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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洲岛国华人社会的发展
  • 作者:费晟
  • 来源:大洋洲发展报告(2013~2014)
  • 时间:2014-08-01
  • 关键词:大洋洲岛国;华人社会;移民社会

长期以来,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对大洋洲岛屿地区的华人移民问题的关注都是不足的。原因并不难寻。首先,相比东南亚与美洲社会,这里并非近代历史上华人移民的主要输入地,海外华人社会规模不大。其次,从传统的地缘政治争夺看,这些地区不仅偏远而且似乎无足轻重。再次,这里也并非改革开放后新移民的主要目的地。[]然而,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些认识也存在一些偏差。首先,从近代史上看,这里是最早接受华人移民的海外地区之一,而且华人移民的绝对数量也不可小视。其次,随着中国全球利益的发展与调整,大洋洲的战略地位不断上升,华人社会成为拓展我国影响尤其是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纽带与载体。再次,当前太平洋岛国社会普遍脆弱和动荡,而华人新移民群体已经卷入甚至激发了当地的许多问题,这给我国海外战略的实施提出了新任务乃至新挑战,因此加强对大洋洲岛屿国家华人移民社会的研究刻不容缓。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扼要梳理华人移民社会在太平洋岛屿地区形成与离散的过程,明确新旧华人移民群体的特点,分析当前岛屿社会中反华情绪的成因与本质,以引发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岛屿地区华人移民社会形成的历史

可以确信,早在西方殖民者抵达之前,中国与太平洋岛屿地区就产生了密切联系,尤其是在更靠近东南亚的美拉尼西亚地区。比如,1605年西班牙航海家曾经证明巴布亚新几内亚岛附近部分岛屿是“久与中国人通商贸易之地区”。[]然而华人成规模移民大洋洲地区并对当地产生影响则源自19世纪50年代之后的华工出国潮,最根本原因是中国被强行吸纳入欧洲列强构建的全球殖民体系,中国劳动力资源开始接受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调配。

华人向大洋洲地区移民及离散需要分类理解。从移民类型上看,第一类是以移民澳大利亚及新西兰为代表的“赊单移民”。[]这些移民数目巨大,难以精确估测,因为相对而言他们属于自由个体移民,即并非由殖民地的劳务公司所征募。从1851年开始,一直延续到1900年左右,在地移民数维持在5万人左右。第二类就是殖民地劳务公司直接出面征募的“契约劳工”(indentured labor)。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新约后,中国劳工出洋完全合法,于是从19世纪60年代起这种形式的募工便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都广泛存在,俗称“猪仔”。[]被直接送往太平洋岛屿地区的华工大多就是此类契约工,近至巴布亚新几内亚,远至法属波利尼西亚的地区均是其目的地。原因大体有两个:第一是太平洋岛屿地区迟至19世纪中后期才相继沦为列强的殖民地,用工需求也就到那时才激增;第二是岛屿地区自然与生活条件更艰苦,不通过有计划地乃至强征雇工就无法引入劳动力。因此从移民直接输出目的地来看,华人在大洋洲的离散是先集中于澳大利亚,然后波及岛屿地区。当然其中亦有许多可能是从澳大利亚再移民至周边岛屿地区的。[]

以下是有关华人劳工在大洋洲岛屿离散的概况。[]

法属波利尼西亚:1861年,经由香港开始向此地输送契约劳工。在官方有确切记录的年份中,规模维持在320~350人/年。截至1931年,法属波利尼西亚人口中有华人4056位,约占当地全部人口的1/10。

法属新喀里多尼亚:1860年开始经广州和澳门开始输入中国劳工,至1870年总计约500人。1923年后逐渐递增,至1931年亚裔人口达到12000人,其中华人规模不详,但仅次于越南人和爪哇人。

斐济:19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经由厦门和汕头招募华工,至1913年已经吸收4000余人,至1934年华人规模为1436人。

巴布亚新几内亚:英、德、荷属殖民地都曾输入华工。英属部分在19世纪70年代开始有华工从澳洲被调入,荷属部分一直存在华人商贩,20世纪20年代后开始输入华人劳工,至1935年人数在3000人左右。德属部分1885年起经由汕头和香港开始输入华人工人,一度维持在2000人以上,1900~1914年累计又有3500人被招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属部分殖民地归澳大利亚统治,继续征召华工。20世纪20年代有华工2000人左右,商贩散工近1000人。至1935年,在当地注册的华人有1448人。

