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使用IE8.0以上版本的浏览器浏览本网站
会员登录
提示

该资源为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自有研究成果,请登录查看

“当前的中澳关系”学术讨论会简报
2020-06-23

2020年6月20日下午,“当前的中澳关系”学术讨论网络会议顺利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亚太学会大洋洲研究分会主办,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承办。中国亚太学会大洋洲研究分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汪诗明教授首先致辞。他代表主办方和承办方向与会的专家和学者表示感谢,也感谢线上旁听的大洋洲研究分会的同仁们。会议分三个时段进行,会时五小时(14:00—19:00)。

 

第一阶段:会议由汪诗明教授主持,做主题报告的有汪诗明教授、澳大利亚智声传媒CEO、澳大利亚上海同乡会荣誉会长张智森先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周方银教授、中国现代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所所长刘卿研究员。

 

第二阶段:会议由周方银教授主持,做主题报告的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国际问题研究》编辑部主任赵青海、中山大学大洋洲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喻常森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徐秀军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丁斗教授。

 

第三阶段:会议由赵青海研究员主持,做主题报告的有中国矿业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翟石磊副教授、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许少民副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博士后张文杰、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博士后孙通。

 

第四阶段:自由讨论,由刘卿研究员主持。

 

会议总结:汪诗明

 

下面是专家学者发言观点摘要(专家学者提供,观点自负):

 

汪诗明(“对当前中澳关系现状的若干思考”):当前的中澳关系处在自1972年两国建交以来一个比较困难或令人困惑的时期,这是中方不愿意看到的局面。中国重视与澳大利亚的关系,一直站在战略的高度来审视和处理双边关系中出现的分歧与矛盾,这也是两国贸易额逐年攀升、澳对华贸易保持巨额顺差的重要原因之一。建交近四十余年来,两国关系总体上保持向前发展态势。如果说1972年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这是澳大利亚外交战略领域所发生的一次最激进的变化,那么与中国保持友好互惠合作关系不仅是澳大利亚外交战略的明智选择,也可视为“二战后”澳大利亚外交领域所取得的最突出的成就。这是因为,澳大利亚的主要双边关系主要分布亚太地区。澳美两国同根同源,是同盟关系,同盟关系是当下最高水平的国际关系,不太需要用心经营。澳日关系是准同盟关系,是一组比较亲密的双边关系,人为痕迹明显,且又受制于澳美同盟关系,因此,澳日关系与澳美关系不可同日而语,甚至有本质性区分,澳日关系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因素的张力。澳大利亚与印尼关系较为独特,是全面伙伴关系,但由于受到宗教文化、非传统安全问题等因素的影响,两国关系时而受到高度重视,时而归于平淡,时而出现紧张局面。只要谨慎对待双边关系中的一些敏感问题,澳印尼关系就能保持平稳。澳中关系其实并不复杂,没有历史问题,无领土领海纠纷,但中国是一个世界性大国,中国对外战略是全方位的,而澳大利亚只是一个区域性中等国家,对外关系有限;中澳社会制度、管理体制和价值观念有宵壤之别,这就决定了两国的互惠合作并不是件顺风顺水的事情。对于依赖中国市场的澳方来说,保持与中国长期友好合作关系就是对其外交智慧、外交能力的最佳考验。

 

张智森(“澳大利亚视角下的澳中关系:当前僵局与审视角度转换”):一个稳定健康的澳中关系,既符合澳大利亚现实经济利益,也符合澳大利亚的长远政治利益。最近几年澳中关系一直朝低点走,从澳大利亚的视角来看,这与澳大利亚当前的矛盾心态和现实处境有关,包括澳大利亚一直以来的优越感与对当前自身实力不自信的矛盾;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不断加深与政治对立日益显化的矛盾;深化经贸合作关系与担心过度依赖中国的矛盾;联邦政府、安全、情报、军界、媒体与各州政府、商界、农民的利益与立场不同的矛盾等。一个健康的澳中关系的经营需要摒除情感因素,从现在与将来的全面国家利益角度来作客观理性的思考。中澳双方应寻求沟通管道,共同促进双边关系健康发展。

 

周方银(国际变局下澳大利亚对华心态与中国的应对”):在新冠肺炎疫情以及本国经济下滑的背景下,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心态变得更加复杂。澳大利亚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关键盟国,基于其西方身份,难以对中国的抗疫表现进行客观评价。未来如果中美战略竞争进一步加剧,澳作为“五眼”国家,在中美两国之间选边站队的压力会进一步增大。虽然澳大利亚在很多问题上总体站在美国一边,但民调显示,近几年来,澳大利亚人对美国的好感度呈下降趋势。2020年5月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公布的民调显示,有63%的澳大利亚人认为美国的抗疫表现非常差,27%的人人认为美国的抗疫表现比较差,53%的人认为,疫情后美国的实力不如以前强大。在国际体系权力转移的背景下,中国要保持耐心,理解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心态的复杂性,中澳两国在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稳定性方面,仍有着重要的共同利益。

