长期以来满铁等机构所调查获得的,以及其本人所搜集的资料,给西方人留下了较深印象;相较而言,中国代表的论证,往往因缺乏事实材料,以情绪化成分较多而显得主观,被国内报纸批评为“笼统抽象”。[]从西方人的反应中,中国代表也觉察到对他们工作的批评。《中国评论周报》中的一篇文章就表达了遭受此种顿挫后的检讨:“对所持理由之正当,我们过于自信,不肯费心于详细资料。我们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所明了的事情别人必定也清楚。我们确信自己是正义的,于是认为全世界必然都支持我们。……必须以事实武装自己。我们的主要问题在于缺乏准备。”[]以充分的调查数据为支撑可能是中国代表从此次会议取得的最大教训,许多人都认识到“尤应努力从事于材料之搜集,方能有济”。[]

令中国知识界不满的另一件事与会议采取的宣传方式不无关系。会议的宣传工作由日、美代表担当,而日本代表是负责人,这一点足以使一些中国人警觉。另一方面,由于缺少本国的国际通讯社,中国新闻界对会议的报道完全依赖于外国(尤其是日本)通讯社的电稿。中国代表渐渐察觉,日本及中国国内的报道于他们多有不利,甚至还与事实有出入。[]后来,一些中国报纸也开始无法容忍日电的报道。《时事新报》在引用日本电通社的电稿时,尽管做了删削处理,但仍不得不一处处注明是对方的论调,并加以驳斥。[]因此,在追究本届会议中国代表失利的原因时,中国代表与报界亦将矛头指向了日本人。事实上,在会议进行中学会也曾接到对宣传报道的批评。有人抱怨说,以官方采访形式提供给新闻界的一些消息刊登出来时已被歪曲了,因此建议代之以官方公报。这也反映出,采取保密措施的会议,在讨论内容的对外宣传上,的确存在一些问题。

中国知识界曾对唤起国际舆论抱有幻想,然而事实上他们发觉,并没有如上两届会议一般获得广泛同情。中国政局的变故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会前吴鼎昌曾与访华的英美代表会晤,“颇觉其态度甚好”,在会中他再次与他们接谈时,发觉其“态度为之一变”。此时,由于中国国内蒋冯战争激化,于是这些西方人“认为中国之事,无从谈起,冷淡异常”。[]在取消租界及领事裁判权的问题上,政局不稳成为持反对意见的西方人的主要借口。这令吴鼎昌等人感到无奈。

对会议讨论的批评与反思中还夹杂着质疑太平洋学会本身之性质与价值的声音,尽管这种声音并不占主流。最严厉的批评是将学会看作帝国主义奴役弱小民族的工具。虽然会前仅有“东北留日学生欢迎太平洋国交讨论会中国代表联合会”等极少团体提出这样的指责;[]但随着会议的进行,出于对讨论结果的不满,以及对朝鲜代表地位的同情,[]持此看法的人有所增加。[]有人还对学会之于太平洋国际关系的意义表示质疑。[]这类看法往往表现出对国际组织的不信任态度。

不过,大多数人并未对学会完全失望。许多人,尤其是与会代表仍相信学会有其价值,认为通过这种自由与坦诚的意见交换,可以使人们更了解问题真相,使问题的解决迈出了第一步。[]另一方面,知识界如此热中于反思第三届会议的失利,部分原因也在于,下届会议已决定在中国举行,人们已开始将目光投向两年后。他们提醒中国分会,及早着手代表、研究、议案诸方面准备。


四 小结

简言之,太平洋学会作为一个非官方的,有时被讽为“国际学究会议”[]的国际组织,在1929年第三届会议举行前后,由于会议议题与中国的密切关系,在学会推动下,受到了中国知识界格外的关注。就这一点而言,太平洋学会在中国的影响此时也达到了颠峰。尽管,这样一场会议很难在当时便轻易地断言成败,不过,会议的结果确实打破了中国知识界的幻想,知识界对学会的看法也因此发生了转变。同以往的许多次类似经历一样,中国人再度在国际生活中尝到了失意的滋味。