瑙鲁:1906年经由汕头开始招募华工,然后于1907年、1911年、1913年三次统一征召华工,累计又有3700多人。由于后续劳动力补充不足,至1921年仅剩597名华人。1922年开始又从香港招募华工,三年内招收近700人。后又断断续续由澳大利亚出面征召华工,到1935年华工数量为921人。

西萨摩亚:1900年被美、德瓜分后,美国禁止中国劳工入境,德国则引进华工开发种植园,经汕头和香港招工。1903~1914年共引入近4000名华工,至1925年岛上华工有2312人,至1936年萨摩亚境内华工据统计有503人。

根据上述情况,可以对历史上华人移民向大洋洲殖民地输出的概貌得出以下判断。首先,劳务输出是大洋洲岛屿国家吸收华人移民的主要形式,这是中国被拖入西方列强构筑的全球殖民体系的结果。中国与太平洋岛屿世界产生直接联系的时间至少已经有150年。其次,非法用工的情况在各地都存在,华人移民大洋洲岛屿地区的数量有数万人的规模,遗存的华人足以维持在地的海外华人社会。再次,珠三角、潮汕地区与闽南部分地区是太平洋岛屿最初的华人移民的来源地。从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移入的华人移民也是岛屿华人来源的一部分。最后,华人移民不仅从事农矿开发工作,也有相当数量的人成为小生意人或者从事其他第三产业之职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密克罗尼西亚与美拉尼西亚部分岛屿被日本侵占或沦为战场,许多华工被迫转移到澳洲或其他岛屿,比如瑙鲁的华工就被撤离到吉尔伯特群岛。这加剧了区域内华人社会的离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待遇苛刻的契约华工输出制度普遍被废止,许多作为托管地的岛屿也发布了华人移民禁令,由此一来,华人成批量、有组织地向太平洋岛屿地区移民也就停止了。此时该地区既有的华人移民都可被视为广义的第一代移民,只要没有回国,均会充分本土化(通过入籍归化或者联姻)并且转向经贸行业,后来在当地社会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与当地各方面的关系也比较融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华人移民社会普遍出现了加速本土化的现象。在此我们以大洋洲岛屿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华人社会规模最大的巴布亚新几内亚为例展开分析。此时华人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两个。第一,多数有华人移民群体的岛屿殖民地实际沦为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托管地。各托管当局都坚决推行澳大利亚国内的“白澳政策”,即禁止中国人继续移民,所以既有的华人社会加剧凋零或为了生存而与原住民加速通婚融合。第二,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绝大多数岛国华人群体中断了与大陆的联系,但“回归”台湾的条件又不具备,结果他们加速融入当地社会。大概到20世纪50年代末,澳大利亚开始允许在托管地出生的华人入籍。1966年澳洲托管当局统计数据显示,总共有2455名居民自认是华人,其中生于中国的华人是566人,但只有282人还保留中国国籍。[]到20世纪70年代,当时的华人社会基本上与海峡两岸都不再有密切联系,其中国认同也进一步淡化。如1971年,巴布亚新几内亚有5万外籍人士,其中华人有3500人,但几乎全部放弃了中国国籍或出生在当地。到2000年时,这种情况已经发展到人口普查中不再关注是否有中国人,因为几乎全部华裔人口都已经是巴新籍或澳籍。[]华人与当地土著通婚尤其强化了华人社会的本土化,其积极意义在于许多本土化了的移民在当地社会能迅速取得突出影响力。比如祖籍广州台山的陈仲民(Julius Chan)爵士,他生于1939年,父亲是种植园引进的华人契约工人,母亲是土著居民。陈仲民完全融入了当地社会,两次当选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事实上,类似情况在所罗门群岛、汤加、萨摩亚、斐济等并不鲜见。