 

刘卿(“中澳经贸关系需要新视角”):面临中美竞争加剧,澳大利亚越来越难以从中找到平衡点。澳大利亚是一个年轻国家,缺乏老练的外交手段,先前的对外战略都是“一边倒”,不是靠英就是靠美,没有在大国博弈间寻找平衡点的经验。可以说,目前看,澳大利亚在中美竞争中就是“选边站队”,对华外交从属于美对华政策。中美关系的风向可以从中澳关系率先窥见。澳大利亚对美对华政策风向把握过度,见风就是雨,甚至挺在美国前面。如果澳大利亚无助于改善中美关系,又无助于改善中澳关系,其战略分量自然下降,中国也就没有那么迫切地去改善中澳关系。在这种政治格局和气氛下,中澳经贸关系难以好转,也决定澳大利亚仍然承担一些后果。后续不排除双方贸易摩擦面扩大的可能性。当前与澳大利亚相比,中国经济整体上已走出疫情困扰,复工复产的水平较高。即便是美国,也看到中国经济韧性,也希望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定继续履行。鉴于澳大利亚在中国外交中的价值下降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既竞争又合作特性,澳大利亚对华外交需要保持灵活性,在中美间争取更多的回旋空间,确保双边经贸关系依然成为中澳关系支柱。总的来说,中澳经贸关系的风险与挑战增多,前景不容乐观。但是,双方能够对政治互信关系下滑踩刹车,以政促经,那么中澳经贸关系依然前景可期。

 

赵青海(“中澳关系中的美国因素”):由于澳大利亚将与美国的同盟关系视为外交的基石、安全的保障以及地区强国地位的依托,因而在政治站位上早已选择美国。澳对华政策的消极举动,一方面是美方压力使然,另一方面则是澳为防止美国战略收缩及应对“美国优先”,主动分担责任,显示对联盟忠诚以期拉住美国的献媚之举。美国因素并非中国对澳政策的优先考量,但加强中澳合作,争取澳在中美之间采取相对中立的立场,一直是中国对澳政策的目标之一。澳不断采取损害中方利益的政策,迫使中国不得不对其予以反制,这种惩戒意在警告澳不应以损害中方利益来强化与美同盟关系。在中美战略博弈加剧且呈长期化趋势的背景下,中澳关系受美国因素的负面冲击可能加深。澳能否客观理性看待中国的地位和作用,妥善处理中美在其外交中的定位,将深刻影响中澳关系的未来发展。

 

喻常森(“社会价值观因素对中澳关系的影响”):近年来,中澳经贸关系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而中澳外交关系却在整体上出现下行趋势。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中澳关系的走势?对一个国家的外交决策者来说,国家利益的界定主要是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但是,人们却往往忽视了一个更加根本的因素,那就是价值观外交。价值观因素在对外政策中更少表现为一种自我利益的实现,而是更多地表现为国家奉行的规范和对国家的自我意识的关注。作为一个中小国家,澳大利亚认为,只有国际社会普遍接受了“基于规则之上”的国际秩序,并将这种规则(规范)“社会化”成为所有国家,特别是崛起中的大国的对外政策,并随之建立一套与之相匹配的国际制度,澳大利亚才会变得更加安全和自信。中澳价值观外交斗争实质是国家利益包装下的意识形态对立,其态势将长期维持,成为两国外交关系深层次的不稳定因素。中国快速强势崛起对澳大利亚倡导的、以美澳同盟为支撑的“基于规则之上”的亚太国际秩序构成了巨大的挑战。这是一种国际权力转换引发的结构性矛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难以得到根本解决。

 

徐秀军(“中澳关系的战略定位与现实选择”):中澳都是亚太地区的重要成员,在促进地区和全球发展繁荣方面拥有共同利益和责任。长期以来,中国为澳大利亚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由于澳大利亚对中国缺乏政治与战略信任,近年来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经常受到很多干扰。在此背景下,中国应重新定位中澳关系在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并立足现实推动中澳关系向好发展。在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推动中澳关系发展的现实选择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加强目标、利益、途径和规则等明确的务实合作,并且能够产生明显实效;二是推进经贸、投资、金融、气候变化、教育、科技和城市等功能领域的合作,以功能合作作为改善双边关系的突破口;三是注重区域、跨区域和全球层次的多边合作,通过多边合作与协调化解双方误解和分歧。

 

丁斗(全球化情势下澳大利亚经济的脆弱性):当前中澳关系处于历史低点,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澳大利亚充当美国的急先锋,在一些问题上故意找中国的麻烦。澳大利亚一方经常声称它面临所谓的安全与经济之间的困境,从而为自己的对华敌意行为寻找开脱的理由。很多美国的盟国,例如日本、韩国、加拿大、英国,都有和澳大利亚同样的所谓安全与经济之间的困境。但为什么澳大利亚更愿意充当美国的急先锋呢?我认为,原因比较多,其中一个很少被注意的原因是澳大利亚对自身未来的焦虑。面临未来的全球化和新产业革命的浪潮,对于自己如何嵌入全球生产体系和供应链体系,地缘孤立、制造业空洞化、服务业虚弱的澳大利亚,更没有竞争力和底气,从而愿意把自己的希望更多地与美国捆绑在一起,更愿意做美国的影子,因为影子神气,影子才能跟着神气。