然而,这样一个国际组织为何在中国知识界心中有如此起落,以及它为何不能满足一般人士的期望,四年后陈衡哲对此作了解释。她引述一位美国学者的观点说,“国际会议之所以失败,一是由于一般人对于它的期望太大了,二是由于参加的分子所求于它的太奢了”。她又为学会辩护说“这个学会的性质不过是限于交换意见,而意见的交换又是一件微渺的事体,谁都是不容易断定它的失败或成功的”,“但是折扣打够之后,我们却也不能说这个学会是很可以不必有的。我们应该知道,在许多驱除国际障碍的努力中,这个学会也自有它的一席之地。至于能否成功,却又是另一个问题。”她认为,国际组织尚处于试验阶段,其成功的最大障碍在于,“在现代国际情形之下,国家主义的势力尚不肯对于国际的势力作些微让步的时候,所有国际会议与机关所能做的事,亦不过是一些拔除蓁莽的工作而已”。[]


第四节 早期中国分会的发展概况

太平洋国际学会于1925年宣告成立,1927年学会第二届会议上,进一步确定了太平洋国际学会未来的发展方向,制定了学会的章程。1929年在京都举行的第三届会议,规模空前,会议结束之际,确定了一系列研究计划,学会的研究工作从此展开,逐渐形成了一套由研究、会议、出版构成的工作程序。京都会议之举行,标志着太平洋学会已发展成熟。中国分会作为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一个分支,其宗旨、基本组织架构与总会基本一致,其发展的大致轨迹也与总会相近。中国分会于1925年宣告成立,在总会制订章程后,中国分会依照此章程,制定了自己的会章。在总会制订研究计划后,中国分会亦依赖于总会的经费开展研究活动。不过,太平洋国际学会是一个较为松散的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中国分会亦有相当的自主性,而中国分会从其成立之日起即具有其特殊的目的——发展国民外交,因此,1925年到1931年间,中国分会一直以“中国太平洋国交讨论会”为名。下面将对太平洋国际学会及其中国分会的章程、宗旨、组织机构、会员、工作内容等做一个大概的考察,尤其关注其建立初期的情况。


一 总会的章程、组织机构与工作内容

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二届会议,通过了学会的章程。根据中国分会对章程的翻译,学会以“研究太平洋各民族之状况,促进太平洋各国之邦交”为宗旨。[]


1.学会的组织机构

根据章程的规定,学会的组织机构如下:


(1)太平洋理事会(Pacific Council)

太平洋理事会(中国分会曾译作“太平洋总部”)是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指导机关,由各国分会各推举一人,连同学会参事会委员长一人组成。理事会设主席一人,首席副主席一人、次席副主席一人,于学会举行会议时选举产生,任期到下次举行会议时截止。


(2)秘书处(Secretariat)

秘书处为太平洋理事会之办事机关,在总干事(General Scretary,后来改用Scretary General)之领导下,办理学会各项事务。总干事太平洋理事会直接负责。秘书处后来改称中央秘书处(Central Secretariat)。


(3)参事会(Advisory Committe)

太平洋理事会应委派一参事会,以襄助总干事,提供建议。


(4)其他委员会

第二次会议后,学会在太平洋理事会之下设立了研究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mmittee),以推动研究工作的进行。此后,学会还陆续设立了负责制定会议议程的程序委员会(International Programme Committee)、负责教育公众的教育委员会(Education Committee)等机构。


2.会员

学会的章程规定:“太平洋国交讨论会之会员以国家为单位,依本总章之规定组织之。”会员以国家为组织单位,而当会员参加学会召集的国际会议时,常被称作某国“代表”,这种叫法容易引起歧义,似乎他们代表了本国的官方意见,陈岱孙曾对此做过一个辨析:“关于组织上,太平洋会议出席会员,至少在原则上,不但不代表本国政府,而且不代表任何团体,他们是以个人资格赴会的。报纸上称之为某国‘代表’,有点不太对。既然是私人而不是代表,那么他的言论,不过表示他个人的意见。”[]太平洋国际学会对此问题也有所警觉,因此力避使用“代表”(delegate)一词,而代之以“会员”(member)这种称谓。但约定俗成,人们依然将出席会议者称为某国“代表”,中国报刊舆论,也是如此。

从这一国际组织最初的会员来看,不少人曾是一战后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的见证者,或曾亲历国际联盟、国际劳工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创建,如美国的萧特维尔、英国的柯蒂斯、日本的新渡户稻造,中国的余日章、严鹤龄、颜惠庆等。