新华人移民社会的形成及大洋洲岛国当前的反华情绪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洋洲多数岛屿地区摆脱托管身份实现独立或自治,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其移民政策。各岛国均把发展商贸和吸引外资视为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手段。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等前宗主国固然继续通过必不可少的民事援助手段施加影响,但是这些国家移民政策的开放度是大幅提高了的。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废止“白澳政策”特别是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后,澳大利亚自身也摆出了吸收亚洲移民的姿态。从80年代中期起至90年代,澳大利亚实行“脱欧入亚”的国家发展战略,这也使得大洋洲岛国放松了对亚洲移民的管制,促成了华人新移民群体在大洋洲岛国的发展,也就是所谓“新华人移民”群体的诞生。

以新移民群体增长较快较多的巴布亚新几内亚为例。新华人移民的来源大体有三个。第一个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南亚华人企业在巴新开展资源开发活动,特别是森林砍伐活动。这些企业使用东南亚工人及华人工人建立了一整套的伐木业流水线,并且从一开始就与地方官员发生灰色关系,借此谋求利益最大化。这种来自马来西亚及印尼的华人务工者总计有6000人左右。[]

第二个是进入21世纪以来越来越常见的中国劳工,即中国国有企业开发巴新矿产及其他资源带来的大量务工人员。这些公司往往遵循国内的习惯,对国际劳工法规和当地风俗不够熟悉,结果许多务工人员的日常活动引起当地人的反感。比如2007年就有报道批评:“中国公司不遵守国际劳工组织通行的标准,矿区工地上的公共厕所是露天的而且是男女共用的,中间就隔着一堆原木,极其侵犯隐私。”另外,中国工人私下不分日期与场合的饮酒、聚餐活动也违背、触犯了当地人的一些习俗或禁忌。[]

第三个来源最为复杂,也难以统计人数,那就是“未经许可”(unsanctioined)以个人身份进入的中国人。应该说,以个体经商者身份出境谋生是近年来中国人全球移民的重要途径,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大洋洲岛国也不例外。但是此类移民许多涉嫌偷渡或者以短期签证入境后逾期不归。这些个体户多来自福建与广东,主要是在居民区从事小商铺和经营饭店。结果引起当地舆论的不满,因为他们除了兜售根据当地法律不可随意出售的酒类饮料外,还通过大规模倾销中国制造的廉价商品导致当地同行破产。[]更有甚者,还有人从事有组织的贩毒售毒以及拐卖人口活动,屡次被当地警察查获。[]也有一些华人偷渡到巴新是为了进一步偷渡至澳大利亚,这也引起了当地社会一些人的反感。大体而言,新华人移民群体与老一代华人移民社会少有交集,他们对当地文化和法规了解不足,尊重与沟通也相对有限。

自2005年以来,因为长期积累的内部发展不平衡问题(以巴新、所罗门群岛为代表)以及社会政治运作不畅问题(以汤加、斐济、基里巴斯为代表),整个大洋洲岛国区域大范围出现了政治动荡与社会骚乱。在这些社会骚乱中,有大量仇富和反社会的打砸抢行为,华人生命财产安全遭受了重大威胁和损失。在欧美媒体的报道与分析中,当地族群的反华情绪似乎是这些社会骚乱的重要原因之一。尤其是在所罗门群岛的骚乱中,大量华人商铺和居所被毁。然而,通过分析,我们认为这种判断过度强调了华人新移民的错误,忽略了这些社会内部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即岛国社会在现代化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新华人移民群体与当地族群在低端零售产业出现了激烈竞争,而华人业主的经营能力与特点在极大程度上排挤了当地同行。