 

翟石磊(“疫情背景下中澳能源合作问题”):澳大利亚资源能源储量丰富,是世界铁矿、煤炭、液化天然气、铝、铅等资源主要出口国。近些年来,中澳两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形成了产业链接、贸易互补的关系。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球能源资源需求疲软,能源资源贸易在促进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稳定中澳关系中具有压舱石和平衡器的作用。但是,澳方对华合作存在信任赤字和贸易政治化倾向,导致双边合作依然停留在较低层次;这既不符合两国经贸关系的现实,也不利于双边合作的长期发展,构成了中澳能源资源合作中的结构性问题。因此,澳方需在对华能源资源合作中“去政治化”,剔除两国合作中的障碍,提升两国合作水平,促进符合双方利益的新型能源资源合作关系的构建。

 

许少民(“论中澳关系新常态”):冷战后,澳大利亚对华关系基本模式是先强调中国的安全威胁并表现出对华强硬的姿态,但后来基调逐渐发生变化,反而强调与中国的友谊与合作。从霍华德到阿伯特政府,大体都遵循这个模式。但是在特恩布尔政府时期,中澳双边关系摩擦时间之长,涉及领域之广,影响程度之大确实比较罕见。从2016年至今,中澳双边关系持续下滑或停滞,改善进程显然不如中方所期。在特恩布尔政府时期,澳对华战略判断发生根本变化并已“重置”对华政策,中澳关系进入以摩擦和冲突为主的“新常态”。尽管双方关系不至于破裂,但仍有可能长期保持低迷状态,亦即“可控的紧张”状态。在对华政策上,莫里森总理的态度虽然比特恩布尔积极一些,但初衷还是避免中澳关系全面恶化,并没有将中澳关系的改善至于首要地位。对莫里森政府而言,对内是谋求经济发展和政府机构改革,对外是巩固美澳同盟体系并扩展“中等强国”联盟网络,对华关系并非重中之重。值得注意的是,如同特恩布尔政府一样,莫里森政府内部在对华战略问题上依然面临着安全逻辑与经济逻辑的冲突。一些外交官和政府机构内部的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他们对莫里森政府对华战略的影响不如国家安全机构的官员,他们正在被边缘化,这令他们感到忧虑。经济逻辑讲究利弊权衡。反过来,安全逻辑较少权衡利弊,则是倾向于以一种“全输全赢”的绝对斗争心态去思考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对华战略的焦点放在同中国建立广泛的外交联系,以及打开贸易和投资市场,因此外交部和国库部的意见占主导地位。如今,澳安全机构的主流看法是澳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是5G、确保稀土等关键资源的供应、预防外国对本国民主体制的干涉、保护私人数据和关键基础设施免遭网络攻击、发展诸如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等军民两用技术。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安全机构冲在前面,对安全、经济和技术的前所未有的复杂关系建言献策。国防和情报机构的政策影响力明显上升,在很大程度上会掣肘中澳关系的改善。

 

张文杰(“澳大利亚国内关于澳对华政策的争论与反思”):近年来澳大利亚政府在南海、涉疆和港台等事务上频频向中国发难,导致两国关系持续低迷不前。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澳政府首先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对华关闭边境,后又在美国的授意下,在疫情源头及早期应对等方面对华进行无端指责,使两国关系雪上加霜。目前澳国内在对华政策上出现争论,按其观点和主张,可分为“强硬派”和“缓和派”。两派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澳是否应在新冠疫情国际调查中发挥“领导”作用、能否实现与中国经济的“脱钩”,是否应主动对华释放善意来改善对华关系以及是否追随美国的对华竞争战略等。争论的实质是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如何更好地维护澳自身利益。未来,澳国内围绕对华政策的争论可能会更加激烈,也势必会对澳联盟党政府的对华政策调整产生影响。

 

孙通(“体系与国内双重压力与当前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调整是其面临的体系和国内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而言,在中美竞争日益升级的外部环境压力以及澳国内精英对中国“修正主义国家”的高度共识和要求对华遏制的国内压力影响下,澳大利亚偏离了原有基于中美双边依赖结构的理性“对冲”行为选择模式,转而成为美国反华遏华的马前卒和排头兵。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背景下,未来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走向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国内对中国的身份判定和对中国对外行为的威胁认知程度。一旦澳国内形成对中国高威胁感知和低合作预期的精英共识和凝聚力,中澳关系将持续走低,甚至不排除对一直稳固的中澳经贸往来造成不利影响。