太平洋国际学会规定其会员及出席会议的代表不能是在任政府官员,特别是在学会的早期,这一原则被严格遵循,一个突出的例子是:1929年3月,太平洋理事会第一任主席、美国斯坦佛大学校长雷·雷曼·威尔伯(Ray Lyman Wilbur)因被胡佛总统任命为内政部长而从学会辞职,首席副主席、日本的井上准之助继任。不数月,井上准之助亦因出任大藏大臣而去职,再由余日章接任,任满前二人剩余的任期,直至学会第三届会议召开。


3.工作内容

(1)国际会议

太平洋国际学会在当时最引人注目的是它定期召集的国际会议。每二或三年,学会确定主题,在会员国家定一地点举行会议。会议大体上由开幕陈述、圆桌会议、全体大会、闭幕发言等构成,而以圆桌会议为主要形式。在当时,圆桌会议尚属一种较新的会议形式。每届会议根据议题划分出若干圆桌会议。为确保与会者能自由、坦诚地参与讨论,圆桌讨论、全体大会都不对外界公开,由大会指定人员每日将讨论的大致内容,向新闻记者及外界其他人士发布。会议讨论最终既不做结论,不寻求达成一致意见,不制定任何政策,也不寻求任何政治影响。学会的目标,在于发现事实,或谓找出太平洋问题的症结,而“让他人去制定治疗方案”。[]然而太平洋学会并非不寻求任何社会影响力,它把目标定在“教育”层面,即冀望于自身研究所获得的事实能够对“民意”(public opinion)产生影响。[]此外,在某些情况下,会员可能根据会议中取得的认识通过个人途径对官方政策施以影响,学会亦将之视作会员的个人行为,是会议的一种“副产品”。[]

学会的前两届会议均在檀香山举行,第三届会议,应日本分会之邀而在京都召开,第四届会议则应中国分会邀请在中国举办。这体现了太平洋学会当时对东亚事务的关注。此后,直至二战结束,学会的会议都在北美举行。


(2)研究工作

太平洋国际学会另一项重要工作内容是研究。相较于该会所组织的国际会议,其研究活动常不为外界所知,尽管如此,在学会看来,研究才是其工作的重心。

太平洋学会第一届会议结束之际,许多与会者感到,对一些问题的讨论过于空泛,因此决定,会议讨论应以事实、数据为依据。1926年年底,学会秘书处设置了研究干事(Research Secretary),由新西兰经济学教授康德利夫(J.B.Condliffe)担任。1927年春,学会复在太平洋理事会下设置国际研究委员会(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mmittee),首任主席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詹姆斯·T.萧特维尔(James T.Shotwell)。[]同时,为避免像第二届会议那样,议题发生“最后一分钟之变故”,学会加强了与各会员国的联系、沟通与协调[]。1927~1929年,总干事戴维斯(J.M.Davis)、研究干事孔德利夫(J.B.Condliffe)、研究委员会主席萧特维尔先后来中国进行考察,了解学术界状况,与一些研究机构、学者建立了联系。学会的第三届会议上,康德利夫等人所拟定的第一批研究项目获得了通过,其中有关中国、日本问题研究占据了多数。

第三届会议后,学会制订了《太平洋国际学会工作之概况》,阐释了学会的工作内容和工作程序。[]指出,学会工作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查研究、会议讨论、出版三项。“工作进行之程序,首为研究。择各种困难繁杂之问题,委托专门家研究之,以其结果,供下次之讨论。次为会议。会议讨论之内容,按照议程之次序,不仅限于指定研究之专题,尚有其他各委员之论文。三为出版。此会之集议,讨论完结,并不表决或标明政策,但将要点宣布于世,以之代表舆论而已。”[]三项工作相辅相成,构成一个赓续不断的研究过程。

根据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相关政策,它并不设立自己的研究机构,而是在各国分会的协助下,与各会员国中关心太平洋问题的研究机构及研究者进行联系。[]学会制定自己的研究计划、研究方向,当发现研究者或研究机构的兴趣、方向与之相契合时,即努力达成双方的合作,由学会提供经费、技术、人力、出版等方面的支持。研究成果则成为学会会议讨论的基础。

根据学会章程,“太平洋国交讨论会之经费,由各会员国捐助及由他方面募集之,但须尽量保障本会之国际性及国际共同管理之原则”。[]各分会每年须向总会缴纳会费。而学会的研究经费须由各会员国共同筹募,但在事实上,学会的研究经费主要由美国分会在美国募集。在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历史上,洛克菲勒基金会是其最重要的赞助者,1929年后,学会每年由该基金会获得5万美元的研究资助。在总部的研究计划之外,各分会自己主持的其他项目,则需自行解决资金来源。