事实上,整个大洋洲岛国地区的财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援维持,而前宗主国的大型企业主要是利用大型项目掌控天然资源开发行业,很少涉足岛国社会经济部门中的第三产业。鉴于当地人有限的资本与技术,他们大多也只能从事一般服务业,因此,第三产业经济活力不足。因而,汤加、萨摩亚等岛国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推行“外汇换护照计划”以吸引投资移民。截至1998年废止时,大致有近千华人利用这个契机移民,而抵达之后的华人几乎都是从事商业,他们很快主导了当地的第三产业。以汤加为例,该国72%的个体生意控制在中国移民手中,而在汤加总共11万人口中,华人只有4000人。原因是中国移民专注于零售业——他们是做小本生意的,比较好运作,还能轻松利用在中国国内的资源并且很容易得到家人、亲戚和朋友的建议与支持。[]但是,即便在社会骚乱中,是否存在针对华人的袭击也是值得商榷的,比如在汤加2006年的骚乱中,首都80%的CBD区域在暴乱中被捣毁,而其中只有25%左右的中国商铺遭受损失,相对是很少的。在许多暴乱分子试图烧毁商铺时,普通市民出面阻拦甚至保护商铺,包括中国人的商铺,因为担心纵火会危及自己的居民区。[]汤加社会动荡的主要原因是对国王专权的不满,即使最公开的反华主张也是围绕限制国王权力展开的,因为“人们担心国王擅权,在一夜间直接凭个人意志就批准400个中国人移民汤加,进一步加剧行业竞争”。[]可以说,岛国社会的反华情绪主要是当地阶级冲突导致的,华人个体户影响力问题只是相关议题之一。我们对新华人移民群体与当地民众的龃龉,最好从法律冲突维度加以理解,而不是过分从民族冲突维度加以分析。萨摩亚最大的报纸《萨瓦利》(Savali)甚至刊文指出:“指责中国移民,说他们勤奋工作、经济上能干是不公平的。他们对南太平洋经济做出巨大贡献。与其抵制华人,不如学习他们怎么做生意。”[]

不过,从2012年至2014年的情况看,太平洋岛国社会反华情绪的增长也与中国大企业在当地越来越强势的投资有关。因为该区域的经贸领域普遍被华人移民群体控制之后,大型投资行为如果也被中国资本“垄断”,必然引发复杂的联想。比如萨摩亚试图加大力度推进旅游业的发展,而中国公司对此表现出浓厚兴趣。2013年初,一家中国公司在首都阿皮亚附近获得了202公顷土地的使用权,打算修建宾馆、高尔夫球场,但是由于公司内部的问题,项目迟迟未动工。而不久以后北京的一家公司则试图继续类似的项目,包括租用土地160年同时要求免税。该公司还要求有权从国内引入3万名自己的工人而工作合同最短为三年,此外所有相关中国人在萨摩亚的生活和购物免税,所需建筑材料将从中国国内进口。另有一些报道称该公司需要额外的土地以建设机场、医院、学校与幼儿园,但是要求只能先满足中国人的相关需求。对此,萨摩亚反对党领袖法珀(Palusalue Faapo II)公开表示:“这极其荒谬,这充分说明萨摩亚渴望投资到了令人绝望的程度,而一旦允许这样的中国人进入萨摩亚,我们会被轻易榨干。”萨摩亚现任首相赛勒勒(Tuilaepa Sa’ilele)一直隐瞒这个项目,而他在消息泄露后也被迫公开表示“中国人很愚蠢”。反对党领袖强调使用“中国人”(the Chinese)而不用“中国机构”“中国企业”这种表述,很大程度上煽动了一种反华情绪,而在萨摩亚目前的18万人口中,近3万人带有华人血统,这种表述很容易激起当地的族群对立。反对党领袖在2005年的一次发言中抱怨“中国人太多了”,现任旅游部长凯尔(Joe Keil)当时就予以回击,因为他本人就有中国血统。[]


小结

华人社会在大洋洲岛屿地区的离散比较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一个与晚清时期中国劳工的海外输出有关,另一个与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年来经济活动迅速国际化有关。这两种背景下形成的岛国华人社会具有鲜明的差别。新华人移民与当地社会的融合度较低,而且直接卷入了当地的社会冲突。就最近几年的情况看,新华人移民与当地社会的龃龉有加剧的趋势,对此还有若干议题有待深入研究和分析。首先,不宜过分夸大族裔冲突的问题,要对西方媒体就这一问题的渲染进行舆论引导,并思考如何加强与当地社会的沟通。其次,应该做好应对大洋洲岛国内部政治斗争中炒作族裔冲突议题的准备,要思考炒作反华议题的政治势力上台后的相应对策。再次,国内有关部门需要对新移民加以引导和培训,不应仅简单表态谴责新移民的不检点行为,也不是仅做好领事保护或及时撤侨即可,应思考学界与政府实务部门如何协作的问题。最后,国内有关部门应该对中国企业行为的文化与社会影响予以充分考量,除了要求尊重当地法规外,要考虑通过援助为当地经济“造血”的可能,思考中国大型投资企业与中国政府管理部门如何合作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