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研究工作自其发端,即以中国、日本作为研究重心,尤其是前者。关于此问题,本书最后一章还将讨论,此处不赘述。


二 中国分会初期之概况


1.宗旨

太平洋学会第二届会议后,中国分会依照总会的章程,制定了自己的会章。根据章程,中国分会定名为“中国太平洋国交讨论会(China Group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宗旨为:“本会以研究太平洋上国际问题,努力国民外交,增进各民族间友谊及谅解。”[]相较于总会的章程,增加了“努力国民外交”这一富于特性的鹄的。


2.会员

会员由中国分会征聘产生。根据《中国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章程》,学会的会员有两种来源:“(一)凡曾被邀出席太平洋国交讨论会大会者;(二)凡与本会宗旨相同,热心国民外交,而经本会执行委员邀请者。”[]

最初的会员是以基督教青年会成员为骨干,从第二届会议起,为了淡化宗教色彩,扩大影响力,中国分会开始跳出基督教青年会的范围征聘会员和出席会议代表。不过,其负责人似乎并不着意于扩大组织,按照中国分会主任干事陈立廷的说法,“它的努力并不在会员的多寡,而在其中分子的诚恳和热心。质而言之,它的会员仍是极少数,而且它也不求会员多;但能在各国各地联络了少数的同志,逐渐谋国际的了解和国民的亲善,心愿就已满足了。就这一点而论,它进展的方法与普通国际的机关已觉不同,它不事声张,而由小及大,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谋少数志同道合的人的结合”。[]。1928年春,中国会员有50人。[]1929年,第三届会议举行后,中国会员人数增加到81人。[]

学会会员具有一些特点:其一,早期会员中,相当一部分人与基督教青年会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其二,由于太平洋国际学会所召集的会议以英语为工作语言,因而中国会员大多具有留学美国或英国的经历;其三,会员中汇集了众多知名学者、教育家、实业家、银行家、新闻记者、社会活动家。

从出席学会前三届会议的中国代表的职业分布来看,前两届会议,来自以基督教青年会为主体的社会团体的代表人数最多,来自学界及教育界的人数次之。具体情况是:出席第一届会议的中国代表共11人,其中3人来自学术界及教育界,4人来自社会团体(其中3人来自青年会);出席第二届会议的中国代表共14人,其中来自学术界及教育界的4人,来自社会团体的4人(均来自青年会)。到第三届会议时,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31名中国代表中,有16人来自学界及教育界,7人来自实业界,5人来自社会团体,其余则来自新闻界和医学界。这种情况也从侧面反映了青年会对中国分会影响的减退,以及随着学会研究工作的进展,学者在会员中所占比重的增加。

会员加入学会的原因可能各不相同,但大体都应认同学会的宗旨,相信通过国际交流能促成民族间的和解,从而达到世界和平的目标。以出席了第二、三、四届会议的陈衡哲为例。陈衡哲是清华早期留美学生,是当时知名的女作家、学者和活跃的社会评论家。她是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分会最早的女会员之一,也是早期会员中少有的非基督教徒。她之所以加入学会,可能主要是因为她是一个和平主义的信仰者,并与许多同代人一样,相信国际组织有促进世界和平的作用。自第二届会议归来,她评价说,“此类以人民为主体的太平洋会议,实是达到(按:谋求太平洋和平)目的的一个大工具”,前途未可限量。[]


3.组织机构

根据《中国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章程》,中国分会设置执行委员会、会董、主任干事。关于执行委员,规定:“(一)本会设执行委员九人,组织委员会,规划会中一切事务;(二)委员会有委员长一人,副委员长一人,书记一人,司库一人,由委员中互选。”1927至1929年,担任执行委员的有:余日章(委员长)、赵晋卿(副委员长)、方椒伯(司库)、王云五(书记)、黄炎培、朱经农、俞庆棠。中国分会历任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相当于会长)包括:余日章、胡适、蒋梦麟,其中胡适是两度担任此职。

关于会董,此章程规定:“本会设会董若干人,由执行委员议决聘请赞同本会宗旨之各界领袖担任之,人数得随时增添。”1927年至1929年,担任董事的有:蔡廷干、唐绍仪、伍朝枢、宋庆龄、梁启超、朱其慧、陈光甫、周作民、宋汉章、刘鸿生、周诒春、孙仲英、徐庆云、温世珍。

分会设主任干事一人,“由本会执行委员委任,秉承执行委员公决之议案,总理全会一切事务,遇必要时并得由主任干事酌量添聘干事若干人襄助工作”。“主任干事”,后来多称为“执行干事”,执掌中国分会日常事务,由于各执行委员通常自身事务繁忙,因此,对于中国分会而言,执行干事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发挥着十分重要。1925年至1950年,中国分会历任执行干事包括:陈立廷、刘驭万、刘裕棠。此处对1945年前的两任执行干事——陈立廷与刘驭万做一下简单介绍。

陈立廷(1882~1947),1925年起担任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分会执行干事,1932年中国分会改组,仍留任,但一直在假,由刘驭万担负实际工作,1933年陈立廷正式辞职。他是山东福山县人,出生于北京一个牧师家庭。1913年由清华学校毕业,赴美国留学,获耶鲁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1917年入哈佛大学。次年,赴法国为华工服务,1919年回国,应余日章之邀为基督教青年会工作,曾任北平青年会总干事和上海青年会总干事,1932年离开青年会。1930年加入国民党。1930年代起,他曾任参与国联调查团中国代表处专门委员兼总务处长、金城银行总行储蓄总部科长、中央银行秘书、参与英皇加冕特使团随从秘书、所得税筹备处副主任、中央银行人事处副处长、外汇管理委员会第四处处长、国民外交协会世界和平方案研究委员会委员、甘肃财政厅厅长、甘肃县长考试典试委员、甘肃省银行常务董事、中华慈幼协会常务理事等职。1947年年底在上海病故。其主要翻译作品有:英译《三民主义》(商务印书馆1927年出版)、英译《田中奏章》(中国太平洋国交讨论会1929年出版)等。[]

刘驭万(1896~1966),1932年代理中国分会执行干事,1933年正式任职,1947年因担任驻汉城总领事辞职。湖北宜春人,由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国留学,获欧柏林大学文学士、威斯康星大学政治硕士,回国后,一度在基督教青年会工作。1937年后,历任铁道部专员兼帮办、交通部专员、经济部物资局顾问等职。抗战胜利后,进入外交领域工作,历任驻汉城总领事馆总领事、驻韩国外交特派员、联合国驻韩委员会代表等,曾获韩国最高勋章。1949年去台湾,仍从事外交工作,历任驻日本代表团副团长、驻联合国“代表办事处”顾问兼处长、出席联合国七届常会“代表团”顾问、出席联合国八届常会“副代表兼代表团秘书长”等职、驻古巴“大使”等。1966年病逝。[]


4.中国分会的主要工作

可以想见,作为一个缺乏经费来源的民间组织,中国分会工作之进行颇不容易。与他国分会特别是美国分会相比,中国分会称不上活跃,其最重要的工作,是围绕每二或三年一度的国际会议进行各种筹备工作。每次会议前,中国分会需要与总会进行联络,讨论制定会议主题、议题、程序,协助总会进行会议筹备。同时,为达成自己的国民外交目标,分会需要进行本国的各项准备工作,包括选派代表、拟订自身议题、准备论文、筹募旅费、对外宣传等。在当时交通依然十分落后的条件下,每两年或三年,即需组织一个十数人至三十余人的代表团,远渡重洋参加国际会议,并非易事。难得的是,二十余年间,尽管中国分会一直处在经费支绌的状态,加以国内外局势的动荡,但它仍派代表出席了学会每一次会议,而且尽力履行了对总会的各项义务。

随着总会研究工作的开展,中国分会的另一项活动是组织研究工作。1928年后,中国分会逐渐加强与学者及学术机构的联络,制定分会研究计划并参与总会研究计划的制定,协助研究工作之进行,及相关成果的翻译、出版,并向总会提供中国相关问题报刊资料等。

京都会议所确定的学会第一批研究计划中,中国分会名下的项目有:

徐淑希:满洲政治问题,每年500美元;

南开大学:满洲移民问题,每年2000美元;

中国分会:治外法权与修订关税,1000美元(1929年);

何廉:天津的工业化,每年4000美元;

陈立廷:有关满洲研究的翻译,500元(1929年)等。

不过总的来看,自1925年由上海32个团体发起成立,至1931年前,中国太平洋国交讨论会在组织上一直未能完善。该会既无会所,也无雇员,参加前三届大会,“都是由一班热心的人自动尽义务办的”。[]按该会自己的说法,“工作虽在做,分会却还没有组织起来。连招牌都可以说还没有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